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去过秦岭深处的张良庙（即留侯祠），现在交通便当了，重去一次还是不大容易。这情景，有点儿像对于张良的认识，注目者不乏其人，可要真正了解，似乎有些难度。

一

张良的祖父、父亲担当过五任韩国宰相，秦灭了韩，“愤怒青年”张良一心想报仇、复韩。他到处寻找杀手，终于找到一个能挥动120斤铁锤的力士，在博浪沙砸击秦始皇，不幸误中副车，张良落荒而逃。“亡匿下邳”期间，任侠好斗的张良曾经窝藏过一个杀人犯——项伯。

当时，拥立楚怀王的项梁颇具实力。由项伯牵线，张良为韩国计，成功地劝说项梁立韩成为韩王，张良任司徒（同于宰相）。翌年，依照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咸阳者即为天下之主，韩王成便与刘邦合兵一路，收复了韩国的故都阳翟，韩王留守，刘邦带着张良继续西征。依照张良的谋略策划，刘邦一鼓作气攻下了咸阳。“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享受的诱惑力实在强大，樊哙他们怎么阻拦也无效，是张良劝转了沛公，“乃还军灞上”（这是张良为刘邦立下的首功）。

刘邦欲为天下之主，业已取代项梁的项羽非常反感，“欲击沛公”。强敌压境，危在眉睫，张良通过项羽的小叔父项伯，在两大阵营之间精心地导演了惊险万状的“鸿门宴”，张良亲自出面蒙蔽、糊弄项羽，掩护刘邦脱离虎口，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绝唱。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分封了18位诸侯王，刘邦被封为远去巴蜀的汉王：

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刘邦能得到汉中这个攻守裕如的兵家要地，仍然是张良通过项伯“请”到手的；到手后烧绝栈道以荧惑项羽，更是张良的计谋。

对这些各抱地势、襟怀叵测的诸侯王，项羽心底是信不过的。“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也就在项羽北击田荣之时，刘邦从汉中乘虚而入，“还定三秦矣”。事情到了这一步，项羽即便是个戴王冠的沐猴，也会识破张良一系列的手腕与权术。极为愤怒的项羽杀韩王成于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张良倘不从小路迅速潜逃，肯定也人头落地。

名至实归，张良此时才真正成了刘邦的谋士。彻底归汉，与其说是项羽所逼迫，不如说是张良自觉地选择。归汉之先，张良已经为楚汉之争点燃了导火索，为日后的汉王朝埋下了奠基石。

二

楚汉彭城交锋，汉败而还，到了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计于张良：“下一步怎么办呀？你看谁能与我联手，一块对付项羽？”张良推荐能征惯战的九江王鲸布和巨野的彭越，且又特别挑明，你现在手下的诸多将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韩信是萧何月地里追劝回来的，认定此人能统帅千军万马、争锋天下，则是张良提出的。最终破楚者，正是韩信、鲸布和彭越。

汉三年，项羽疾围汉王于荥阳，刘邦听了小人的馊主意，打算复立六国之后来抗衡项羽。在听了张良精确的分析之后，立刻改变了主意。汉四年，韩信据兵自雄以讨价还价，欲自立为齐王，汉王震怒。是张良帮他权衡利害之后，“汉王使良授齐王印信”，这才笼络住韩信，让其像猎犬那样继续为刘邦奔走效力。

破楚以后，刘邦大封功臣二十余人，未封者仍然“日夜争功不决”，刘邦是听从了张良的主意，虎狼一样的群僚才安静下来。抉择建都地点时，众大臣“多劝上都洛阳”，又是听了张良的精辟剖析，“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上述诸端，俱为楚汉相争、汉王朝能否站住脚的大事，其间倘有一步蹉跌，历史车轮即有急遽转弯的可能性。全胜之日，高祖置酒洛阳南宫，群臣毕至，刘邦亲自总结之所以能有今日的原因：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馕，不绝量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汉初三杰，张良居首。这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的总结，群僚心悦诚服，也显示出刘邦高巍渊深的帝王气象。

