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56个民族大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人数较少且属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同体———保安族。保安族现有人口约1万余人,主要聚居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与东乡、裕固族一样,一般认为是甘肃特有民族。保安族现今尚无本民族文字,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同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东部裕固语有密切关系。

保安族在清代咸丰年间之前,一直居住在现今青海省同仁县的隆务河(亦称保安河)东西两岸,事实上在明末清初时,青海的同仁地区就已形成了多民族大散居和小聚居的“四寨子”(又称四屯,即尕撒尔,年都乎、吴屯、保安),保安人聚居的尕撒尔、保安和下庄三地被称之为“保安三庄”,而当地的土、藏族人称“保安三庄”的保安人为“黑黑”(即回回)。“保安三庄”以外均为藏、土族部落,俗称“保安十二族”。保安城是明代洪武年间为戍边屯垦军士修建的保安堡,至明万历年间扩建为保安城,隶属河州卫,置都指挥管理“保安十二族”。清乾隆年间,保安地区增设营制,改属循化厅,改都指挥为都司,至此有了较为完整的行政建制。保安人在隆务河两岸世代居住并同其它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开发了这块土地。那么为什么保安族会从青海同仁东迁至甘肃的积石山地区呢?用现今保安族干部的话来讲:“这是一段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见马少青著《保安族》,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

保安族东迁无史料记载,所以只能从五、六十年代的部分保安族老人追忆中略知一二。大约在清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1861年———1862年),居住在青海同仁地区的保安人被迫举族东迁,这次迁徙的原因传说也较多,《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一书中归纳了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清同治元年,麻巴部落头人联络保安地区的统治者以及信仰藏传佛教的部落排挤保安人,迫使保安人迁走。

二是保安人与当地尕寨东部落因水渠灌溉问题引起纠纷,保安人被迫东迁。

三是同仁地区信仰佛教的统治者采取行动,强制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人改信藏传佛教,因此,保安人被迫迁徙。《保安族简史》一书中对东迁的原因也归纳了几种说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笔者认为,在保安人举族迁徙这一问题上,最主要的是由于当地土司头人和寺院上层喇嘛等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展,特别是清廷统治者利用同仁地区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不断挑起民族矛盾,以至最终引起民族仇杀和械斗,才使保安人在付出血的代价后,被迫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迁往积石山的大河家地区。人们很难设想,在清朝封建统治的十九世纪中叶,一个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周边大多数民族完全不同的弱小民族共同体,能够很好的生存和发展。客观地讲,导致保安人举族东迁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当时青海同仁地区民族的、宗教的、生产生活的以及其它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决不是一两件偶然的突发事件所能左右的。据说冲突发生后,藏民集兵,准备动武,其中有藏族部落“吴屯”的头人,俗称“吴屯王爷”将此讯立即传给下庄的保安人,要他们赶快逃命。保安人闻讯大惊,正当保安人积极商讨准备迁往他乡之际,麻巴部落、尕寨东部落联络“五坊头”土族和其它部落,已率先包围了保安城,当时城内的保安人因城外发生民族械斗,每夜不燃灯火,以避风险。而此时一些封建上层却互相串通,事先通知城内的非保安人彻夜点灯,于是对方的兵入城后,见无灯者即破门而入。由于保安人无备,来不及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致使部分人惨遭杀害,部分人仓惶出逃,男女老幼爬水洞出城,汇合到下庄。他们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只好直奔东山。藏族朗加部落让出一条路使保安人通过,同时也劝阻其它追击保安人的藏族部落,使保安人顺利通过曼日山和朗加部落辖地进入循化地区。保安城和下庄的保安人出逃的消息传到隆务河西的尕撒尔村庄后,居住在这里的保安人也深感势孤力单,于是他们在马牙拉、马三高、马六十等老人的带领下,通过附近土族浩仑那卡部落的帮助,也舍弃家园,迁徙到循化地区。

保安人迁到循化后,受到同为穆斯林的撒拉人的热情帮助和款待,原居住在保安城内的保安人被安置在苏尔工(工,撒拉人的乡村社会组织形式,相当于乡,每工之下领属若干村庄,工和庄是居住的自然村单位,也是行政建制单位);原居住在下庄的保安人被安置在街子工和查汗大寺工;原居住在尕撒尔的保安人被安置在查家工。当时循化地方经济文化也很落后,加之长期的教派矛盾和民族矛盾影响,群众生活极为贫困,保安人迁徙到这里既无土地等生产资料,又属寄人篱下,这些因素给保安人以很大的精神和生活压力。保安人在循化居住了三年后,终因当地人多地少,生计无着而被迫继续东迁。经与邻近积石关内大河家回族头人取得联系后,保安人东渡黄河,穿积石峡,来到积石山下的大河家地区。

