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随父亲上山伐树。父亲锯倒一棵树后，我抚摸着树桩上那一圈圈不规则的圆形图案问父亲：“爸，这是什么呀？”父亲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摸摸我的小脑袋说：“这叫年轮，树有几岁了，就有几个圈。”我望望树，又望望父亲，好奇地问道：“那人有年轮吗？怎么看不到呢？”父亲笑笑说：“等你长大了就看得到了。”

这是我儿时对父亲最初的记忆——木匠。但当我长大以后，更愿意相信父亲是一个艺术家。一棵树在山上伫立千百年，它依然只是一棵树，最多能为人们遮荫、让鸟雀搭窝。父亲用他灵巧的双手剔除多余，这棵树便成了桌椅床柜，变得沉静而有内涵，随之有了艺术的美感和魅力。

把树砍伐扛回家，父亲会在院子里搭一个架子，将树干放上去，弹上墨线，一人在上一人在下用两米多长的大锯你推我拉把树干分解成椽皮，然后按所需尺寸锯断、刨光、打眼、定形、组装，最后刮粉、打磨、刷漆。每一道工序父亲都一丝不苟，从不偷工减料，极为认真。不但家具的面子上做得溜光水滑、美观精细，就连别人并不注意的角落里也不允许有一点毛糙，容不得一点瑕疵，因此他做家具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总比其他的木匠多。为此，母亲常埋怨他手脚慢，父亲却并不在意，解释说：“慢工出细活，三天做个牛打角（一种很简单的农具）。”正因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父亲的木工活在家乡十里八村口碑和声誉极好。

冬季农闲时节，父亲每天弓着腰，像一只虾，埋头在院子里推、刨、凿、锯。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用来弹线的墨盒。常常趁父亲不在，学着他的样子，像模像样地找一块废弃的木料，拉出墨盒里浸了墨汁的线，绷紧拉直，拇指和食指提起线的中段，轻轻一放，只听“啪”的一声，木头上便出现了一根笔直的黑线条，感觉很神奇。那时我们没有什么玩具，便去找父亲做家具时锯下来的那些三尖八角的边角废料，当作积木玩。

更喜欢看父亲用刨子把一块粗糙的木板表面刨平。这时父亲总是两手紧紧握住刨子两边的木把手，两根食指一左一右把住刨子的两边控制方向，运足力气，猛地向前一推，只听得“唰”的一声，刨子从木板的这头推到了那头，便会有一长条薄薄的散发着木质清香的刨花，从刨子上方的孔里弯曲着飞出来。推一次，“唰”的一声飞出来一条。不一会儿，地上就铺满了柔软的刨花、细碎的锯末，房子里便到处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木香，在那些细密的木纹上缭绕着。

偶尔碰上树疤，刨子便会受阻，在树疤那儿顿一下，刃子发出尖锐的声响。此时父亲前腿呈弓步后腿伸直，上身微微前倾，深吸一口气，把力气都运到双臂上，把刨子稍退，再猛进，“噌”的一声过去了，半段刨花和一些坚硬的木屑便飞了出来。父亲借势再推几刨子，然后提起木头，眯起一只眼，斜着瞄了瞄木头的线条是否笔直，自言自语地嘟囔一句：“泥瓦匠怕沙，木匠怕树疤啊！”

我把一段刨花当眼罩一样戴在脸上，扬起头问父亲：“爸，教你木匠手艺的老师是谁啊？”父亲就笑笑说：“是鲁班。” 我把全村所认识的人挨个全想了一遍，也没找到村子里有姓鲁的木匠，父亲哈哈大笑起来。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木匠完全是自学，在哪儿看到一件家具，他回家就自己一人慢慢琢磨、反复折腾，时间长了，竟练就了一身做木工活的好本事。

有时整个冬天，父亲都不在家，走村串寨上门去给人家打家具。主人家出木料，父亲出技术，包吃包住一天能挣八九块钱，一月下来能挣两三百块钱。我和两个姐姐读书的学费，大多是父亲冬天帮人打家具积攒下来的。

后来外面大厂家的家具批量进入了乡村，父亲精湛的技艺和那些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刀斧工具全都束之高阁，渐渐蒙上了岁月的尘埃和记忆的沧桑。我看见工人们用几块高压板三下五除二便组装出一件漂亮的家具。然而在眼花缭乱中，我却嗅不到父亲刨子下刨花散发出的淡淡的木质清香。我时常看到父亲站在他的工具柜前，望着那些沉静而安详的斧、凿、刨、锯发呆。我在怀念儿时每一片木屑带来的欢乐，父亲又在怀念什么呢？

父亲对于木头和树，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到了晚年的父亲，把家里所有的地全部种上了核桃树。每次回家，我都会陪父亲到他的核桃林里去转转。父亲总是喜欢背着手，顶一头花白的头发，瞅瞅这棵，摸摸那棵，回过头来对我说：“太肯长了，去年才碗口这么大，今年都比人的大腿还粗了。”我静静地跟在他的后面，父亲的背驼得很厉害。他一生都弓着腰做木工活，默默地驮起这个沉重的家。一辈子，就以这种谦卑的姿态面对生活与压力。踩着父亲的脚步，我的眼睛渐渐模糊，父亲佝偻的身躯像那些正在茁壮成长的核桃树，变得清晰和高大起来。

