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达祖、吴文英：

词失之肤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南宋词的整体评价颇低，除了人称“词中之龙”的辛弃疾，对其他词人都多有诋斥，甚至干脆全盘否定。这种观点提出后，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被众多学者认为是情绪化的偏颇之见。王国维之所以作出这种论断，其主要标准便是词之“境界”的高下有无，其实在他这样的“偏见”背后，隐藏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体现着他对文化的选择。当我们从文化层面来探讨王国维的词论，可进一步加深对于这位国学大师的理解。

在评论几位南宋词人时，王国维是这样说的：

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

对于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等人，王国维认为他们的词有个共同点——肤浅，虽是南宋社会风气使然，但也因为这些人的文才确实有限。近人舍弃真正的大家，而推崇这些平庸之才，令王国维费解得很。

“周鼎”与“康瓠”的差距

“弃周鼎而宝康瓠”一句，出自贾谊《吊屈原赋》：“乌呼哀哉，逢时不祥。……斡弃周鼎，宝康瓠兮。”周鼎乃是国之重器，康瓠不过是价值低廉的酒壶。

王国维的这番感慨，是因近人师法南宋词而发。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周密、陈允平等南宋词人都不过是“康瓠”般的庸才，北宋词人才是周鼎一样的良才，可近人居然颠倒价值，对那些肤浅的人顶礼膜拜，实在难以理解。

王国维所说的“肤浅”，应是指他们追求的是形式上的华美，在所谓“寄托”上极为相似，缺少个性化的情绪表达，以致这些作品表面上有所不同，可内容却惊人的一致。南宋词的类型化的确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分析其原因，王国维认为大致有两点：

首先，南宋时期已经不是词体昌盛的时代了，这些人无力对抗文体始盛终衰的规律；其次，以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的南宋词人们，创作的天资欠佳、才能有限，所以这些人也无法从个人的层面上去超越文体的局限。时代和个人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令南宋词大幅度地整体衰落。

王国维评断词的高下，最看重的当属“意境”。客观的外在世界，以及由喜怒哀乐各种感受构成的心境，是境界中不可或缺的两部分，互为表里。那么，为何南宋词人会丢了“境界”呢？

以“境界”论两宋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王国维是这样看待的，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初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在对两种学派作出这番评价后，王国维又进一步指出了双方在文学上表现出的差异：诗歌为北方学派特有，南方学派仅有散文这种文学形式。这是因为“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学派是入世的，要“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凭借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为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题材和情感积淀；而南方学派的理想是遁世，“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

王国维将屈原推为融合了“南方人之想象”与“北方人之感情”的诗人代表。这种南北文化的结合，令屈原成为先秦文学中最闪亮的明星，为后世文学树立起新的标杆。而将北方学派积极入世的激昂，和南方学派的瑰丽想象，在词中加以结合的辛弃疾，同样伟大。“南宋唯一稼轩”，可见王国维对他是推崇之至的。

南宋词人追求的多为清雅之境，辛弃疾继承的则是苏轼的豪放。辛弃疾写下了许多壮怀激烈的佳作，堪称豪放一派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感受到他的爱国热情，以及报国无门的惆怅。王国维论词，看重的乃是其中的文化、精神，而史达祖、吴文英等人欠缺的正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