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晓莉

【原文】：

陌上桑(2)

日出东南隅(3)，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4)，自名为罗敷(5)。罗敷喜蚕桑(6)，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7)，桂枝为笼钩(8)。头上倭堕髻(9)，耳中明月珠(10)。缃绮为下裙(11)，紫绮为上襦(12)。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13)。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14)。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15)。

使君从南来(16)，五马立踟蹰(17)。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18)?“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19)。”使君谢罗敷(20)：“宁可共载不(21)?”罗敷前置辞(22)：“使君一何愚(23)!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24)。何用识夫婿(25)?白马从骊驹(26)；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27)；腰中鹿卢剑(28)，可值千万余(29)。十五府小史(30)，二十朝大夫(31)，三十侍中郎(32)，四十专城居(33)。为人洁白皙(34)，鬑鬑颇有须(35)。盈盈公府步(36)，冉冉府中趋(37)。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38)。”

上邪(39)

上邪(40)!我欲与君相知(41)，长命无绝衰(42)。山无陵(43)，江水为竭，冬雷震震(44)，夏雨雪(45)，天地合(46)，乃敢与君绝(47)!

有所思(48)

有所思(49)，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50)?双珠玳瑁簪(51)，用玉绍缭之(52)。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53)。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54)!鸡鸣狗吠(55)，兄嫂当知之。妃呼稀(56)!秋风肃肃晨风飔(57)，东方须臾高知之(58)!

【解读欣赏】：

汉乐府指由汉代乐府机关所采集并演唱的诗。乐府原是制乐机关的名称，创立于秦代。汉武帝时将乐府扩大，成为掌管配制乐谱、收集民歌的专门机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仅西汉就有民歌一百三十多首，因年久散失，现存的只有三四十首。这些诗原本都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而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六朝时人才开始称作“乐府”或“乐府诗”。后世文人对这种形式的诗歌多有仿作，也称“乐府诗”。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收集唐五代以来的乐府诗100卷，分12大类，汉乐府民歌多编辑在《相和歌词》、《鼓吹曲词》和《杂曲歌词》三类中。《陌上桑》属《相和歌辞》。汉乐府诗中最具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的部分是从民间搜集来的民歌，其中有两篇最著名的五言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和《陌上桑》。限于篇幅，《孔雀东南飞》不能作为重点阅读篇目。本讲只就《陌上桑》一诗的介绍来展现汉乐府民歌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貌。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并有着独具的民族形式、美学理想和发展道路。先秦时期代表北方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精神的《诗经》(风)和浓缩着南方长江流域楚文化精髓的《楚辞》(骚)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和巨大、深刻、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双璧”，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两大源头与传统。后世文学无不受它的浸润和滋养。被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就正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风”诗传统精神的再次光大与发扬。

在一贯秉承“以实录的方式写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作为其光辉典范的160篇《国风》与三四十首汉乐府民歌，真实记载了那一特定时代中“饥者”、“劳者”们所特有的“食”与“事”；真切抒发了他们在求“其食”与行“其事”过程中“缘事而发”的喜怒哀乐；这些民歌如同我们民族历史档案中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录影带，把我们汉民族群体处于少年和青年两个不同生长阶段的生活、生存现状，与心理、心智的发育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今天当我们把这些不同时代、相同题材的民歌放在一起进行“文学”与“人学”相互印证的比较分析时，你会发现就“人学”意义而言，如果说上古神话是我们民族童年时代的回声；《诗经》“国风”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留影；那么汉乐府民歌和以及下一讲中的《古诗十九首》则是我们民族青春期快速生长发育阶段的成长记录。从这些记录中你可以看到，这个民族的精神情感日渐丰富和充盈，他们的理性与心智日趋健全和成熟。若就其“文学”上的意义而言，此一时期以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抒情文学，其审美趣味陡然间丰富提高起来，文学创作手法、情意表达方式，以及文字表现技巧等方面都产生了跨越性的进步，达到了自觉融合前代优秀文学传统，并加以创新的程度。这一切在《陌上桑》的人物、事件、情节、及叙述表现手段上都有所体现，下面结合对此一诗的解读来进一步说明。

