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野趣》之二十年没去乌镇

乌镇是茅盾的故乡，在浙江省，我在二十年前的一段时间倒是常常有机会到乌镇去看看。那时候我们全家下放的地方，离乌镇不远，在农闲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小镇上看看，那就是乌镇了。在方圆几十里地之内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乌镇，虽然我们和乌镇属于两个省份。其实乌镇离我们也不能算是很近，至少不能站在家门就望得见，我们沿着大运河走，一路上少说也要走个把小时呢。但那时候走个把小时的路在我们说起来真是没有什么，也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单调。我们走在两个省交界的地方，也不知哪一脚就跨到了浙江省去，也不知哪一块田就是江苏省的，反正两省交界处也没有设关卡，也不要办护照什么的，倒是很方便。在乡下地方，一脚跨两省，一桥通两县的事情是很多很正常的，地方与地方的关系有时候也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是不能分得很清的。

我们在早上出门开始往乌镇去，桑树叶上的露水还没有消，如果是有桑枣的季节，我们必是要钻进桑地搞些紫紫的桑枣来吃，也有桑枣还不很熟，红红的，也忍不住就吃了，弄得满嘴大红大紫，身上湿漉漉的。再走一段，哥哥就不肯太太平平的了，他在过桥的时候，不走桥面，却爬到桥栏上去走，像女子体操走平衡木，在窄窄的桥栏上还做出种种惊险的动作。看桥下却不是软软厚厚的海绵垫子，而是湍湍急流，母亲每每吓得不敢睁眼看他。这时候桥下有船过去，船上的人大声说，喂，看你儿子掉下河了。母亲赶紧睁眼，哥哥则平平稳稳在继续做着他的动作。若是在夏天，我们在岸上走着，哥哥就在河里游着去乌镇，或者吊在一艘轮船后面，母亲为他不知担过多少惊，受了多少怕呢。

在这一小时的路程中，武有武的走法，文也有文的走法，文的走法就是大人讲故事，或者讲讲什么新闻，说得最多，也是我们那一带乡下流传最广的，就是鬼和背娘舅。背娘舅不是鬼，是人，也就是从前在书里写的那种剪径的强盗，在两省交界处，一直是这些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即使在解放过后好多年，也还是没有断绝。其实那时候的背娘舅，干一回也弄不到多少钱的，那时候谁的身上也不能带着许多钱，也不知道钱都到哪里去了，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恐怕在一小孩子身上也能找到不少的钱呢，这钱又不知怎么一下多了起来。杀人越货，这就是强盗的行径，杀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既然要干，那么好歹也该多弄些钱财，可是那时候的背娘舅，常常为了几个小钱，一个不知什么内容的包袱就背了娘舅，这绝不是传说故事，而是真人真事，我虽不可能亲眼所见，但是确实亲耳所闻过好多次。在我们那里，人烟比较稀少，又是交界的地盘，过几天就说前村的某某人被背了，身上只有几块钱，再过几天又听说后村的某某人被背了，包袱里只有一段花布，这背娘舅的事情，一直像一团阴影似的笼罩在我的心上，我总是一路走一路提心吊胆，生怕从路两边的桑树地里突然蹿出一个背娘舅来，背娘舅肯定不只是一个人，那些人的形象也肯定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背娘舅却是始终只有一种形象，这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却又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同背娘舅制造的恐怖有异曲同工效果的就是鬼故事了，在我们去乌镇这一路，真是走到哪一段就有哪一段的鬼。我们过大通桥，知道大通桥下有五个鬼。每天夜里坐在桥头上乘凉，并且有叽里叽里的声音，有人过他们就扑通扑通往河里跳，有月光的时候能见到水花，这样说起来倒不是弄怂人的恶鬼，见了人就跑的鬼还能有什么厉害，可是不管是恶鬼还是善鬼，我在过大通桥的时候，身上总是寒嗖嗖的，从心里往外寒出来，女孩子天生胆小，那也是没有办法，不是装出来的。再走一段就到了小红孩的地段，那是一户下放户家的女儿，掉到河里淹死了，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而奇怪的是在女孩淹死的前一天，女孩的父亲走到哪里就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在他面前走着，待他走近，就不见那红衣服女孩，再走，又见了，再过去，又不见，如此折腾了一天，弄得他心神不定，第二天他的小女儿就掉到河里淹死了，这事情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但却是那悲痛欲绝的父亲亲口说的，并不是别人杜撰。

