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的不幸

周作人于一九二一年首创“美文”一词，他在现代美文创作上的首席地位，有胡适、鲁迅二位作证，大约无可怀疑。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中说，“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把他作为成功的代表。鲁迅在答复斯诺问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谁时，也把周作人排在第一，排在林语堂和他自己之前。

周作人活了八十多岁，写了近七十年文章。在这个世界上，他确实留下了许多可以称为美文的作品，但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也不是他工作的大部。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写道：

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

《苦口甘口》自序中更详细地说到了他的思想和所谓“闲适小品”：

如英吉利法兰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读，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这种文章材料难找，调理不易。其实材料原是遍地皆是，牛溲马勃只要使用得好，无不是极妙文料，这里便有作者的才情问题，实在做起来没有空说这样容易了。我的学问根柢是儒家的，后来又加上些佛教的影响，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布施度忍辱度的意思也颇喜欢，但是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就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几篇《草木虫鱼》有的便是这种毛病，有的心想避免而生了别的毛病，即是平板单调。那种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我是向来仰慕，至今爱读，也是极想仿做的，可是如上文所述实力不够，一直未能写出一篇满意的东西来。以此与正经文章相比，那些文章也是同样写不好，但是原来不以文章为重，多少总已说得出我的思想来，在我自己可以聊自满足的了。

如其中所说，他所信的神灭论与民为贵论，通常的说法便是赛先生与德先生，实在是理解周作人思想与文章的津梁。就是只想欣赏美文（所谓的“闲适小品”），亦当率由此道，才不致得鱼忘筌，舍本逐末。

《两个鬼的文章》写成以后，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编入《过去的工作》在澳门出版，《苦口甘口》印行于沦陷中的北平，解放后更成了禁书，像我这样在长沙城里拉板车的右派分子，当时都无法看到。但是，我于一九六三年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也是这样说的：

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无论是早期慷慨激昂的《碰伤》《死法》诸文，后来可深长思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口纷纭或誉为平淡冲和或詈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菜》那些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

时年不满三十的苦力，当然不敢在五四文坛老宿面前妄托知己，不过在读到周作人随后写了寄来给我的古人诗句“万卷纵观当具眼”之后，我还是不禁暗喜。因为于冥冥长夜中知道自己还有一双看得出好坏的眼睛，在漫漫长路上也就不会像原来那样不知所从了。

因为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美文），又因为周作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给我的一点知己之感，又因为能得到周丰一先生的信任和委托，遂以十年之力搜集、整理了周氏近三千篇文章。事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近三千篇文章中，正经的文章确实比闲适的小品多得多。当然，周作人的正经文章，也有他所特有的文章之美，即如《两个鬼……》这一篇，信手拈来，“道士与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又何尝不是巧妙地使用了“文料”，使一篇说理文达到了平淡而有情味的境界。在本文中，他一再声言自己实力不够，性情才力不及，写不好纯文学的美文，但正如他过去说过的，这里的自谦也就是自夸。《两个鬼……》在最后重申他作文的原则是言必由衷，道：

其实这样的做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学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什么奇事，然而在现今却不得不当作奇事说，这样算来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怜的了。……俗语云，无鸟村里蝙蝠称王。蝙蝠本何足道，可哀的是无鸟村耳，而蝙蝠乃幸或不幸而生于如是村，悲哉悲哉！蝙蝠如竟代燕雀而处于村之堂屋，则诚为蝙蝠与村的最大不幸矣。

这恐怕想要不称其为美文亦不可得了。

但除了大量的正经文章外，周作人毕竟还写了不少为消遣或调剂之用的“闲适文章”。香港潘耀明先生约我在这一部分文章中选若干篇，编一部《周作人美文选》。香港的村里当然是有鸟的，而且会唱歌的鸟恐怕还会越来越多，但是感受一点过去无鸟村中蝙蝠的悲哀，我觉得还是有些意思的。

我选的七十八篇文章，只占三千篇的百分之三不到，但写作跨度同样从光绪戊戌到“文化大革命”长达六十八年，与周作人的写作生涯相始终。每篇都在题下注明了写作年份，可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作者思想与风格的逐渐形成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山中杂信》以前的七篇属于“少作”，用的是文言，但仍是大作家形成期的面影。其馀有的是历来传诵的名篇，有的则是普通读者也许比较生疏，却为我所深爱，觉得可以作为美文向大家推荐的。

因为是“美文选”，当然没有包括周作人自己更加看重的正经文章，但也有意识地加入了两篇有点“搭界”的文字。一篇是一九二一年写的《碰伤》，是他见到北洋政府残杀学生的感想；一篇是一九五七年写的《谈毒草》，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私下所作的一点补充。我想以此说明，周作人并不是只在寒斋喝苦茶的人。对于能读他全部文章的人，当然用不着如此费辞；但对于只看看选本，尤其是又听过些“文学批评”的读者，恐怕也还有此必要。当然，这两篇文章也还是美文，广义的，正如周作人所有的文章一样。

（一九九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