《陌上桑》突破了传统的“以实录的方式写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在“以虚写实”中疏通并融合了“诗”“骚”两大文学源流。这首先体现在对“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创作题材的拓展上。《陌上桑》的故“事”并不像《诗经》中“劳者歌其事”的“事”一样确有一件具体情事在。《陌上桑》的母题渊源甚远。中国古代的北方盛产桑树，养蚕业也相当发达。每当春天来临，女子们便纷纷外出采摘桑叶，“陌上”、“桑中”也就成了男子们大饱眼福和寻觅浪漫艳遇的极好场所。《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对其情景有生动的表现。于是“桑间濮上”，便产生了许多与采桑女有关的浪漫故事与传说。其中一个主要的母题原型，就是一过路男子向一采桑女子求爱。像上古的大禹与涂山女的传说，春秋的解居父传说，鲁国的秋胡妻传说等等，都是具有这种母题影响的故事。《陌上桑》则是这一母题在汉代的变奏。它已不再是汉代“桑林”生活中的一件新鲜事件了，诗人的创作重点只在“感于哀乐”，而不再关注于对所“缘”之“事”的记叙了。其次，故事中的主人公秦罗敷，也并非现实中实有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8引崔豹《古今注》说：

《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

这里把《陌上桑》与秦罗敷说得如此确凿，不免引起后世的颇多质疑。人们不免要问：作为“王仁妻”的秦罗敷为何在《孔雀东南飞》中又出现了?焦母为儿子焦仲卿再娶的也是“秦罗敷”，这显然跟《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不会是同一个人。再据游国恩先生考证：《汉书·武五子传》的《昌邑哀王髆传》载，昌邑王贺有妻，名也叫罗敷。可见汉诗中的“秦罗敷”已经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汉代美女的通称。由此看来《陌上桑》无论其人其事都不是纪实性的，而是一首虚构性的叙事诗。这显然对《国风》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一大突破。

再如故事细节及其表述上，《陌上桑》以虚写实，似实而虚的写法与夸张戏谑的笔调极富有浪漫主义的趣味，这体现了汉代文学的长足进步。《陌上桑》的浪漫性，主要表现在诗歌前半部对于罗敷之美的夸张描写方面。《陌上桑》故事情节很简单，语言也相当浅近。诗篇叙述一位美貌绝伦的采桑少妇于城南采桑时遇一色欲熏心、企图仗势非礼之太守的调戏，女主人公以机智、诙谐的方式回击了太守的无理与无耻，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诗篇结构看起来也很简单，按音乐划分为三解，其文字内容，也相应地分为三段。第一段着重写罗敷的美貌和人们对她的喜爱。起首四句，从大处说到小处，从虚处说到实处，是典型的民间故事式的开场白。同时，这四句也奠定了全诗的气氛：明朗的阳光照耀着绚丽的楼阁，楼阁中住了一位漂亮的女子，艳丽明媚，光彩流溢，好像中国年画的味道。“照我秦氏楼”，既是亲切的口气，也表明诗人是站在罗敷的立场上说话，并由此把读者引入到这种关系中去。而后罗敷就正式登场亮相了：她提着一只精美的桑篮，络绳是用青丝编成，提柄是用桂树枝做就。这里器物的精致华美，是为了衬托人物的美好和高贵。再看她的打扮，头上梳的是斜倚一侧、似堕非堕的“倭堕髻”(东汉时一种流行发式)，耳朵上挂着晶莹闪亮、价值连城的明月珠，上身穿一件紫红绫子短袄，下身围一条浅黄色带有暗花纹的绮罗裙。一切都是鲜艳的、明丽的、珍贵的、动人的。这好像是一个采桑的农妇，其实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女。不知怎的，每每读到这里总会联想起下面的句子：“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离骚》)“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苏轼《前赤壁赋》)照理说，《陌上桑》的作者是不会有“香草”“美人”之用心的，但恰是在这无所用心的，美梦一般的美名、美居、美器、美饰、美服、美女的描绘中，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我们民族所具有的生活品位和审美心理取向。接下来是应该写罗敷的体态美与容貌美了。但这很困难。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绝对的、最高的美，而这种尽善尽美之“美”又是无法加以具体描绘的。谁能说出什么样的身材、体态、眉目、唇齿算是完美无缺的?况且作者也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各具标准的审美欲求。于是作者巧妙地将笔势一荡，不再往罗敷身上下工夫了，而是借助周围被罗敷美姿、美色所吸引之人的神态行为来反衬渲染罗敷的美貌：年岁较大，性格沉稳些的过路人放下了担子，他假装走累了，停下歇脚，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敷失神地张望，一边手捋着胡须，掩饰其目瞪口呆的神情；那一帮年轻小伙子已经快不能自持了，有的脱下帽子，整理着头巾，像是在卖弄，又像是在逗引；种田的“耕者”、“锄者”更糟，他们看得失魂落魄，不但活也干不下去了；回家还故意跟老婆找茬，发脾气，理由只因见到罗敷，才嫌老婆长得太丑了……这些都是诙谐的夸张之笔，令人读来不禁失笑。其效果，一是增添了故事的戏剧性与趣味性，使得场面、气氛都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从虚处落笔，无中生有，表达了不可描摹的完美。反正，你爱怎么想象就怎么想象，你能想象到什么程度就想象到什么程度，总之，罗敷是天下最美的。这实在是一极其经典的绝妙传神之笔。观罗敷的一节，也最近于前文“桑林”故事原型的本来面目。它所表现的，是异性间的吸引，是人类天性中“爱”与“美”的永恒主题。但它又不同于《诗经·氓》中“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氓，和“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的采桑女。一方面，那些观者是有分寸，有节制的：他们都只是远远地伸长了脖子看罗敷，却不敢走近搭话，更不敢有越轨之举；而罗敷好像同他们也并不发生关系，旁若无人。这就在男女双方之间，设下了一道无形的防线。这便是诗篇所蕴涵的“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载道”主题。虽然如此，罗敷的表现也是很有分寸的：尽管有那么多人在围观，那些小伙子几乎就要冲破防线了，但作者也没让罗敷给他们来一通义正辞严的斥责。不然，就大煞风景，太令人扫兴了。要知道这“桑林”故事发展到了汉代，已在原来“美“与“爱”的主题之外，又多了一重“善”，即道德的主题，这双重主题作者都要照顾到。而诗的第一段，主要突出了美与爱的第一主题，但同时还不至于让它破坏道德的主题。这便是汉代民间文学多重审美趣味与审美取向并存的表现之一。

