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不可斗量，高山不可称量。可在那个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我们乡村老家的不少时光，却少不了要用秤来称量。

那时的乡村，大的村庄分成两三个生产队，小的村庄自成一个生产队，队下面再分组，每天的农活全由生产队安排派工。然后再由记分员按出工日天数或按劳动量记工分到人入户，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工分分粮、分红（分钱）。所有一切需要计量的劳动，一切需要分配的东西，几乎都少不了要用秤称一称。

我就在那段被称量的时光中长大。那时，我们村只有木杆秤，分为两种，一大一小。大的有锄头把长，头大尾细，叫牛尾巴秤，小的有打狗棍粗，叫鞭杆秤。不论是大秤、小秤，属生产队仅有，谁家要用，必须找生产队的保管员借。那种牛尾巴秤用来称笨重的物品，一般要三个人配合，先把需要称量的东西拴捆好，挂吊在5字型的秤钩上，秤脑壳上有个碗大的铁圈，中间穿根木杠，一头一人合拍使劲抬起，被称的物品离地，掌秤的人不停地抹动秤砣，秤杆平，秤砣不下坠，秤砣绳停留在秤杆星上的位置，就是被称物品的实际重量。

由于我们村出门就爬坡，除挑水外，很多农活都少不了要用头和背背运。比如生产队修建小水坝，需要搬运很多石头、沙子、泥巴，按劳动日记工，经常有人耍滑偷懒、出工不出力。生产队就别出心裁，安排木匠制作了一个正方形的秤架，像有扶手、无脚、正面敞开的靠背椅子，挂进牛尾巴秤秤钩，拴吊在足球门似的横杠中央，让背运沙石泥土的人，一竹篮、一竹篮过秤，就可按总重量计算出公分。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人多秤不够用的问题，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有利于多劳多得，力气大的人自然就可以挣到高工分，年底多分粮、多分红。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全村人个把月的倾巢出动，一层层夯压起来的泥土，就变成了梯形的坝埂，横亘在山箐间，一座维系着那片雷响田的小水坝就建成了。身为孩子的我，常跟着母亲去看热闹，恳求掌秤手为我称体重。掌秤手见缝插针给我称完体重，常丢给我一句酸溜溜的话：还上吊不着呢，只有只大骟羊重。上吊，指当时农家交售给国家一头60公斤猪的标准重量。尽管被掌秤手讽刺成憨厚的猪、结扎的羊，无知的我还是喜欢跑去玩秤，盼望自己长大也能当上众人仰慕的掌秤手。中午，趁大人们下工回家吃饭，我们一群娃娃互相邀约，像群猴子似的跑到秤架旁，互相推着屁股，爬上秤架，轮换着称体重，或坐在秤架上当秋千甩。贪玩的我们常常被提前赶到的掌秤手骂得狗血喷头，如一只只石头惊飞的鸟，溜了。等到小水坝建成，那个劳苦功高的秤架，也被修过好几次，最后被搬回了村庄备用。

那时，没有化肥，生产队都要派妇女们身背大花竹篮，手握篾耙，上山抓松毛、落叶回来垫畜圈、积农家肥。由于松毛、树叶像棉花一样体积大，背回家过秤，仍然少不了要用牛尾巴秤上秤架称。待农家肥作成，出畜圈时，各种粪草，同样要上秤架称后，集中堆成山头一样的大粪堆。栽种时，发酵成熟的粪，再由生产队派人，一竹篮、一竹篮上秤架称量后，背运到田地里，喂给土地、喂给庄稼。

每年生产队分粮食，也少不了要用牛尾巴秤称量。队长、会计、记分员、保管员早已召开队委会，提前做好年终结算，谁家一年到头挣了多少工分、有几口人、年中已分了多少粮、年底还该分多少粮，早已算好账。然后通知开会，人到齐，就当众公布分粮。那场面真是看戏似的热闹，几乎全村人都到齐了，自觉地排队，听从生产队干部呼喊姓名，依次互相帮忙，撮粮、装粮、称粮、分粮。一年的收成，除留足种子和上交的公余粮外，全部分给了各家各户。

