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1896—1988），名世溱，以字行，江苏泰兴人。早年先后就读于泰兴蒙学堂、襟江小学。后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得从唐文治先生习古文辞。1913年末得吴稚晖先生推荐到英国留学三年。归国后任教于广西第二中学（在梧州）、南通师范学校，1929年入武汉大学，其间皆教授英语。1932年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转入中文系。1942年移讲席于重庆柏溪之中央大学，1947年后曾辗转任教于无锡国专、齐鲁大学、沪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复旦大学任教。1957年后曾长期担任中文系主任。

朱先生学术启蒙于清末，在传统诗文诵读写作方面得到良好的培养，年十七就学英伦，更对西方学术和英国文学有很深切的了解。在专力从事中国文史研究以前，曾有十五年时间从事英国语言文学的讲授，这使他的研究格局和气象与民国期间一般中文系教授有很大不同。对先生一生影响很大的两位老师，都抱有强烈的淑世精神。先生曾说到，从唐先生那里体会到古诗文的喷薄之美和情韵之美。唐先生曾为交通大学文治堂题联：“人生唯以廉洁重，世界全靠骨气撑。”在朱先生身上也始终保持这种传统士人的精神气度。吴稚晖在近现代史上当然是有争议的人物，但朱先生从学时，适逢其民初从事革命宣传之际，吴对传统学术和中外文化的认识，以及对学术和政治的敏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朱先生的学术和人生选择。

先生曾自述，因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守旧气氛浓厚，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教授建议他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他用一年时间，至1932年写出讲义初稿，截止到明末钱谦益，援据英国学者高斯在《英文百科全书》对批评之定义为“判定文学上或艺术上美的对象之性质及价值之艺术”，藉此阐明文学批评之性质、对象与分类，批评与文学盛衰之关系，以及文学批评文献之取资。后三度增订，至1937年定稿，但因战乱遗失了定稿的下半部。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1937年本前半部和1933年本后半部的拼合本。先生文学批评的系列论文，后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开明书店1947年），又研治《诗经》，多发前人所未言，结集为《读诗四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1940年初因授课需要，撰成《史记考索》（开明书店1948年）一书。成就之丰硕，当时已堪称难得，但先生并不感到满足。《读诗四论》定稿时，有诗云：“弹指蔽泰华，冥心沦九有。小夫窃高名，君子慎所守。肯以金石姿，下羡蜉蝣寿！乾坤会重光，相期在不朽。”人生短暂，学术常新，应该不断追求新的开拓，新的创造。在对中国文学作出全面观照后，他更多地考虑中国文学无论研究还是写作，都应该有大的突破，他希望从西方文学中找寻新的道路。

在乐山艰苦的环境和繁忙的授课之余，先生想到的是，“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受到新的激荡，正在一步步地和世界文学接近”，诗歌“还在大海中挣扎，一边是新体诗的不断地演进，一边有人眷恋已往的陈迹。只有中国的传叙文学，好像还没有多大的进展”。他坚持认为“传叙文学底使命是人性真相底流露”（均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决心为此作彻底的探究。

先生的努力从阅读西方理论开始。当时能够找到唯一的理论著作是法国莫洛亚的《传叙文学综论》，他从图书馆借出，用一个月时间连读带译，掌握了这部理论：“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朱东润自传》第256页）他结合早年对英国文学的阅读，特别推尊鲍斯维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和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对英国古典和近代传叙的作派有一简略说明：“一部大传，往往从数十万言到百余万言。关于每一项目的记载，常要经过多种文卷的考订。这种精力，真是使人大吃一惊。这种风气，在英国传叙文学里一直保持到维多利亚时代。一切记载，更加翔实而确切，而证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艰辛，于是引起二十世纪初年之‘近代传叙文学’。这一派底作风，总想活泼而深刻，同时极力摆脱证件的桎梏。其实仍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没有蹈空的语句。”（《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

先生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探索中国传叙文学的创作，反复斟酌后，选定明代隆庆、万历间的权相张居正，1943年完成《张居正大传》，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著作。