接下来的第二段，诗篇的主题开始转向了。“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好大气派!“使君”是对太守、刺史一类官员的尊称，他们执掌一个地区的管制权，权势大，气派自然大，胆子跟着也大。别人见了罗敷，只是远远地看着，这位使君就不甘心如此了。于是派了手下人去问：这是谁家的漂亮女子?多少年纪了?罗敷不动声色地一一作答。这都是为了充分地展开情节，使矛盾冲突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若是一上来就剑拔弩张，文学趣味就少了。顺带，还要交待出罗敷的年纪：十五至二十之间。中国古人认为这是女子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再接下来故事进入矛盾冲突的高潮。使君问道：你可愿意坐上我的车，跟我回家?罗敷的回答犹如当头一棒：“使君一何愚!”有了“一何”二字，语气十分强烈。理由是很简单的：你有你的妻，我有我的夫。各安其家室，乃是礼教之大义，岂可逾越?这一节的道德蕴含是从秋胡戏妻故事中继承来的。据《列女传》和《西京杂记》所说：秋胡新婚方三月，即辞家游宦。三年后衣锦还乡，路上遇一采桑女，见而悦之，进而调戏，终遭拒绝。回到家里，方知刚才那位女子原来是自己妻子。其妻也明白了真相，对丈夫的不良品性十分怨恨，于是赴沂水而死。与秋胡故事相比，《陌上桑》的可爱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罗敷乐观、机智的性格决定了她不必以死作代价来捍卫道德，二是故事的喜剧式结局，使人并不感到“道德主题”的过分沉重。这又是汉代文学性情丰满、趣味丰富的体现。但无论如何，道德主题总是要在美与丑、善与恶的冲突中才能表现得鲜明强烈。

