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加强，朝廷对宗教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洪武十五年（1382），在京师设道录司，隶属于礼部，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行政机关；府设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州设道正司，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道会一人。分别掌握府、州、县的道教事务，均归道录司统辖，俱选精通经典、道行端洁的道士担任。司署设在岱庙和碧霞祠，加强对道士女冠的检呸，明清两代泰安岱庙住持一直由朝廷直接任免。道教附属于朝廷行政之下，失去了过去在政治上的一点相对独立性。洪武三年（1370）随着封禅制的嬗变，还取消了“天齐大生仁圣帝”的封号，改称“东岳泰山之神”，恢复了山神的本来面貌。洪武十年、十一年、二十八年、三十年，又先后派遣道士吴永舆、乐本然、朱锋如等改祭东岳泰山神。

明成祖以后，不少帝王都和道士中的术士往来，特别是世宗和神宗，他们喜爱各种方术，相信符箓和斋醮。明代对道书的整理也十分重视，道藏刻印完成，颁布全国名山宫观，万历二十七年（1599），神宗差太监李升斋到泰安，并向岱庙颁发《道藏》一部。敕谕住持和道徒，“朝夕礼诵”，以祚“民安国泰，天下太平。”求得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这就是神宗弘扬道教的用意，也是历代统治者利用宗教的目的。

世宗、神宗推崇道教，但神灵并没有保佑泰安神州。据有关泰安地方史志记载：世宗嘉靖八年（1529），泰安蝗、九年又蝗，十六年泰安大水、三十泰安水，“溺死者众”，三十一年，“泰山大饥饿，饿莩枕籍，民多取其肉食之。”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泰山碧霞宫四方来祷焚者互相践踏，死六十一人（查志隆《岱史》卷），“死者惟咎于事神不恪，及积过所到而已。”（《岱史》卷）。信仰者满怀宗教热情，在茫茫迷雾中寻求希望，但最后得到的只是希望变成泡影，受害的正是那些虔诚于泰山神祇的人民。

封建统治者不仅通过泰山神衹是麻醉人民，还借此对香客进行经济剥削。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朝廷用镇守太监黎鉴的建议，征泰山香税。从遥参亭经红门到岱顶设分理官6员，总巡官1员，规定本省香客每人5分4厘，外省9分4厘。因外省香客报名，一律改为税银8分。清初增加到1钱4分。据明张岱在《岱志》中记载：“合计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满二万。”“岁入二崐三十万两”。至于香客施舍的珠宝、玉石、首饰、金银娃娃、铜钱藩盖袍服、纱罗缎布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钱财“充国税若干，充齐鲁间藩禄官廪军储公府之费若干，……取给殚尽。”（《岱史》卷18）“山东合省官，自巡抚以至州目，皆分及之。”群众奉献给泰山神祇的钱财却进入了官吏的私囊。直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才诏令废除香税。

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制度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西方文化开始传入并发生影响。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利用传统的封建神学这个工具，清康熙帝就曾说过：“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正统的道教逐渐衰落，但是由于道教与民间宗教有传统的渊源关系，道教依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期，泰山道教出现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祭泰山神的活动，由帝王将相逐渐普及于民间；二是东岳大帝逐渐被碧霞元君取而代之。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重修岱庙碑记》中概述了这种演变：“盖由柴望一变为封禅，由封禅再变为神仙”。以碧霞元君为代表的神仙道教，在泰山得到空前的发展。

早在宋真宗封泰山时，在岱顶玉女池得一石像，赐名“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专建“昭真祠”以祭祀，道教常常因人因事因物而设神，于是对此又加以附会。并撰著了经文，如《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中就声称：“泰山岱岳，奠靖坤元，中有元君，号曰天仙”，“受命玉帝，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为了将碧霞元君纳入道教神祇的行列，还编造神话传说，这就是《历代神仙通鉴》中所说的，大茅君泰山获偶，“八月月盈之夕至泰山完婚”，大茅君是道教茅山宗的始祖，元君是他的夫人，当然也是道教中的神，清康熙间还在岱庙东御座增建了“三茅殿”。这样，一人传其虚，万人传其实。碧霞元君的身价也愈来愈高，最初是东岳大帝的侍女，后来成为东岳大帝的女儿，最后则成了受玉帝任命的天仙，人称泰山老奶奶，其地位当然超过东岳大帝了。清人记载：“礼岱者皆祷於泰山娘娘祠庙，而弗旅于岳神久矣。”以至到本世纪初，泰安百姓“终日仰对泰山，而不知有泰山，名之曰奶奶山。”

