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旗帜鲜明地以打倒统治中国文坛的封建文学和文言文为它的斗争对象，必然地遭到封建复古派的反对，形成激烈斗争。第一次斗争发生于五四运动以前。新文学运动刚刚发难，桐城派文人林纾便著文反对，并连续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和《妖梦》，刊出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批判“五常之道”，是“叛亲蔑伦”之论，说白话文系“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表现了顽固守旧的反动立场。第二次是1922至1923年发生同“学衡派”吴宓、梅光迪等的斗争。他们曾留学欧美，自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评提倡新文化者》，利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来维护封建文化，把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奉为“国粹”，将孔丘尊为至圣，认为“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更反对白话诗，并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学生爱国运动。第三次是1925年至1926年间反对“甲寅派”的斗争。章士钊复刊《甲寅》周刊为舆论阵地，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攻击新文化运动“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反对白话，维护文言，说什么白话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而“吾国性群德，悉存文言”。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权力，他强令尊孔读经，禁止学生用白话作文，迫害进步学生，破坏新文化运动。以鲁迅、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阵营，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中国青年》及一些新文学刊物为阵地，针锋相对，着重揭露封建道德、封建礼教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揭露封建复古派鼓吹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及其险恶用心，揭露封建旧文学内容的反动腐朽和形式板滞僵化，特别指出了文言文艰涩难懂、脱离人民的弊端，强调白话文的通俗易懂、新鲜活泼的优点。新文学阵营反对复古派的斗争，配合了政治思想战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保卫了文学革命的方向和战斗成果，促进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以白话为形式的新文学的胜利发展。三十年代，又有汪懋祖等为配合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重弹尊孔读经、复兴文言的老调，但已是强弩之末，和“新生活运动”一样不得人心。此后在新文学运动的胜利进军中，封建复古派文学虽然没有绝迹，其影响不容忽视，但始终组不成足以对阵的力量来和新文化相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