在往乌镇去的路上，我们就是这样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害怕地往前走着，和我们一起走向前的是大运河的河水。

印象中的乌镇好像只有一条街，街上有什么已经记不很清了。还记得是乌镇的轮船码头，我们曾经在这里上船到别的地方去，比如到杭州去，就是从这里起航的。乌镇还有一个地名也是久久不忘的，是乌镇的北栅头，因为我们家的方向是在乌镇的北面，我们进乌镇是由北栅头而入，回家去则是从北栅头而出，所以印象比较深一些。其实记住北栅头还有一个原因，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去杭州，回来时船到乌镇已是半夜，我们随身多多少少携带着些东西，虽然不值什么大钱，但在那时候却是很宝贵，我们在塘西买了两大捆甘蔗，也没有舍得吃，要带回家和母亲外婆一起吃的呢。一下船，出了码头，就有一个汉子看着我们，后来他过来问，你们去哪里，哥哥随口答道，去桃源，我听到父亲连忙接口说，就在北栅头，就在北栅头。父亲的话，以后竟一直记在了我的心上，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虽然父亲那时候还不老。

我们那时候还常常在夜里到乌镇去，跑几十里地就是为了看一场电影。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一路欢天喜地而去，到了乌镇，因为是露天电影，是没有座位的，站着看一两小时的电影，再踏着夜色往回去，从来不知道腰疼腿酸的。记得有一天，我们去看了舞剧《红色娘子军》，回来已经很晚了，走着走着，就发现后面跟着一个人，是个男的，大约三四十岁的样子，带着一个包，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着我们走，我们中间有出趟的就去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老是跟在我们后面？”他只是朝我们笑，始终也不说明是为什么。我们叫他走开，不许他跟着也好，我们说话间把他当成坏人也好，他还是不走开。后来我们快到家了，他终于开了口，说，我想借你们那里住一个晚上，行不行？口气中全是恳求的意思，看上去真有点可怜，倒使我们一个个地动了恻隐之心了。可是我们这群孩子谁也不能做家里大人的主，只有一个叫作水荣的，他的父亲早去世了，只有母亲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过，他是老大，多少能做一点主的，于是他答应了那人，让他住到他家去。就这样，我们把一个全然不知道是什么人的人带回了自己的村子。他就跟着水荣回去，水荣的母亲过了一会儿跑到我家来，说，怎么回事，怎么带了个人回来？一问一说，一会儿村里的干部也都知道了，于是那一夜可是热闹，水荣家人来人往不断。一会儿队长去查问，你是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的？到我们这村里来做什么？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什么。队长走了，过一会儿，政治队长又来问，还是那几句老话。再过一会儿副队长又来，小队会计又来，反正队里的干部一一来过，再三问过，最终也问不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大半夜倒已经过去，最后也只好让他在水荣家睡了一夜，倒是害得水荣的母亲一夜没敢合眼。那一夜我们都很兴奋，好像期待着发生些什么事情才好，可是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早上那人在水荣家吃过早饭，要向水荣母亲付些房钱和早饭钱。水荣母亲倒不好意思收，再三推辞才收下了。那人就告辞走了。走过我们家门口，他还朝我们笑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这个人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从乌镇远远地跟着我们过来，难道就是为了住一个晚上，要住的话，他在乌镇也可以住，完全不必走那么远的路到乡下来住。那么他难道是一个坏人，因为我们大家都提高了警惕，没有机会下手么，或者他只是一个一般的过客，初到我们江浙交界的地方，两眼一抹黑，怕碰上坏人，知道我们孩子家不会坏事，才跟了我们来么？对这一切的猜测，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答案的了，就让这件事情和那遥远的乌镇一样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也很好。

我还记得我们一家人，父亲、母亲、哥哥和我一起摇船去乌镇，父亲摇橹，哥哥绷纤，我和母亲坐在船头，生活虽然艰苦，前途也是未知，但这一切却是那么欢快，那么宁静。二十年过去了，我和哥哥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和自己的事业，我虽然和父亲住在一起，可是母亲却已经不在，再也唤不回那一种温馨，那一种和谐。

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到乌镇去了，真是想象不出乌镇现在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