先生1942年完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稿本自存，生前未刊，经我整理，200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存稿有稿本两册，先生亲笔书写于对折双面有行格的毛边纸上，凡231页，扉页题“传叙文学述论”，有题记云：“此书上下二册，述于一九三九，次年毕事。初名《传叙文学之变迁》，后撷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未付刊。扉页已失，姑粘此纸，以志始末。东润，一九七六年一月。”估计是“文革”抄没手稿退还后曾稍作整理，有几篇手稿装订时次第有错乱，所幸内容完整，未有缺失。

稿本共包含十五篇文章，目录如下：一、《晏子春秋》;二、《〈史记〉及史家底传叙》;三、《〈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四、《〈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五、《法显行传》;六、《高僧传》;七、《续高僧传》;八、缺题文;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十、《唐代文人传叙》;十一、《宋代的三篇行状》;十二、《宋代的年谱》;十三、《全祖望〈鲒埼亭集〉碑铭传状》;十四、《传叙文学与人格》;十五、《传叙文学底真实性》。其中缺题一篇，就《续高僧传》所涉隋代佛教与政治关系展开论述，并对隋二帝有很独到的评述。但从前一篇的结束语看，此篇似不在全稿的论述计划以内，估计是读书有所感悟临时起兴而作。我代拟题为《〈续高僧传〉所见隋代佛教与政治》，先期交《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1期发表。

以上各文之完成时间，可以在文稿中找到内证。如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特别写到清初东南抗清之艰苦卓绝，认为“正和最近抗战中的中条山游击战一样，在民族战争中发生最大的牵制力量”。《〈史记〉及史家底传叙》说到赵将赵括的失败：“正同一九四○年世界大战，德国军队把法国第一军团以及英比联军截断在佛兰德斯一样。”都是就当时时事引发议论，后者所述为1940年6月敦刻尔克撤退前的欧陆战事。

上述各文，有几篇经增写曾在四十年代的学术期刊刊出，具体篇目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刊《文史杂志》创刊号（1941年4月）;《传叙文学与人格》，刊《文史杂志》二卷一期（1942年1月）;《法显行传》一篇，改题为《论自传及〈法显行传〉》，刊《东方杂志》三十九卷第十七号（1943年）;《传叙文学的真实性》，刊《学识杂志》1947年12月号。此外，《〈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法显行传》《高僧传》四篇的部分内容，与《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稍有重叠，大约就是朱先生题记所述“后撷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之意。其中《法显行传》《高僧传》两章重见约各占三分之二，而另二章则因一偏重专书论述，一侧重时代发展，举例多同而论述则各异。当然，本稿为初稿，论述未及深入者自有，《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则为进一步研究后的系统论述，二者是递进的关系。其余各篇，此前均未曾发表。

先生曾在自传中说“自己对于这部叙述很不满意”，因此一直没有出版。在这部著作里，确实看到最初拓荒的粗糙和不成熟。比如《〈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两节，是据诸书辑录传叙资料时的最初文献分析，就保存各类别传家谱较多的二书分别加以论列。但二书数据有较多交叉，裴注《三国》虽然早于刘注《世说》，但所引佚书的时代则各有先后。稍晚作《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时，就不采取这一方式，而是采取东汉至东晋各时期传叙成就分别论列的方式。对《续高僧传》的研究，肯定其“和慧皎原著有相等价值”，并揭示此书对慧皎书的批评和补充，其所依据的文献来源，所撰在世人物生传的体例特殊，并看到该书对禅宗不满、与玄奘就译经的分歧以及所见周齐隋唐佛道二教递盛的事实。虽然都具卓见，但就传叙文学立场说，显然还未能完全展开。

但就全稿来看，先生显然是希望借助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论著，来揭示中国传叙文学的发展脉络，最后两篇则重在阐发英国传叙文学的学术精神和文学面貌，以及具体的写作方法，对文献取资利用的原则和避忌。在论述的系统深入，以及是否就此即能完成对中国传叙文学的总结，先生的不满意带有强烈的学术自省和刻意追求。但就各具体篇章来说，则都能自成议论，多有发明，体现先生在学术鼎盛时期的独特体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