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日子过得浑浑噩噩，除非有重要的事，很少记得今夕何夕，齿序渐疏，却开始掰起手指头过日子，望日出日落，月盈月亏，默念这寂寥孤独的日子还要过多少天。女儿北漂京城，已结婚生子，孩子还不到两岁，妻子与女儿婆婆轮换照看，每年在女儿家待五六个月。刚回来两天，又匆忙赶往老家，岳父母风烛残年，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需要她床前尽孝，说好半月后回来。我们的小院再显清寂。我的单身生活过得很寡淡，一年当中八九个月孤守空宅，似乎已成常态，距离成为我的星汉银河。以前与妻子在一起时，已厌倦的庸常细碎日子，如今反倒感觉温馨舒适，多少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念妻子。

我与妻子、女儿与女婿，两场半径反差极大的婚姻，让妻子的后半生注定劳碌奔忙，我的后半生注定形单影只。

妻子娘家与我同村，两家距离超不过二百米，虽不说青梅竹马，至少也算少小相知。我们这里有句俗语：好姑娘不出村。当年，岳父母之所以愿意将女儿嫁给我，并非我有多優秀，就是考虑两家离得近，他们老两口年迈时女儿照应方便。这是上一代人的普遍想法，很平常。更早的时候，姑姑也嫁在本村，与我家距离同样不远。本家七叔和七婶，两家距离才三十多米。我们村是个临近城镇的平原小村，不足三百口人，同村婚嫁的，至少有四五对。婚娶对象在周围村，距离不超过二公里的，有几十对。再远，婚姻半径也不会超过五公里。逢年过节，陪媳妇回娘家、走亲戚，或套上驴车，或骑自行车，或相携步行，吃完早饭去，悠悠荡荡，午饭后回来，到家也就下午时分，还可下地干半晌活。我母亲的姻亲圈中，三姨曾遭遇婚姻挫折，离婚后，再嫁到十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已算远嫁。外祖母每提起三姨的婚事，常感叹几个姑娘中，三姨命最苦。每年中秋、春节，去三姨家走亲戚，表哥需要将表兄弟们提前约好，一群人浩浩荡荡，早饭后去，傍晚才能回来。三姨很少回娘家，来了，当天不能返回，不得不住上几天。这可能就是外祖母所说的命苦。

老家村北两公里有座著名的黄土塬，现在叫峨嵋岭，村里人称作坡上，历史上叫晋原、清原。塬上土地面积广大，连通十余个县，只因干旱少雨，土厚井深，生活远比坡下苦焦，去坡上，要爬一面长达两公里的陡坡。坡上坡下，如同两个世界。过去，坡下人家很少与坡上人家通婚，谁家孩子若娶了坡上女孩，一定是因为家境不好。嫁过来的媳妇，直到老年，也会被人看不起，即使要强好胜，内心的自卑一辈子都挥之不去。同样，谁家女孩若嫁到坡上，一辈子都在娘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我们村里，嫁到坡上的女孩几乎没有，反倒有几个从坡上或外地山区招赘来的女婿。在乡村，招赘女婿家庭状况一般都不好，兄弟多，娶不起媳妇，招赘过来，连姓都要改，很受歧视。这些招赘女婿的婚姻半径都很大，通常超过十公里，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给家族丢脸，不愿意招赘到周围村子。前些年，水利设施改善，坡上土地面积宽广，栽了苹果树，坡上农民生活反比坡下富足，坡下人家仍不愿意与坡上通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那面长达两公里的土坡造成的心理距离异常遥远。

乡村习俗最讲地域，像一潭碧水，不能融入其中时，或浮上来，或沉下去。村里人都姻亲套姻亲，极少有外地女人。谁家媳妇若娶自外省，好像是异类，说话口音、脾气、穿衣吃饭都怪怪的，甚至神情气色、走路姿态似乎都与当地不同，终其一生，总给人一种隔膜感。我岳母原籍河南新安县，十三四岁随母亲来到山西，嫁给岳父已近七十年，口音里仍能听出河南话，生活中也能看出不同于当地的习俗。晋南在山西算富庶之地，有几年，常有外地人来逃荒要饭，女人拖着面黄肌瘦的孩子，戚戚哀哀，走在街巷里，逢人便露出可怜兮兮的眼神。这种场景，是村人对外地女人的总体印象。我上小学时，有个同学母亲是个安徽人，当时已三十多岁，身材高挑，面容姣好，却始终不能为同村人接受，连干活、逛集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这位同学到婚娶年龄，媒人为他介绍对象，对女方父母说：这孩子什么都好，就他妈是外路人。言语之间，仿佛娶了外地女人，是个不可弥补的缺憾。

