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制度，土地所有者统治其他阶层的根本即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西方，所有土地属于国王，国王把土地封给贵族、功臣，贵族又把自己土地的一部分封给亲信，如此下去。而在中国，自从商鞅变法起就实行土地私有制，地主对辖内土地拥有绝对支配权，可以任意买卖。

在中国封建制度时期，封建领主占有土地，并管理封地内的农民和奴隶，也可蓄养自己的亲信家臣。封地内的自由民自行开发与耕种，而封建主也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向他们收取地租。在西方封建制度时期，封建领主不仅占有农田，还把原来生息在这片领地上的农民也囊括入自己的帐簿，使大批农民沦为农奴。

中国封建制度里，农民们名义上有独立的人身，但实际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根本没有自由。在西方，农奴则被视为领主财产的一部分，与奴隶类似，但农奴只可使用不可买卖。

并且，西方封建主和中国封建主都拥有很大权利，可以制约国王。每一个大的封建主在自己辖内都拥有军队，俨然一个“国中国”。

地理区别

西方社会的发展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基本吻合，从奴隶社会到近代社会总体上是线性发展的。中国从夏商时期的奴隶制度还算吻合马克思的学说外，周朝中国开始了封建社会，持续了800年后，以秦统一中国为告终，中国早于西方许多世纪进入中央集权时代。后中国自秦朝以来的社会制度比同一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很多方面都要优越，比如政治制度、土地制度、法律制度，一直到满清中期才落后于西方。

在中国经历唐朝盛世时，西方的加洛琳王朝的查理大帝则刚刚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社会的尝试，由于生产力和思想的局限，最查理大帝逝世后，查理曼帝国分崩离析。与中央集权社会失之交臂，并重新倒退回封建社会。而欧洲进入中央集权时代要等到15世纪以后，而法国在结束和英国的百年战争后才建立了欧洲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西方社会截止到二十世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很突出，推动了社会进步，不过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研究和发现更推动了社会进步。中国尽管也有阶层差别，但是阶层矛盾不突出，而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的缺陷是东西方社会发展速度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地主与农民矛盾不突出

秦朝之后，中国开始采取郡县制度，所有人地位均等，都是皇帝的臣民，都需要向皇帝交税、徭役。土地实行私有化，政府按你占有土地的面积和人口收税。由于是私有化，就产生了土地兼并，于是有了地主和佃农的阶级成分。我们过去以为，佃农一定是被迫卖出土地的，其实这是误区。比如你家里五口人，有土地15亩，假设人丁税是每人1亩，土地税是5亩，你家每年需要交税10亩收成。

如果你租用别人的土地，租金每年3亩，加上人丁税，你家的每年税收是8亩，何况卖掉土地还有一笔收入，你还种自己的土地吗？至于兼并别人土地的地主，他的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单产，第二当土地拥有一定规模后，政府普查不及时（一般三年普查一次），他就可以藏觅大量的耕地不报，以减少赋税。所以一般情况而言，中国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合作愉快，双方的矛盾显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会在唐朝以前，人均土地面积相当宽裕，农民们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撂荒了大量耕地去租用地主的土地。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最好办法是鼓励生育。到了隋唐之后，中国人口大量增加，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才开始突出。不过唐太宗的“租庸调”政策仍属于均田制，按每家人口数量分配土地，这个政策等于消灭了地主阶级。

由于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难度很大，唐朝又改变为“两税制度”，所有赋税都按土地面积收缴，这提高了管理效率，却为后来土地兼并打开缺口。由于赋税与土地面积成正比，所以地主们依然要依赖于佃农。比如你的佃租如果过高，佃农们自然流到佃租少的的地方，你的土地就会大量撂荒，而赋税不减，所以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减少了阶级矛盾。

西汉武帝之后，中国政府开始用考试手段录用官员。隋唐之后，更是全面推广，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凭考试上来的。这些人有的出身地主，有的是佃农，有的是普通农民，有的是手工工艺者。

这些人怎么可以一概而论是地主阶级呢？郭氏凡统治者即地主的定义和前面提到“模子”比喻一样荒唐，先作好一顶大帽子，写了一个标签，“官员是统治者”然后问人家，你是官员吗？如果回答是，好了，你就是统治者。这是以子集代替全部的荒唐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