三杰里的韩信，是张良特别举荐的。鏖兵血战而直接挫败项羽的三大名将，只因为功高震主，在同一年（前196年）被刘邦干掉了： 鲸布被斩；彭越被剁成肉酱；韩信被杀，且屠其三族。枭将们如此怵目惊心的下场，当初举荐他们的张良能无动于衷吗？毋庸置疑，张良比谁都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含义：形势变了，猎犬被“烹”，张良作为智囊式的强劲弓弩，此时如果仍然支架在刘邦的身旁，显然就是个惹祸的架势了。

辞谢刘邦的奖掖之后，张良以多病为由，“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继而又“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神农时期的雨师游耳”。自择的辟谷地点，就是秦岭紫柏山里的留侯祠。人的有些行迹，硬是现实“逼”出来的，张良之辟谷为仙，就是这样。

生龙活虎的三员战将仅活了三十多岁，自称多病的张良辞世时，很可能年逾古稀了。

三

张良由“愤青”而成为英雄，嗣后又升华为神仙（祠里“英雄神仙”的碑刻非常耀眼），根柢何在呢？苏轼写过一篇《留侯论》，认为刘邦之灭楚兴汉，关键因为辅佐者张良是一位“忍小愤而成大谋”的智者。张良之脱胎换骨，能够从愤青成为度量如海的智者，其根本原因难道是因为接受了《太公兵法》吗？

兵法者，即用兵作战的策略和方法。张良如果是研究此书的，为什么始终也没有直接布阵打过仗呢？倘说未带兵的原因是身体欠佳，能从秦始皇、项羽的屠刀底下逃脱，总比诸葛亮的身体强些吧。我觉得史载的“圯上授书”，其本旨还是苏轼所挑明的：“其意不在书”。既不在书，试问张良“过人之节”的形成，究竟原因何在？

由愤青变成英雄，比例倘是千里取一，那么，自英雄晋升为神仙，只能是万里取一了。抱着难于释怀的疑团，在一个初夏季节重访张良庙，我便想再登一次《授书楼》，揣测“授书”的奥秘。

小楼陡峭耸立，四围修竹封护，看不到有人登览的痕迹。到得楼底，导游姑娘止步，向我们示意，有兴趣的也无妨上去看看。石阶上下香气馥郁，越栏竞放的鲜花纷披如帘，才上得几步，就有箭镞样的马蜂递相阻拦，我从门口探视楼内，只看清碗大的几盘马蜂窝悬结于屋顶，眼目前却有麇集的寸许长的马蜂迅捷而威猛，穿梭扑动，怕遭其蜇，我慌忙下退，紧张得连楼内有无塑像也未及细看，石阶旁的鲜花也未能辨认……

文武张弛，为天下治乱碾出了深深的历史辙印。历代臣僚中的特别佼佼者，结晶、神化而遗为祠院，诱使我多次拜谒过西湖的岳王庙、成都与勉县的武侯祠。这一次出得留侯祠，却不禁有些失悔：

授书之事，连苏轼也觉得茫昧难明，那座圯桥距此地千里之遥，黄石老人授书后当即隐去，“无他言，不复见”。现在，已进入21世纪了，我还隔山渡水上这儿来寻根刨底，这不明显老糊涂了嘛。

浅议他山之石

在中国帝王的谱系上，倘要将583个登上龙椅者排个座次，首席当属李世民。文治，武功，身为帝王能占得其一就了不得，李世民兼而得之，且又圆融完满，所以，后世尊其为明君之典范。

隋末乱世，李渊和几个儿子趁势于晋阳起兵夺取天下，先后进行六次大的战役，李世民指挥了四个，大获全胜。李世民身边，战将林立，名气最大的，是武勇出众的尉迟敬德。

铁匠出身的敬德，原系刘武周之干将，与寻相同守介休时，被李世民招谕而降唐。时日不久，寻相他们又相继叛逃。唐家诸将认为敬德与这些人是同伙，必叛无疑，便将敬德囚禁。屈突通、殷开山向李世民进言：“这家伙剽悍绝伦，我们已囚禁多日。既被猜疑，他心里必结怨恨，留下来只有后患，干脆杀了他。”李世民摇头：我与你们的看法不同，“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能在寻相之后呢”！遂命释放，并引入卧内，赐以金宝，说道：“大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从此以后，敬德在战阵中出生入死，数次搭救李世民于危险关头，自身多次被伤，立下了巨大功勋。

