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汉代佛教的传播区域以首都洛阳为中心。首先扩展到徐淮一带。山东是古代齐鲁的繁荣地区，盛行黄老学说，相信方术和道仙的人很多，佛教传入之初，很多人把释迦牟尼和黄帝、 老子并提，视为同类的神, 把佛教也看成是一种神仙方术，所以山东充分具备了接受佛教的条件，地处山东中部的泰山一带，也就成为佛教传入较早的地区之一。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要想在泰山这块土地上扎根，不但要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还必须同中国固有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相融合。东汉末年以来，外来的僧人增多，译出不少佛经。为了和汉代兴起的“泰山治鬼”之说相结合，不少僧人在翻译佛经中，把“地狱”译成“ 泰山”。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中， 多处附会“ 泰山治鬼 ”之说。例如，“ 命终灵魂入泰山地狱 ”（卷一）、“ 泰山之苦，难可想见 ”（卷四）。“死于泰山，泰山之鬼拔出其舌，著于热沙，以牛耕之，又以热钉钉其五体，求死不得， 殊恶如此 ”（卷五）。当时汉译佛经以意译为主，上述佛典中之“泰山”，不是传自印度或西域，而是译者把佛经和泰山民间信仰相揉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人们要求宗教作为精神寄托，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宣传，大多数统治者又极力扶植，于是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佛图澄的弟子僧朗，为逃避冉闵之乱迁居泰山。在泰山西北的金舆昆仑山清除了虎患,创建朗公寺,讲解《放光般若经》，传授弟子僧等百余人。

僧朗博学硕通，在当时佛教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南燕主慕容德授予僧朗东齐王的称号，并赐与奉高、山茌两县的封禄，以师事之。前秦主苻坚，“送紫金数斤，绢绫三十匹，奴子三人，以备洒扫”。不仅赠物，而且赠送奴隶！这样，由于统治者的扶植，一个小小的佛寺，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僧侣地主庄园。

北魏开国皇帝拓拔圭，即使在军事倥偬之际，也要“敬问泰山朗和上”，要僧朗帮助他克服离王畿最远的地方。此外,后秦主姚兴、东晋孝武帝，都和泰山僧朗有过书信往来和厚礼馈赠。这在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在泰山佛教史上，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对统治者的馈赠和来书，僧朗都有回音，在复慕容德的信中称：“僧朗顿首！陛下龙飞统御百国……荡平之期，何忧不一！”（《广弘明集》卷35）佛教主张出世，但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僧侣们普遍不与世隔绝，而是关心政治。

当时一些名僧也经常往来于泰山一带，高僧道安就是突出的一个。道安对佛经的翻译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佛教寺院定立规制；划一僧人的姓氏，道安以后僧尼一律姓“ 释 ”，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道安翻译的佛典《鬼子母经》中，也有“死后亦入泰山地狱”之语。大约在前秦苻坚建元十七（380 －381）， 道安来到泰山，参加金舆谷之会，他的这次东下，可能是应僧朗的邀请。

僧朗、道安以后一百多年，到了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法定来到泰山西北的方山开山，重修寺庙在方山之阴，为神宝寺，后又迁至方山之阳，为灵岩寺，法定被誉为开山第一祖。公元446年， 魏太武帝灭佛，灵岩寺也受到严重打击。但不久，文成帝继位，佛教又得到迅速恢复。这一时期泰山一带除较大的佛寺外，还有北魏时兴建的光化寺、谷山玉泉寺，北齐时兴建的四禅寺，以及普照寺等，寺院经济也相当发展，仅泰安白马寺就有寺田800余庙，并出现了寺院领辖而不向当地政府供输赋役的佛图户。

魏晋以来，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到东晋后期，以宣传“空”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教的主流。泰山经石峪的北齐隶刻《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就是大乘空宗的主要经典。经石峪隶刻举无双稀世之宝，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1916年9月，康有为由曲阜到泰安，下车后直奔经石峪，他在古人的斗大字书前，佩服得五体投地，深深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所震撼！此外，光化寺和映佛岩也是刻的般若经，两处石刻距今已有1400多年。这些规模宏大的佛经石刻的出现，是佛教在泰山一带繁荣昌盛的历史见证。

