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的政策。与这一政策相配合，梁实秋提出了写“与抗战无关”作品的主张。这年12月，他在自己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编者的话》，公开征求描写“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声称“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写出来的却是“空洞的‘抗战八股’”。梁实秋的主张，立即遭到进步文艺界的驳斥。重庆的《抗战文艺》、《文艺月报》、《大众报》、《新蜀报》等，连续发表了罗荪、陈白尘、宋之的、张天翼等人的批判文章。批判者首先揭露了这种主张的荒谬性，他们指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与抗战无关”的人和事是不存在的，“如果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就必须抹杀了‘抗战’躲到与抗战无关的地方去。然而可惜的是这‘地方’在中国是没有的”。因此，也就“绝对不会有‘与抗战无关’的文章”(罗荪：《再论“与抗战无关”》)。批判者还进而揭露了这一主张的反动性。他们针对梁实秋所谓“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谬论指出，大多读者肯定会从宣传抗战的文艺中“感到益处的”，而感不到益处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没有起码的是非观念的“骑墙派”，另一种是梦想实行“王道乐土”的汉奸(宋之的：《谈“抗战八股”》)。在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有力批判下，梁实秋的反动主张很快就破产了。接着，文艺界又批评了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论”、施蛰存的“文学贫困论”以及朱光潜“冷静超脱”的唯心主义美学观。这些批判论争的核心，归根结蒂是文艺要不要为抗日战争服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