清代至民国，晋南地区在外做生意的商人众多，民国版《临晋县志》记载：“民国纪元前，县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鲁钝者，悉遣赴陕省习商。”这些经商的年轻人，虽常年漂泊在外，娶亲却在家乡，娶来的媳妇也留在老家，生儿育女之外，还要料理家务，侍奉公婆。若带回来个外地媳妇，一定是生意做大了，带回的二房；也有老家媳妇不幸去世，在外另娶妻室的。我的两个舅舅，年轻时即外出，在西安做生意，后来当了掌柜、经理，两位妗子无一例外，娘家都在老家，婚姻半径超不过五公里。

旧时婚姻半径的大小，与家庭状况和个人境况好坏，往往成反比。家庭条件越好，个人条件越优越，婚姻半径越小，反之越大。我祖父曾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娶的是富贵人家姑娘，岳家在镇北四里，成婚后，有了我父亲和一位叔叔。第二次成家时，因为是二婚，又有两个孩子，继祖母娘家不光经济状况差，还离得更远，在镇西北十里。第三次成婚，家道中落，祖父本人已年过三十，岳家的光景更差，与第二次婚姻相比，婚姻半径虽没扩大多少，却上了峨嵋岭，若以现在论，等于娶自贫困山区。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种状况仍没有改变，因为户籍管理严格，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农村青年，婚姻半径很少超过十公里，古老的村落里，几乎看不到年轻的外地女性。偶有谁家孩子在外地工作，带回来个外地媳妇，乡邻会像看大熊猫一样稀罕，当面夸赞，回来后却阵阵窃笑，说饭也不会做，鞋底也不会纳，仿佛娶回来个灾星，以后必会败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还是个小学生，一个冬天的上午，与全校同学站在寒风中，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迎来了一批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以后几年，我们那个小镇上，不时出现男女知青悦耳动听的京腔，给村人印象最深的，是穿方口黑布鞋、着蓝色上衣的女知青，尽管她们行事作派都带有大地方人的气度，可村里人并没有高看她们一眼。干活时笨手笨脚、一无是处的生活能力，没有哪个乡村青年将她们作为想象中的婚姻对象。

厚重的黄土地，培育了一方民风，同时也将一方百姓死死拴在土地上，形成一个封闭的姻亲圈。村人婚嫁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寻寻觅觅，说媒拉纤的，多是邻里乡亲。他们的生活范围就这么大，往往是一个姑娘嫁到某村，又会将该村的姑娘介绍到娘家村子，两村数辈人之间，发生婚姻关系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媒婆的形象不太好，伶牙俐齿，坑蒙拐骗，不知有多少乡村青年因媒婆毁掉一生青春。实际在乡村，说媒被认为是积德行善，并无职业媒婆，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媒婆，不过是乡村古道热肠的女人。她们的生活范围仅限于本乡本土，并不一定能说会道，掌握的婚姻资源有限，婚介对象不过是姻亲朋友圈内的青年男女。她们成人之美，也毁人之爱，成就姻缘，也毁坏爱情，但乡村离不开这些人，乡村婚姻大多由她们撮合而成。