第三段紧接上一段的末句“罗敷自有夫”，由主人公全面铺展地夸耀丈夫。罗敷到底有没有那么一个丈夫?这又是表现技法上的虚实结合。尽管在一般读者的心理中，都不喜欢文学作品里的漂亮女子早早嫁人，但也无奈何。因为这一段作者是要彰显罗敷的内在美，即道德品格上的忠贞，所以总要有个丈夫来寄托她的忠贞。不过第三段并非完全是从道德主题着眼的。不然，完全可以让罗敷来一通说教。但如果真是那样，这个美女马上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叫人喜欢不起来了。所以作者也是适可而止，道德大义在第二段用结末二句话点明之后，到第三段就转向一层富有喜剧色彩、诙谐的情节，使读者依然能够享受到文学的趣味。罗敷夸婿，完全是有针对性的。使君出巡，自然很有威势，于是她先夸丈夫的威势：丈夫骑马出门，后面跟着上千人的僚属、差役；他骑一匹大白马，随人都骑黑色小马，更显得出众超群；他的剑，他的马匹，全都装饰得华贵无比。与秦罗敷“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的佩饰相匹配。她接着再夸丈夫的权位：丈夫官运亨通，十五岁做小史，二十岁就入朝作大夫，三十岁成了天子的亲随侍中郎，如今四十岁，已经做到专权一方的太守。言下之意，目前他和你使君虽然是同等官职位，将来的前程，恐怕是难以相提并论了!最后又夸到丈夫的相貌风采：丈夫皮肤洁白，长着稀稀的美髯，走起路来气度非凡，用这些来反衬使君的委琐丑陋。这么一层层夸下来，罗敷越说越神气，越说越得意，使君却是越听越沮丧和胆怯，最后必然是灰溜溜地逃之夭夭了。读者自然也跟着罗敷高兴到故事的结束。需要说明的是，罗敷的这位丈夫，简直就是童话中白马王子，不可以拿现实生活的逻辑去查考。但这个人物在故事里却是合理的存在。前面说了，《陌上桑》有双重主题，但作者处理得很好，并没有彼此分离，或使你感到生硬。从“道德”主题来说，至少在本诗范围内，作者所彰显的道德是合理的。在这里，坚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违背人性的信条说教，而是与确实可爱的丈夫及幸福的人伦、天伦乐趣联系在一起的。从“美与爱”的主题来说，也没有因为道德约束的存在而受到过分的削弱。罗敷的美貌，在作者神妙的笔下表现得动人心魄，取得了以前文学作品所未有的效果。爱慕美色，其实是人的天性，对于常人出于爱美之心而略有失态的行为，作者只是稍作揶揄，始终不失人情味。何况罗敷并非那种徒有美貌的人，她不慕钱财、不慕权贵，热爱劳动、忠贞自守的品性与她美丽的容貌，聪慧的头脑，自尊自卫的能力恰好使“好美德”与“爱美色”的双重主题重叠起来。况且作者表现“道德”主题的方式，是用与描写“美色”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副笔墨一一避虚就实，处处从实处落墨。作者既不出面发表议论，也不用故事中的其他人物表态，只是从正面把罗敷的全部行为、语言原原本本地实地如实记录下来。这大段精彩的人物对话与独白，较之逻辑混乱、情绪化成分较浓、以第一人称“赋”法叙述的《诗经·氓》，不仅其“即心即物”的叙事更加客观、连贯、具有条理，还使其笔下的“美女罗敷”形象更加真切、生动和传神。于是，作为汉代“美女”的通称的，从容果敢、机警睿智、不畏权贵、敢于斗争的“秦罗敷”便混含着《离骚》中“美人”“香草”味道，从此以民间版本的面目宣告诞生，从而也进入后世“美女”的行列。由此可见，“秦罗敷”形象本身确实不乏传奇与浪漫色彩，但这一体现着我们民族群体当时心性、心态、心智以及心理素质发育与成熟程度之形象被塑造出来的过程与手法，却正是汉乐府民歌所具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突出成就。

即将结束本文之时，忽然突发奇想——美丽、聪慧的采桑女秦罗敷有朝一日也会“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倘若他那位“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的“白马王子”一旦也“士贰其行，二三其德”起来，那么她又该当如何面对呢?通观汉乐府民歌中的同类题材，我想她也不外乎以下几种选择吧：一种可能是忠贞到底，爱你没商量——“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另一种可能是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有所思》)。还有一种可能是好离好散，主动分手——“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孔雀东南飞》)总之，秦罗敷究竟会作出哪一种抉择虽然不可确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汉代女子群像性情特征的“忠”与“烈”来推断，她不会再像《诗经·氓》里淇水畔那位受虐被弃的采桑女一样“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静言思之，躬自悼矣”那般温柔敦厚，逆来顺受了。

【阅读思考】：

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与《诗经·卫风·氓》是否同属同一类题材?试比较这两类民歌中的抒情主人公在性情特征与抒情方式上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