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苛

“苛”本是统治者的一种性格，指其对下诛求无度，督责过严，例如《礼记》说“苛政猛于虎”，《诗序》说“哀刑政之苛”。谈起专制时代的文禁和文网，便少不得用上这个字，因此它也是明洪武、清雍正一类好兴文字狱的帝王统治的特征。

历史上的文人，大多数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是文化专制的受害者，是“苛”的对象。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在毁害韩非、建议焚书时，也显得那样的“苛”，那样心狠手辣。但他早已削尖脑袋钻进“核心”，成为了统治者，不复是文人身份了。但即使是当上丞相的李斯，最终还是斗不过厮役出身的赵高，被夷了三族，他在全家被杀时对儿子说的话：

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这话很有形象思维色彩，仍是文人当行本色，但紧接着挨的拦腰一刀，却比韩非吞毒药还要痛苦得多。

李斯为名利所驱，紧跟秦皇帝，不得不身体力行，虽可恨，犹有可说。令人不解的是，历史上竟还有这样的文人，他一不是当朝一品，二不是文化班头，并未挤入统治者的行列，为君为师的责任全都没有，吃着自家的老米饭，偏要以文化监察御史自居，对文人和文事的态度甚至比统治者更“苛”，清朝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潘德舆便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例子。

潘德舆，字四农，是一位举人，著有《养一斋集》，其中诗话十卷，有云：

予欲世人选诗读诗者，如曹操、阮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诸乱臣逆党之诗，一概不选不读，以端初学之趋向，而立诗教之纲维。盖人品小疵，宜宽而不论，此诸人非小疵也。

说他妙不可言，妙就妙在他要将曹操阮籍等人的作品一律枪毙，而在力主严办的同时，却又说“人品小疵，宜宽而不论”，仿佛执行的政策仍然是“从宽”。看来，曹操在铜雀台上玩几个女人，阮籍跟酒家老板娘吊吊膀子，宋之问和沈佺期受一点贿，这类问题本来可以“不论”。那么，为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些千百年流传不朽的名作，却必须“一概不选不读”呢？唯一的理由，便因为这十个人是他所说的“乱臣逆党”。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里，这十个人都有专条，除了对宋之问、沈佺期二人的“人品”（这却是养一斋认为“宜宽而不论”的）略有微辞外，并未作任何否定的评价，更无一人被戴上“乱臣逆党”的帽子。陆机、潘岳、谢灵运、陈子昂、宋之问五人确实是被杀的，但或死于政局纷争，或死于仇敌告讦，或死于冤狱陷害。且不说他们没有举兵造过反，即使在专制统治下造过反的，如黄巢、牛金星，恐怕也不能永远说成是乱臣逆党吧。阮籍、沈约和范云等人，不过在统治者倒台后没有为之“殉节”，用春秋笔法来说就是事过二主或身历两朝（沈约则身历宋、齐、梁三朝）。如果这算是“逆”，又该如何评价一九四九年成群结队的起义将领？何况阮籍他们只是逆来顺受，并未举旗起义或弃械投诚呢。至于曹孟德，他倒没有身历两朝，只因他儿子在他死后取代不中用的刘协做了皇帝，他就成了名单上的头一名，这里真用得着聂绀弩的警句，“奸臣曹操是篡贼曹丕的儿子”了。

民国前期军阀混战时，一边称讨贼军，一边称靖逆军，“贼”和“逆”都是打击对方的口号。你可以这样叫我，我也可以这样叫你，究竟谁是贼谁是逆，老百姓是弄不明白也无须弄明白的，只求能在炮火连天中草间偷活就不错。文人如不想学“可怜跑死阮忠枢”，到某一边去领薪水，也大可不必操这份心。

这里说的有点离题了，其实我的意思不过是，所谓乱臣逆党奸臣篡贼的帽子太大，当时压得死人，过后看来却往往并不那么合式。正如过去国民党说共产党领苏俄卢布，领导人要“国际”指定，代表大会也要到莫斯科去开，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四九年后这些说法又成了反革命的毁谤和污蔑，是非岂不是颠倒过来了么？

尤其是在只论诗文，而不是帮古人写档案作结论的时候，似乎不必一定要把当时就未必很对头的政治帽子从历史灰土里捡起来，双手捧着硬往已经不能做声了的古人头上戴，也就是说，不必那么“苛”。

潘德舆做八股只考上一个举人，其文章《养一斋集》也没几个人看，偏要替汉献帝、司马昭来出气，讨伐他们的“乱臣逆党”，欲令天下人都“不选不读”曹孟德、阮嗣宗的诗文。究竟他是不甘寂寞，还是心理失衡呢，不便妄加揣测，但不管怎样，明洪武、清雍正都没有禁止，顶讲究“诗教”的朱文公亦未加指摘的这些文字，他却要如此气愤填膺地反对，一副悻悻然不共戴天的样子，称之曰“苛”，总不至于十分冤枉。

中国的文人（再往前叫儒生）有一种遗传病，对于暴政从来俯首帖耳，日常生活中遇横逆之来亦退让唯恐不及，唯独对于同类却“气”特别盛。文网稍宽时，生怕大家呼吸轻松，总想制造一点能够锻炼成文字狱的材料出来才甘心，好像统治者不“苛”他反而不好过似的，这可以称之为想“苛”的瘾，不知道几时才能根除。

历史上文人吃“苛”的苦头太多了。如果文人还要帮统治者拨草寻蛇，不断地从活着和死去的同类中找“乱臣逆党”，不断地把禁书的单子开出来，那么，文人作为一个整体，挨整只会挨得更加厉害。

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文人谈起来至今痛心疾首。但《史记》明明写着，四百六十多人中的大多数，也是在“案问”时“互相告引”攀扯出来的，大约是最初被“案问”的人觉得别个没有被“案问”，自己心理不平衡，也就是犯了“苛”的瘾吧。

统治者的事不好说，我只希望被统治的文人们对于同是文人的人和文不要太“苛”了。为世间多留下几篇“月明星稀”之类的文字总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能只读《养一斋集》。

（一九九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