信徒认为泰山奶奶是泰山的神，只要“积德行善，心地真诚，跟她求啥，她都会答应。”崇奉碧霞元君的活动，大多只是求神保佑赐福，而且主要是当前的切身利益，信徒所要求的一般是“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求子者愿嗣。”（《泰山东岳庙碑》）至于六道轮回、天道承负，还不是急迫考虑的事情，白日飞升、长生不死也无比奢望。但这种宗教活动符合民间信仰及鬼神崇拜心理，同时也与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宗教向世俗方向变化这一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神仙道教也如同日薄西山，但还占据了民间信仰的一些地盘，民间祈祷斋醮之事仍照常流行。1922—1923年，泰山道士梁鸿峻募化重修元始天尊庙，和自无极庙至扇子崖之间的盘道，但总的说来，泰山和全国一样，道教日趋衰微。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泰安成立，下令将岱庙辟为中山市场和中山公园，撤毁神像，砸毁古代石碑，岱庙“处处残垣废墟，破败不堪”。1930年，神州泰安又成为“中原大战”的战场，“满山修筑战沟，毁坏古迹、石刻、风景、庙宇不可胜计。”连岱庙天贶殿壁画，也被“炮毁数处”。1931年，马洪逵又在蒿里山修建烈士祠，拆毁蒿里山神庙。1936年，泰安成立道教协会，管理和保护庙宇。1938年泰安沦陷，泰山附近农村及徂徕山一带的道观，多为日军所毁。1949年前，泰安境内除火居道士散在农村外，出家道人45名，在泰山上下十几处庙宇活动。岱顶共有20名道士，分别住坐碧霞祠、玉皇庙、东岳庙、青帝宫、南天门5座宫观内。因碧霞祠香火多、庙事忙，除本祠的4名道士外，其它4座庙宇的16名道士都要轮流到碧霞祠值班。逢元君、玉皇等神仙的节日，住持道士还邀山下各庙的道士到岱顶协助。1948年泰安解放，泰山教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社会入宫观出家当道士的人大多因家庭贫困，自幼送入宫观，1948年后，有些不耐枯座经堂，脱下道袍，成家立业，道士人数减少到12人，这也是社会进步所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仍然留在宫观中，大多数是虔诚的信仰者，经过土改分得土地，有的从事农业，当时尚士廉响应政府号召，带领弟子在岱庙后院（今东西花园）开荒种地；有的因地制宜，改为接待旅游者的服务行业。道教既主张出世，又注重入世，在追求解脱的同时，又不放弃现实的生活。泰山宫观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生产劳动的集体组织，清修与劳作并重，废除封建规制，事务民主管理，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宗教上划清正常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活崐动的界限。“文革”期间，泰山道教又遭受一次浩劫。道人被驱赶，道观被关闭，一些珍贵文物被毁掉，宗教活动完全停止。1978年以后，逐步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道士女冠陆续回到宫观。1980年，王母池道士孙至福被接回原庙。1981年，一些宫观对外开放，属文物部门管理。1983年，国务院（1983）60号文件确定碧霞祠为全国重点道观之一，要求在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下，由道教组织管理使用。1985年，道人正式接收了碧霞祠，开展了宗教活动，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道教协会筹委会主任张常明主任住持，当时碧霞祠有道人8名，1988年增加到30余名。

自古以来，泰山就是道教兴盛之地，道教在泰山历代不息、庙宇遍布，至今保留完好的宫观尚有20多处，其中有属于龙门华山派的岱庙，属于龙门派的王母池、碧霞祠、玉皇阁、玉皇庙，属于铁拐祖师云虚派的三阳观、关帝庙，由于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正常的宗教生活得到了法律保障，环境也得到了维护，宗教文物得到了保管，宫观得到了修葺，留下了琳琅满目的名胜古迹，与泰山自然美景相映成辉，吸引着更多的游人到泰山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