交公粮是村里人最乐意的劳动。生产队组织妇女们把收上场的粮食筛、煽、晒好，头天晚上由送粮的人一袋袋装好，过秤后放在保管室里，交由几个民兵看守。还不等天亮，送粮的人就打着手电筒，争先恐后来到保管室领粮、背粮，借着月光，沿着崎岖的山路，送往十多公里远的狗街粮管所。交售完公粮，正值狗街集市热闹的时候，送粮的人就可挑水带洗菜，逛逛狗街，顺便买点烟酒糖茶、针头线脑之类的日用百货，一举两得。所以，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们最喜欢送公粮，说不定还能遇上对象，谈成婚事，结下姻缘呢。

那种牛尾巴秤农家也有用的时候。那时，农家要杀年猪，必须向国家卖一头派购任务的肥猪。在交售肥猪前，很多人生怕辛辛苦苦养大的猪卖时短斤少两，都会用牛尾巴秤提前称一称。被卖的猪只顾头插进槽里吭哧吭哧吃食，神不知鬼不觉就被早已准备好皮条、绳子的两三个壮汉冲上去，拧住猪尾巴，扭住猪耳朵，七脚八手擒翻在地，捆住猪的手脚，扎紧猪的嘴壳，瞬间就把嚎叫乱蹭的猪挂进秤钩，高高抬起，快速称量。等把猪送到食品站，卖猪的人家早已打好腹稿，不会吃瞎亏。

那种名叫鞭杆秤的小秤，用途更为广泛。逢年过节，生产队常杀猪宰羊，少不了要用那鞭杆秤分肉给各家各户。分少量粮食时，或牛尾巴秤无法称的三斤八两，同样少不了要用鞭杆秤补差找零。母亲常说：天不平，地不平，人心哪有秤公平。家里偶尔有仔猪、鸡鸭、兔子之类的家禽卖，都不愿意打黑锤，都说去问问哑巴（秤）就知道了。于是，用绳子把家禽六畜的脚捆扎好，再用鞭杆秤吊起来一称，就知道斤两，计算出价钱成交了。

如今，农村的田地已承包到户，农民的劳动不再需要称量。木杆秤也越来越少，已不多见，只有那段被称量的时光，深深地印刻在乡村岁月的皱纹里。

泥土捍卫的村庄

有人说是篱笆捍卫了庄稼，狗捍卫了村庄。依我看，真正捍卫村庄的应该是与村庄血脉相连、唇齿相依的泥土。正是那些泥土筑起的墙、建盖的房屋，把村庄里的人、村庄里的家禽六畜搂在怀里，旗帜一样把村庄高高举在头上。

我是泥土的后裔，出生在那个靠挣公分吃饭的年代，一切都是生产队的。树是集体的，土地是集体的，庄稼是集体的，几乎连空气、阳光、雨露都是公家的。全村人的生产劳动、全村人吃的粮食、全村人花的钱一切都必须由生产队统一安排指挥，统一计算分配。惟有几块为数不多的自留地、菜园地，由各家各户自行耕种。拥有自留地的母亲，惜土如金，每一寸泥土挖翻，每一粒种子下地，每一棵菜秧移栽，每一道工序，都绣花似的认真善待。不仅要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多拾粪、多积农家肥，还带领全家人用竹子和刺在地埂边站起了一道厚厚的篱笆，生怕猪鸡牛羊嘴馋偷吃、抢了人的吃食。母亲在自留地和菜园里栽种的很多瓜豆蔬菜、苞谷洋芋，成了我童年以粮充饥的救命稻草，哺育着饥寒交迫的我不断成长。也正是那一块块微不足道的自留地，那一茬茬不起眼的蔬菜、杂粮，成了家家户户嘴皮外边的饭，不仅捍卫了村庄的性命，而且还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村庄里的人。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村庄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田地全部分给各家各户耕种，自留地从此流产。拥有田地经营权的村庄，松绑解套的农家，想种啥就种啥，不再为吃不饱而发愁，逐步过上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日子。