626年玄武门政变，敬德是秦王府中最强硬最坚决的铁杆人物。太子建成是李世民射杀的，建成的搭档李元吉用弓弦即将勒死失跌于马下的李世民时，是敬德大喝一声，飞马救下世民，又一箭射死狂奔逃跑的元吉；接着，又提着建成、元吉的首级，平息了攻打秦王府的乱军；再接着，策马挺矛的敬德冲进宫中，逼着高祖李渊正式表态站到李世民一边。事后评功论赏，敬德与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并列第一，敬德被拜为右武侯大将军。

登上皇位的李世民，讳言玄武门之变。因为这铤而走险、破釜沉舟、以突袭方式弑兄弟而逼父皇的“夺嫡”之举，在他心底留下了巨大的“伤疤”。可是，在史学家眼里，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的一生业绩而言，却是至为重要的关键环节。政变假如失利，李世民半生的戎马之功会连同他的生命一笔勾销；正因为结局是网破鱼生，鱼破网而化为龙，这才开启了“贞观之治”的大门；也正因为以武力强行推开了“文治”的大门，此前的所有战功也才有了立足的位置、供奉的底座。文治武功，相辅相依，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

比李世民年长19岁的魏征，618年被李建成引用为幕僚。他眼见秦王的功业蒸蒸日上，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彼此间的冲突日益加剧，无从避免，便多次告诫建成要及早动手，先发制人。玄武门骨肉相残的恶斗过去之后，多位亲人已倒于血泊之中的李世民“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这是仇人相对、_{分外眼红时的质问，众皆为之危惧。而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面对着死路一条，魏征悔怨建成未听他的话，才致目前惨局，对眼前的敌手丝毫没有服软的意思。可谁也料想不到，盛怒中的李世民却立即抽回了架在魏征脖颈上的钢刀，反而拜其为谏议大夫。可以想见，此时的魏征若微有畏葸之意，必死无疑。}

在太宗身边17个春秋，魏征就“前后二百余事”进谏数十万言（远超过万言书），因为他勇于也善于进谏，问题俱点在症结上，所谏大多数被太宗采纳。进谏是“逆鳞”之举，时常进谏，也就难免有让李世民难堪之时。太宗年轻，有一次得到一只上好的鹞鹰，放在肩膀上，甚为得意，当看到魏征远远地走来时，便赶忙取下鹞鹰藏于怀中。魏征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却故意奏事良久，致使鹞鹰闷死在太宗的怀里。还有那进谏“二百余事”的记载，莫说君臣上下，即便普通的至交朋友之间，能够在17年里言听计从而从不反胃吗？对于这样的记载，我一直疑心是史家笔底颠倒尊卑的杜撰或创作。可是，认真琢磨玄武门之变后魏征与李世民之间针锋相对的问答，又不能不认可这是君臣之间天造地设的谐动、应和。

魏征之谏诤，有时是当着百官的面据理力争，言高语低、磕磕碰碰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宗动了气，回到后宫，余怒未消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好在有长孙皇后善为开导，李世民才平息下来。从这里看，李世民难能可贵的开明作风，既是从血火中锻炼出来的，也是从艰难、痛苦的自我省思中逐渐取得的。一代明君禀赋中所特有的精神亮点，并非是天生的。

文治武功，历来是群策群力的结晶与成果。马背上戮力共进，敬德之外，还有李靖、李世绩、秦叔宝、屈突通、程知节一伙战将；统一天下后转入文治，魏征以外，还有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王珪、马周他们一班文臣……文武百官，李世民是整个王朝提纲挈领的龙头。后人一提及“贞观之治”，首先想到的就是李世民。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对魏征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也足为良工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鹤鸣》）。事实上，唐太宗的文武臣僚，大多数属于他山之石。李世民以己为璞，却诚恳地将魏征喻为高于“他山之石”的良工。魏征的谏诤，正是对唐王朝的功业在进行不懈的“切磋”与打磨。李世民这一谦抑诚挚的妙喻，奖掖着魏征，也显示出唐太宗山海云水一样的气度、襟怀。

中国帝王里，唐太宗是一个精彩的多面体，既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虚怀若谷的智者风度，也有力挽狂澜的豪迈气概、率真精致的内心世界。

“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事过一千三百多年，由毛泽东所归纳成的这个结论，是没有谁能够推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