当年，我与妻子的婚姻就是由同村女人说合的。说媒的女人大我两辈，属祖母级，实际很年轻，结婚也没几年，不过二十多岁，是个腼腆俊秀的女人，与生人说话都脸红。我与妻子同村，一天三晌在一起干活，知根知底，经她两面说合，等于捅破了那层纸，水到渠成。岳父母同意女儿这桩婚事，原因是两家离得近，可相互照应。令岳母没想到的是，高考制度恢复后，我上了大学，本来门当户对的姻缘，一下变得不对等。我们已相处多年，却还没有结婚，岳母担心这桩婚事不能成，连看我的目光也与以前不一样，不再那么挑剔，带上几分疑惑，又有几分担忧。在岳母战战兢兢的期待中，我们结了婚，岳母又有了另外一种顾虑，担心我将她女儿带进城里，虽然我工作的小城，离村子只有二十多公里。结婚十多年后，我在小城有了住处，一家人迁过来。回想父母的初衷，妻子每隔几天都会回去看望两位老人，岳母还是感叹：当初，同意你们订亲，就是因为两家离得近，谁知道后来离这么远。仿佛我能娶她女儿，与我这个人没关系，是沾了两家距离近的便宜。

大约从新世纪开始，村子里不时出现嫁娶远方的婚姻。每当有男孩领回外地媳妇，村里女人照例像看稀罕一样，赶过去看。若是女儿嫁往外地，无论男孩有多优秀，当父母的都显得很无奈，好像从此会失去女儿。近几年，异地婚姻更多。晋南民风尚文，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各家都只有一个孩子，父母望子成龙，自己再受苦，也要让孩子读书上大学。带来的结果是，孩子毕业后工作不一定有多好，男孩会带来个外地姑娘，女孩则会嫁往外地。这些婚姻有的跨省，有的跨市，还有个别跨国的。每年春节期间，村子里好像是各地女孩的T形台，展示出不同风采。我算了算，小小的村子里，娶外地媳妇的男孩，竟有十多个。这些外地媳妇光鲜亮丽，只有春节那几天，在村人眼前一闪而过，模糊得像个影子。嫁往外地的女孩更多，嫁出去了，好像永远消失，只有当父母收拾行囊，准备外出看女儿时，村人才想起这女孩的存在。这些异地婚姻，带给父母的是操不完的心，若有谁长期不在村里，不用问，一定是去外地带孙子、外孙了。

异地婚姻的增多，加剧了乡村的凋零。年轻人之所以能异地婚娶，多因为漂泊在外，在打工地找到了伴侣。即将进入老年的父母则是被动地随儿女去异地生活。留给家乡的是抛荒的田野和凄冷的村舍。我们那个小村里，每到农闲季节，几乎家家门户紧锁，儿子、女儿出去了，父母也跟着出去了，随年轻人进了城，去过陌生而又艰辛的城市生活，只将一座座废弃的院落留在村里。我算了算，老家那条巷里，原来有21户人家，如今，常年留在村里的，只有三户。前几天回到村里，一个儿时的伙伴感叹，有时心烦了，别说打扑克凑不起一摊人，想找个人喝酒倾诉都难。

因为年轻人纷纷逃离，大片土地撂荒，这几年，农村土地流转成为政府倡导的热门话题。在中国乡村，农民并没有土地所有权，连祖先传下来的老宅院，宅基地也归国家所有。农民自己只有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所谓土地流转，即承包土地的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别人，获取转让费，或者入股分红，以便土地集中连片使用。一次会议间歇，我与一位朋友说起这个话题。朋友长期生活在农村，是个有名的苹果专家，对土地流转有着独到的看法，说：从长远看，土地流转是好事，现在政府虽然有倡导，但还是遇到麻烦，许多农民宁愿土地撂荒，也不愿意流转给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土地就是他们的根。这只是暂时的。十五到二十年后，你再看，不用做工作，村里人会争相把土地流转给企业。我问为什么？他回答：你想嘛，现在田里干活的都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就是农忙季节，你到田里看看，哪能找到一个年轻人。如今的年轻人，娶媳妇很少有周围村的，而且结婚前都有一个条件，要有车有房，村里有房那不叫房，城里买的房子才叫房。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生活在农村，城市才是他们的理想家园。村里的房子再好，也不会住。你想想，过上十五到二十年，这些对土地还有点感情的人都老了，干不动了，土地撂荒面积会更大，年轻人又不愿意种庄稼，与其长年撂荒，还不如转让给别人多少有点收益。

也许是因为我曾长期在农村生活过，也许因为年龄，朋友的话，让我感到一阵阵悲哀，果真如朋友所言，以后的乡村还是乡村吗？过后又想，如果真这样，对于中国乡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进步？至于文人的怀乡情结，只是一种浪漫虚幻的想法，若让他们长期在入不敷出的土地上劳作，恐怕没几天也会逃离。

