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文学思想，见于《荀子》。荀子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但是，他所谓的“文学”，包括的内容也是相当广泛的，即包括所有的文化历史、文献典籍知识在内(见《王制》)。他特别给一些重要的经典文献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书》是记载政事的，《诗》集中了许多和谐的音乐，《礼》是法律的准则和条律的总纲(见《劝学》)等。认为这些经典内容极其丰富，体现着先王之道，有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重要办法。如果坚持推行里面的原则，就会使社会上的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情况，担负适当的工作，上下协调，秩序安定(见《荣辱》)。从他这方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他看来，象《诗》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同《书》、《礼》、《乐》、《春秋》一样，不仅是君子修身的教科书，同时也是稳定封建秩序的思想宝库。他强调发挥它们的作用。

荀子认为，《诗》有言志的特点。但是，他所谓的“志”，乃是圣人之志。他在《儒效》中认为，圣人是道的枢要。天下之道，都集中到圣人那里。《诗》、《书》、《礼》、《乐》之道，也都集中到圣人那里。说“《诗》言是其志也”，意思是《诗》体现了圣人的思想。并且说，《国风》以此节制，而不流于放荡；《小雅》以此修饰；《大雅》以此光大；《颂》以此贯通。荀子沿用前代“诗言志”的提法，赋予诗歌以明显的道的内容，即指明《诗》中所言之“志”，并非一般的思想感情，是圣人的思想，从而把诗看作是载有圣人之道的教材。这一看法实开后世“文以载道”的先河。对《诗》的这种看法，固然表明荀子对诗的社会功用的重视，但同时也反映他只是把诗作为教化的材料看待，这就不免对诗的社会根源，乃至它的文学特征有所忽视。

荀子出于与重视诗同样的目的，重视言辞辩说的作用，说：“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正名》)并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非相》)主张以正确的道理来辨别邪说，反对哗众取宠、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反对玩弄辞藻，擅自制造名称，扰乱正确的名称，使民无所适从。要求文辞辩说要合于礼义、圣人之道和经典，强调以圣王为师，确立儒家正统的文学观。从而给后代文学理论中明道、征圣、宗经观点的形成以启示。

荀子还有对音乐的重要论述。先秦时期，诗与乐、礼与乐都密不可分。荀子不但强调发挥诗的教育作用，而且更强调发挥乐在施行教化方面的特殊作用。他在《乐论》中认为，音乐的产生，同人们的需要有关，人们的思想感情，自然要通过音乐表达出来。又因为音乐具有“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特点，所以荀子特别重视发挥音乐的作用，甚至认为音乐是严肃庄重，还是姚冶流漫，对整个社会的民情风俗，乃至国家的安危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他主张礼乐配合，施行教化。他认为，“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脩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强调“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这些看法，显然都是对儒家文艺思想的一种继承，并在战国末期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加以发展的，进而影响后代的理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