经过魏晋南北朝几个世纪的发展，佛教在泰山一带逐渐扎下根来，到了隋唐，由于统治阶段大力扶植，泰山和全国一样，佛教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隋文帝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 搜罗和剃度僧侣， 组织翻译佛经。开皇元年（581），“三月诏于五岳各立一寺”。开皇三年下令将朗公寺改名神通寺。开皇十三年，又令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开皇十四年，柴燎岱宗，诏河南王为神通寺（朗公寺）檀越，齐王为神宝寺（静墨寺）檀越，华阳王为宝山（灵岩寺）檀越。 所谓檀越， 就是向寺院施舍财物、饮食的世俗信徒。开皇十五年，文帝东巡泰山，诏访泰山名僧法瓒进京，后送舍利於神通寺， 并广造神像。泰山一跃而成为山东佛教文化的中心。封建统治者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佛寺、佛塔、佛像，为的是麻醉人民，但这些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的标志。试看今日泰山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处，无不绿树成荫、景色宜人，给广大人民以美的享受。泰山集自然、人文景观于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而人文景观应该包括佛教文化艺术在内。

灵岩寺到了唐代更加兴旺，其在全国的影响远远超出神通寺，出现一些著名高僧。唐初慧斌就曾住持灵岩寺，慧斌晚年为弘福寺住持。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就是在这个弘福寺，开始了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工作。弘福寺是唐代著名的大寺，这也说明了灵岩寺的地位。

武则天在争夺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利用佛教为自己制造舆论，曾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服）处黄冠（道士）之前”。麟德二年（664）， 高宗和武则天来泰山封禅时，打破以往帝王之惯例，先到灵岩拜佛，然后到岱顶祭天，说明高宗和武则天对佛教的重视。

唐中叶以后，禅宗成为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佛教完全中国化，禅宗在泰山一带也广为传播，据《封氏闻见记》和《 五灯会元 》的记载：唐开元（713－741）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降魔禅师是禅宗北派领袖神秀的弟子，神秀告诉他：“汝与少皋之墟（泰山一带广大地区）有缘。”降魔大师敬奉师命来到灵岩寺,弘扬佛法，以后几年，学者云集，佛教规制，饮食上僧人过午不食、不饮酒、戒荤食，坐禅修行又常达90天之久。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清除坐禅产生疲劳，这样，茶就成为僧人坐禅理想的饮料。由于禅宗大力提倡，不仅泰山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

唐代中国高僧鉴真曾东渡传法，鉴真在日本的第四代弟子，日本国慈觉大师在公元839年，随最后一次遣唐使入唐求法，慈觉大师在中国期间，对泰山等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了解，回国后，用汉文书写了《入唐术法礼行记》，记载了在唐十年的经历，《入唐求法礼行记》一书，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并列被世界公认为古代东方三大游记。

黄巢起义爆后，唐僖宗逃亡成都，僖宗也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中和三年（883），他听说泰山有一个叫大行的僧人，念诵《阿弥陀经》很有功夫。便赏给这个僧人一个赐号，叫“常精进菩萨”，赐爵“开国”，并且还召见他。《阿弥陀经》主要宣扬“极乐世界”如何“美妙无比”。“阿弥陀佛”如何“神通广大”，只要反复诵念“南无（皈依、致敬）阿弥陀佛”，死后就可进入西方“净土”。佛教净土宗就是通过这部经典而得到广泛传播的。

灵岩寺在唐代是禅宗北派降魔禅师讲法的所在，但南派后来居上。南派禅宗临济宗势力最大，北宋时慧南和尚又从临济宗衍化为南派新系──黄龙系。慧南的弟子净如，就在灵岩寺阐扬黄龙系教义。黄龙系主张“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净如的弟子道询继续在灵岩寺住持讲法，足见灵岩寺是北宋禅宗南派的重镇，与少林寺是禅宗同派，两僧住持有时先后请同一名僧。