保安人初到大河家地方时,那里还是一片未曾开发的荒滩野地,人口极少。由于当地汉民阻挠以及河州的马占鳌即将反清起事,保安人将被召参加等原因,因此保安人被安置到回族较多的别藏地方居住。后因别藏地方的自然环境及经济条件也较差,且整个河州地区的苛捐杂税也多如牛毛,同时又卷入了西北回民起义的旋涡,致使保安人深受社会动荡之苦,生活极不安定,为了日后重返家园向青海出走,故而又返回大河家。于是,保安人在新的聚居地,按在同仁时的居住习惯,尕撒尔的保安人驻大墩,下庄的保安人驻甘河滩,保安城的保安人驻梅坡,形成了新的“保安三庄”。另有部分保安人驻柳沟的尕集、斜套以及刘集的高李家村等处。保安人选择上述地域居住,从地理区位、地形地貌上看,也是出于防范战事和便于出逃山林的动机。保安人从青海同仁迁至甘肃积石山下的大河家定居,前后大约历时五年。

以上简述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保安族东迁的因由及过程,那么保安族东迁又是怎样一个结果呢?后来的事实证明,保安族东迁虽出被迫无奈,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至少比原在青海同仁地区居住时有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好的结果:

第一,由于脱离了在原聚居地那种被较为强悍的其他民族分割包围的社会环境,使得保安族这一弱小的穆斯林共同体得以生存和发展,这是最值得庆幸的。

第二,在新的聚居地因周边所处的邻邦多数系同宗教信仰的兄弟民族,故而民族宗教纠纷大为减少,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社会生活亦相对趋于稳定。

第三,较之在同仁地区时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明显的改进,如在耕作方法上,总结出一套科学的轮作倒茬制,这就保证了地力的恢复和产量的提高。二是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如把“二牛抬杠”由直木杠改成曲木杠;用“阶州铧”、“百草铧”取代了“小尖铧”;用曲柄形铁铲和锄代替直柄长方形铁铲进行锄草;碾场使用碌碡等等。这些工具轻巧省力,减轻了劳动强度。三是学会了肥料的科学施用以及拌种等生产技术,同时由于气候及水肥条件的改善,还引进和增加了新品种、新物种,如开始种植较多种类的蔬菜、水果、瓜类等,这些都明显地比过去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四是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是打制腰刀的技术有所提高,式样增加,图案愈加精美,以至后来发展成保安族特有的民族工艺品。另外象铸造、金银装饰品制作等方面亦有所改进和提高。

第四,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商贸活动亦开始勃兴,形成了大河家和刘集两个集镇以及临近河州、青海循化等地区的区域性集市贸易中心。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被逐步打破,随着商品市场的拓展以及当时繁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的增多,迫使保安人将更多的农林土特产品转化为商品卷入市场,越来越多的保安人开始从事工副业和小商贩活动,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

十九世纪中叶保安人的整个民族举族东迁,这在人类社会史上可以说是十分不幸的。在迁徙过程中,保安人饱受了失去家园和颠沛流离之苦,即造成了这个本来就十分弱小的民族人口锐减,同时也对青海同仁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地破坏,但东迁的结果是使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存、繁衍下来,并且在新的聚居地又提高了本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从这些方面来讲又是坏事变好事,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矛盾激化,走向极端,就往往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保安人东迁这一事件亦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安族东迁又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决择。

时至今日,勤劳质朴的保安族人民在积石山下已定居一百多年了,百多年的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尽管是十分短暂的,但我们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过去,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记得有句哲言说得好:“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而现实则是流动着的历史。”深入剖析和反思历史,是为了给现实以借鉴,给后人以启迪。今天,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积石山下的保安族人民在各方面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民族相濡以沫,团结和睦,历史上那种民族间的相互仇杀,相互敌视所造成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笔者深情地祝愿保安族人民:面对光辉灿烂的21世纪,民族的经济、教育、文化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定会有更大的进步和提高。

作者：杨 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