一年一个样、马打滚在变的村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新品种也接踵而至入侵村庄。最有代表性的是村庄里千百年来驯养的猪鸡，以洋的身份、客的高贵，捷足先登来到村庄。可是它们水土不服，吃不惯猪草、糠麸，米汤、泔水，虫蚁、杂粮，全是从村庄外买来的一袋袋化学配合饲料。从此，土猪、土鸡与洋猪、洋鸡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较量。渐渐地，膘肥体壮的白毛猪越来越多，嘴尖毛长的黑毛猪越来越少，雄壮魁伟的洋鸡独领禽冠，生下鹅蛋大的鸡蛋。从此，村庄结束了缺荤少油、清汤寡水、肠胃生锈的日子。

随之而来的是村庄里那些旧宅老院被不断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宽敞明亮的农家小院。村庄在你追我赶长大，村庄里的饲料猪、饲料鸡在疯长，吃了饲料猪、饲料鸡肉的村庄人在长粗、在发胖，村庄里曾经面黄肌瘦的一个个庄稼人，也逐渐大腹挺挺，长出了大油肚。

我也是个被城市饲养的胖子，才年近半百，医生就给我下了禁令，这不能吃，那不能喝，天天服药不断。为了健康，总是千方百计减肥，戒肉、少吃，跑步、打球锻炼，与缺医少药的村庄相比，我生怕哪一天住进医院，就出不了医院，尸骨回不去魂牵梦绕的村庄。倒是村庄里那些虚胖的父老乡亲，也经常有人进城来找我求医问药看病，住进医院，找到医生，做完各种检查，才恍然大悟，他们和我一样，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慢性癌症早已潜伏在体内。可是，好药不治真病，村庄里还是有人被脑出血、半边风过早地夺去了性命，送上了村庄背后那片阴阳两隔的坟茔。

走的人多了，乡村的人在悲伤，村庄也在莫名其妙地忧伤。村庄的病痛，自有村庄治疗的秘方。痛定思痛的农家，养猪、养鸡，开始实行隔槽喂养，留下自家吃肉的，不再喂化学饲料，放养；卖的全喂化学饲料，关进笼子、栅栏，圈养。只有一生水里找粮的鹅鸭、满山跑的牛羊在自然放养。就连菜园，也分茬、分块栽种，自家吃的用尿粪农家肥，卖的全施农药、化肥。觉醒的村庄人不得不把泥土掰成两瓣，一瓣留给自己，一瓣留给别人，开始护卫自己的舌尖、捍卫自己的村庄。

我从沾满泥土的村庄走来，不论走多远，我的血脉、我的脐带、我的根仍然扎在泥土肥沃的村庄。我偶尔回到村庄看看，村庄里的一切有些陌生，就像村庄里很多人不认识我一样，我已不知道很多农耕事物。村庄脚下那片曾经维系着祖祖辈辈生存的田地，被统一流转承包给外来老板，架起了塑料大棚，种上了西瓜、番茄、虹豆看上去规模连片、像模像样，有了电视里那种现代农业的缩影。村庄里那些放不下老人小孩、出不了远门的人，也可以就地帮老板打工，挣点小钱。可村庄里的很多人都不愿意吃自己在自己土地上种出来的大棚蔬菜。每次回到村庄，我很想买些带走，村庄里的人总是劝我莫买，大棚里的瓜菜化肥施得多，农药打得重，吃不得。起程时，用心良苦的母亲早已为我准备了自家没打过农药的蔬菜，没吃过化学饲料的土鸡蛋、土猪肉。

回城吃着那些泥土芳香的食物，我仿佛一条村庄里的寄生虫，依赖在母亲偌大的怀抱里，多么的幸福。可好景不长，从老家带来的蔬菜、鸡蛋、肉吃完之后，我又无奈地跟着妻子，走进农贸市场，从这个摊搜寻到那个摊，挑来拣去，却始终买不到称心如意的菜、鸡蛋、肉。真羡慕村庄里那些自留的土地、自留的菜、自留的猪、自留的鸡，它们虽不是精兵强将，却在默默无闻地捍卫着村庄脚下的每一寸泥土，捍卫着村庄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