在与木头打交道的一生里，父亲获得了木质的品格：把家的重担扛在肩上，而所有的酸楚却深埋于心，如树的年轮，年复一年却从不向外人表露。当有一天我摸到了父亲的年轮时，树，却已经倒下了。

娘从乡下来

娘从乡下来。穿双廉价的平底布鞋，站在小区三十多层的高楼下，左手提个褪了色的帆布包，右手搭在额头上，尽量把头往后仰，眯着眼，才勉强看到了头顶上支离破碎的天空和几缕漏网的阳光。娘揉了揉有些浑浊的眼睛，我看到了一丝无奈与迷茫。

娘是农村人，是个永远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村人。但为了替我照看孩子，她迫不得已离开那片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土地，来到了陌生的昆明。

娘不会跳广场舞，坐公交也会晕车，她只敢去菜市场和孙子幼儿园那两条街，远了怕迷路回不来，她和小区里的退休老太永远聊不到一块儿，她听不懂CPI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菜市场里白菜都要一块多钱一斤，说太贵了，要是在老家田边地角随便种两块，一年到头都吃不完，因此她在这个城市没有一个朋友。

我与妻都忙于工作，早出晚归，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农村老人在这个城市的孤单与苦闷。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孩子幼儿园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放学十多分钟了，其他孩子都接完了，只剩我女儿没人接。放下电话，我急忙打娘的电话，响了半天她才接，电话一接通，我就不耐烦地吼道：“妈，你怎么搞的，现在还不去接孩子？别的早就接完了。”说完这话，我才听到手机里传来扑哧扑哧的喘气声，娘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手表……不知怎么……停了，刚才看电视……才发现……时间过了，不怕……我跑着去……再过四五分钟……就到了。”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患有关节炎的农村老太，一瘸一拐地奔跑在昆明的街头，嘴里喘着粗气，额头上布满汗珠却来不及用手擦去，一脸的自责和内疚。

就这样，娘默默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为孩子们坚守着，从不在我们面前叫一声苦和累。每天接完孩子回家吃过晚饭，她便早早地回到她的小屋里休息了，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都失眠，天不亮就起来了。渐渐地，娘的话越来越少，甚至一整天都不怎么说话。有一天中午我在单位食堂吃完饭，回家拿一份材料，打开家门，娘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有些昏暗的客厅里，我问她怎么不开电视看，她说，看多了眼睛疼，不想看。我说那出去走走吧，她说脚疼，院子里又没个朋友，街上车多人多，心烦。

看着面容有些憔悴的娘，满头的青丝有一半变成了白发，粗糙的双手不停地揉着有些肿胀的膝盖，每次要站起来，都得用两只手撑住膝盖，手脚一起用力，这时，我听见了骨节咯吱咯吱的声响。我在娘的身旁坐下，拉过娘的手，多少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握着娘的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粗糙如锉一般，指关节已经肿大变形，手背上爬满了一条条蚯蚓似的青筋。望着这双抚育我长大的手，我的眼泪再一次在眼眶里打转。

在我印象中，娘的手是天底下最灵巧的手：缝得一手好衣服，做得一手好菜，拿得起细小的绣花针，做得了粗重的农活。我读初中时，为了偿还家里翻建老屋时欠下的债，娘就趁冬天农闲时做瓦补贴家用。这是极重的苦力活，关键是在寒冷的冬天，做这活儿对手的伤害特别大。冬天亮得晚黑得早，白天时间短，娘便每天清晨五点过就起床做瓦，有时天太黑，就用家里的马灯照着。冬天天气冷，早上泥水盆里会有一层薄薄的冰，娘便把冰敲开继续做。许多年以后，我依然可以想象得到在零度的环境中，赤手捧起泥片就着冰水做瓦的那种刺入骨髓的冷。每到冬天，娘粗糙的手便会裂开一道道往外渗着血珠的口子，抹上凡士林，除了让手变黑以外，并不起多大作用，于是娘的十个手指头上便缠满了一层又一层的胶布。有时我们不小心碰到那些渗血的口子，娘的手便会猛的颤抖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刻骨铭心的痛啊？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真正理解了娘对土地的眷念和对父亲的思念。少时夫妻老来伴，她需要的不是这个繁华的城市和衣柜里我为她买来的名牌服装，而是与父亲在农村的吵吵闹闹中度过快乐的晚年。与妻商量，决定送她回到农村老家。第二天，我把想法和娘一说，我明显感觉到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惊喜，但随即又忧心忡忡地说：“我走了孩子谁来带？请个保姆我和你爸都不放心。”我故作轻松地安慰她：“不用请保姆，我现在工作很轻闲，自己带得过来。”娘的眉梢舒展开来，那丝惊喜又重新回来了。她说：“那我先回去一段时间，如果你们忙不过来，我再来帮你们带。”

一整天，娘一反往日的闷闷不乐，开心地忙着收拾家务，把所有的垃圾倒得一干二净，把她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地放进旅行包里。我去长途汽车客运站给她买了回家的车票，晚上我拿车票给她的时候，同时给了她两千元钱，让她带回家用，车票她拿着了，钱却说什么都不要，说家里有，就这样推来挡去四五个回合，她把钱收下了。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客运站，车临开动时，她把头伸出车窗外，对我说：“钱我压在枕头下面了，我和你爸用不了多少钱，你们在城里开销大，自己省着点用。”

车开走了，天空下起了小雨，我分不清脸上流淌的是雨水还是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