由于禅宗一派构居深山大壑，标榜教外别传，因而会昌灭佛，五代兵乱影响较小，北宋时有僧侣沙弥500余人，又达到新的高峰，据记载，灵岩寺“每岁孟春迄夏首，四向千里老幼匍匐而来，散财施宝,惟恐不及,岁入数千缙”，可见香火之盛。北宋八个皇帝御书相赐，并规定灵岩寺的住持必须由皇帝直接派遣。灵岩寺现在尚存宋代彩色泥塑罗汉像40尊，其中有东土初祖达摩、庐山莲社慧远、天台醉菩提济颠（济公）、晋朝泰山僧朗、灵岩开山法定、净仁大师仁钦等名僧皆在，栩栩如生，梁启超誉之为“海内第一名塑”。灵岩彩塑不仅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卓绝艺术才能，而且也是宋代泰山佛教昌盛的生动写照。

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犯。烧毁灵岩寺的殿宇、僧舍，年仅22岁的辛弃疾，鉴于僧众对金兵的愤恨，发动僧人抗金，联合济南地区其他佛寺僧众数千余人，编入耿京的抗金队伍。

金元时期，境内“敕建”或“奉敕”明确寺产，并立“牒牌”的寺院40多处。元代佛教各派中，还是以禅宗最为繁荣，泰山西麓的竹林寺，在元贞年间（1295－1297），出现了“东振齐鲁，北抵幽燕，西逾赵魏，南距大河，莫不闻风趋赴。其道施者朝暮不绝”的盛况，这时的泰山寺院，不仅国内僧徒络绎不绝，海外僧人来泰山传经学法的也迅速增加。日本国邵元和尚，是临济宗东福寺开山圣一国师圆尔的法孙，“慕中国释教之盛”，在元泰定四年（1327）乘船来中国，他在中国期间翻译了大量佛经，结识了不少名僧，灵岩寺第39代住持僧息庵就是其中之一，息庵去世后，邵元在“息庵禅师道行碑”中,历述息庵生平,赞扬息庵佛门好事，其文情深意长，是一篇歌颂中日友好的史诗。

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高丽僧满空等，渡鸭绿江来到南京天界寺，宣德三年（1428），登泰山访古刹，先在泰山西麓的竹林寺，后又到普照寺住持20多年，“佛殿、山门、僧堂、伽蓝焕然一新”,四方受法者千余人，还为朝鲜翻译了大批佛经。明天顺七年（1463），满空去世后,就葬在普照寺西南不远处。满空等高僧，到泰山虽然出于宗教的动机，但他们胆识过人，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在不同国家民族间传播与交流文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意义也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

随着宗教的广泛传播，僧尼增多，封建国家从僧人中选任僧官，协助政府管理僧尼。僧官的设置，可追溯到东晋十六国，明朝为了加强对寺僧的管理，建立了比前代远为细密周详的僧官制度：中央设僧录司，掌管天下僧务；府设僧纲司，有都纲（从九品）；州设僧正

司，有僧正一人；县设僧会司，有僧会一人，分掌地方僧务。洪武年间，泰安僧纲司、僧会司的司署分设于普照寺、资福寺。各级僧官都由僧侣担任，属于国家官吏，虽给予一定的优待，但不给薪俸（《明史·职官三》）。佛教附属于朝廷行政之下，失去了以往在政治上的一点相对独立性。

景泰三年（ 1452 ），规定各寺观田土不得超过60亩，“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强调了寺院田地必须由朝廷收税的原则。但灵岩寺拥有瞻寺地3500亩，自宋以后就免差役，只纳税银，金元明时都奉旨税银和差役全免，一直到清代仍不纳税，这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泰山灵岩寺的重视。

