凌虚台记

凌虚台记

【原文】

国[84]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85]山者，莫近于扶风[86]。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87]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88]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89]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90]也。昔者荒草野田，露露之所蒙翳[91]，狐虺之所窜伏[92]。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93]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94]。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95]，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96]荆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97]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释】

[84]国：指都市，城邑。这里用如动词，建城。

[85]丽：挨着，靠近。

[86]扶风：宋称凤翔府，这里沿用旧称。

[87]杖履：拄着拐杖出行，指老人出游。

[88]髻（jì）：挽束在头顶上的头发。

[89]从事：宋以前的官名，这里指属员。作者当时在凤翔府任签书判官，是陈希亮的下属。

[90]知：预知，事先知道。

[91]蒙翳（yì）：掩饰，遮盖。

[92]虺（huǐ）：毒虫，毒蛇。窜伏：潜伏，伏匿。

[93]相寻：相互循环。寻，通“循”。

[94]秦穆：即秦穆公，春秋时秦国的君主，曾称霸西戎。祈年、橐泉：据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雍》，祈年宫是秦惠公所建，橐泉宫是秦孝公所建，与本文不同。传说秦穆公墓在橐泉宫下。汉武：即汉武帝刘彻。长杨、五柞（zuò）：长杨宫，旧址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本秦旧宫，汉时修葺。宫中有垂杨数亩，故名。五柞宫，旧址也在周至县东南。汉朝的离宫，有五柞树，故名。仁寿：宫名。隋文帝（杨坚）开皇十三年建。故址在今陕西麟游县境内。九成：宫名，本隋仁寿宫，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五年重修，为避暑之所，因山有九重，改名九成。

[95]颓垣：倾塌的墙。

[96]禾黍：禾与黍。泛指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

[97]或者：有的人，有人。

【译文】

城市建设在南山脚下，饮食起居自然都与山接近。四面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城市之中靠近山的，没有比扶风城更接近的了。在离山最近的地方要看到最高的山，应该是必然能做到的事。但太守的住处，一开始还不知道附近有山。虽然这对事情的好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按事物的原理却不应是这样的，这就是凌虚台修筑的原因。

还没有修建此处之前，陈太守拄着拐杖穿着布鞋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山峰重峦叠嶂的样子正如有人在墙外行走而看见的那人发髻的形状一样。陈太守说：“这必然有不同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台子修到高出房檐才停。这之后有人到了台上的，都恍忽不知道台的高度，而以为是山突然活动起伏冒出来的。陈公说：这台叫凌虚台很合适。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下属苏轼，让我写篇文章来记叙这件事。

苏轼回复陈公说：“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这里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被霜露覆盖的地方，狐狸和毒蛇出没的地方。在那时，哪里知道今天这里会有凌虚台呢？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会不会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我曾试着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看到其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遗址，其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遗址，其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回想它们曾经的兴盛，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何止百倍于区区一座高台而已呢？然而几百年之后，想要寻找它们的模样，却连一点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的田亩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会怎样呢？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依靠，更何况人世的得失，本就来去匆匆？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长久依靠的东西，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我将这些话告诉陈公后，回来之后为他写了这篇记。

【解析】

这篇记文是凤翔府太守陈希亮在凤翔东湖建筑一座土台时请苏轼为他写的。文章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与当时一些士大夫的消极颓废、吊古伤今的思想相比，更显得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