我家兄弟六人，子侄辈十一人。我们这一代人成家，婚姻半径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公里。我在家行三，与大哥年龄相差十多岁，婚姻半径最小，不到二百米。六弟与大哥年龄相差二十多岁，婚姻半径最大，跨了县，也不过二十多公里。子侄辈中，大哥有三个孩子，大侄儿和大侄女属六零后，比六弟还年长。另一个侄儿属七零后，与六弟年龄相差无几。三个侄辈婚姻半径也很小，全都婚嫁当地。其余几个子侄辈结婚时间都在2000年之后，婚姻半径似乎在一轮轮扩大，二哥的孩子娶的是一个桂林姑娘；我女儿婆家内蒙；四弟的女儿是跨国婚姻。大侄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当过几年兵，复员后远去西藏拉萨创业，自己开了家宾馆，打拼不过三四年，领回个苗条秀丽的贵州女孩，如今已结婚生子。大侄儿是个下岗工人，有一儿一女，女儿北漂数年后，远嫁云南。婚礼后数天，携新婿在老家镇上请客，我从县城赶回来，刚下车，远远望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拄根拐杖，颤颤巍巍，朝饭店走来。走近看，是嫁在同村的姑姑。老太太已近八十岁，腿脚不便，娘家无论大小事，总要赶来，以姑奶奶身份，指点不到处。嫁出去六十年了，依然为娘家人操心。

异地婚姻给操办喜事带来诸多不便。时至今日，我们这里举办婚礼仍按古礼，男方要迎亲，女方要送女。举办婚礼那天，新郎倌骑上骏马，身披红花，在礼炮声中，伴着乐人吹打声，先去新娘家迎亲。新娘离开家门前，先与新郎跪拜祖先高堂，走出娘家门，由伴娘扶持跨上骏马，叫“上马”。随后，鼓乐声中，由迎亲队伍陪伴，浩浩荡荡，先在街巷里巡游。至婆家村里，又是一番巡游，到婆家门前，方才下马。这样做，一是增加喜庆气氛，二是让村人一睹新娘风采，认识新人。

若是异地婚姻，这个过程会很麻烦，仪式却不能少。新人即使在工作的城市已办过婚禮，回到家乡仍要再补办一场。既要迎亲，就要有迎亲的地方，变通的办法是，先在城里找一家宾馆，为新娘收拾一间闺房，贴对联、窗花，挂上彩带，有的连整个宾馆都营造出喜庆气氛，搭彩门，放气球，铺地毯，将宾馆弄成新娘的家。我曾出席过许多次这样的婚礼，望着从宾馆送走爱女、孤零零返程的新娘父母，有种悲凉的感觉。

女儿举办的就是这样一场婚礼。女儿远嫁内蒙，婚礼前两天，我和妻子赶往内蒙的一座城市，女儿的临时闺房设在宾馆的一间套房内，布置得喜庆热闹，对联、窗花和大红喜字一应俱全。第二天，迎亲车队接走女儿后，人去房空，我与妻子收拾完东西，坐在女儿的临时闺房内，相对无言，默默垂泪。迎亲队伍看似一瞬间接走了女儿，我与妻子却前后在宾馆中呆了三天，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是喜庆气氛中的心理煎熬，仿佛生离死别。小两口看似共同生活在北京，妻子总感觉女儿嫁在遥远的蒙古大草原。

以后又出席过几次这样的婚礼，感觉社会开放程度越大，婚姻半径越大，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的空间越大。儿女婚嫁何处？父母们越来越迷茫。前两天，与一位朋友聊天，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朋友的独生女儿很优秀，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现在已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年过三十却未成家。他为女儿自豪，又不能不为女儿的婚姻担忧。问他希望女儿找个什么样的女婿，他说：作为父亲，对女儿的婚姻只有两个要求，一是别嫁到国外，领回个金发碧眼的女婿；二是对象年龄别比他这当爸的还大。说完，又感叹，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现在的婚姻半径已大至无限，起码，他没法要求女儿做到前一点。婚嫁何方？连孩子本人也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