由于宋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趋强化，封建统治阶级提倡：“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于是经过隋唐时期的儒、释、道三教鼎立，逐渐走向三教会同。儒家主张入世，孔子对死的问题并不感兴趣，而佛学提出一整套关于生死的学说，为中国固有文化所欠缺；道家讲玄之又玄，恰与佛教空宗理论相通，中华文化伟大之处，正是不断地接受、改造外来思想，成为自身结构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一些大师继出，或倡禅净一致，或说性相融合，或论佛儒合一，使冷落的佛门，复有一番气象。泰山不少寺僧与封建士大夫往来酬和，宋大观（1107－1110）初，灵岩寺的住持仁钦，赐号静照大师，他在“灵岩建绝景亭以宴宾客，修崇兴桥以通往来，士大夫咸（都）爱与之游焉。”明正统（1436－1449）中，住持古奇，“能文

善诗，士大夫多敬重之。”万历（1573－1620）初，灵岩可长老，擅长诗赋，精通戒律，“名重朝野”。由于他对佛教教义有很高的造诣，被朝廷封为达观大师。不仅如此，当时儒家中也出现不少不受戒的佛门弟子，更多的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却精通佛典，也有的出家为僧。元玉，字祖诊，弃儒从佛，康熙初年，卓锡普照寺，广结泰山社会名流，在寺东构筑石堂以读书，别号石堂老人。有《石堂集稿》等著作。 他提倡“道”反对“术”，主张把三教揉合在一起。

至清代，由于泰山成为碧霞元君的道家的天下，红门原为佛教院， 这时由于香火冷落，院内除了原有的弥勒佛外，又供上“碧霞元君”的神像，“敲着木鱼念佛经，烧香磕头供元君”。红门宫边又筑起一座“孔子登临处”石坊，也设有香坛，这也正是儒、释、道三教会同的写照。

除了儒佛相互渗透之外，佛道也逐渐结合。据《日知录》记载明神宗把他的母亲李太后尊为“九莲菩萨”，为李太后建大殿在“天书观”，天书观却是宋真宗时建的道教观宇，供碧霞元君。斗母宫也是佛道结合的地方，斗母的全名是“先天斗母大圣元君”，传为北斗众星之母，是道教信奉的神，可是大部分时间这里住的是尼姑。院中斗母殿原供斗母及十二星君像，东殿祀观音、文殊普贤菩萨像,西侧配殿又祀碧霞元君。

进入近代以后，佛教由于其繁琐的教义和死板的修行仪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急剧发展和变化，一直处在衰败的状态之中。民国十八年（1929），泰安成立了佛教协会，管理僧尼和保护财产。但并没有能够挽救佛教的日益衰退和没落。日本侵华时，徂徕山和泰安农村中较大的寺院大多被日军破坏。1946年6月，新四军攻克泰城， 规劝斗母宫尼姑还俗。同年，陈毅南下，途经泰安，游览王母池，令县人民政对七真像加以保护。

到1948年,泰山有僧14人,尼25人，散居农村各村僧尼20余人。

1951年土改，多数寺庙改为学校或林场。保留下来的寺庙，寺田按政策处理，原来的僧尼逐渐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民主改革，寺庙废除了封建特权，僧尼群众过上了民主生活，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受到国家的保护。

党和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正确主张，在“文革”时期被破坏，宗教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寺庙古迹、经像法物和艺术文物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正常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僧尼受到冲击。

1978年以后逐步落实了宗教政策，1981年，原红门宫和尚永柱，被接回普照寺，进行佛事活动，普照寺属临济宗，是泰山南麓唯一的四方丛林。与此同时，尼正品、仁义住持属临济宗的斗母宫，正品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泰山佛教徒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维护和开放寺庙，有的因地制宜，从事林、农业生产，有的配合泰山旅游，从事服务性行业， 清修与劳作并重。一些重点庙宇，也成为国际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外宾、华侨参观访问、交流佛教文化的场所。近几年来，泰山佛教徒在信奉的教义中，又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包括佛教教义中的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它的广大行愿，但对以上教义赋予新的内容，即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人群， 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这种思想,既继承了佛教原有教义和修行方法，又对原有的教义作了新的发挥。其目的在于自觉地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人间极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