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传统认为作者是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据近代考证，该书可能是经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子孙世代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子都）最后写定，并被立于学官。汉代，《公羊传》的地位与影响远高于《左传》。公孙弘因精通《公羊传》而封侯拜相。正是因为董仲舒对《公羊传》的弘扬，才使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此后各个时代《公羊传》都备受重视，其中的“大一统”主张，对历代国家的统一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该书的某些思想被后来的今文经学家利用，借以发挥他们的政治见解，诸如后世倡导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等。

《公羊传》的书写体例是问答体，逐层逐字解释《春秋》经文的所谓“微言大义”。《公羊传》的作者认为，《春秋》在经文中贯穿着圣人的深奥含义，所以必须予以阐述解析。如《春秋》经文的第一句话：“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为这句话作注，用一篇文章阐发它的“微言大义”，也就是所谓的精微的语言和深奥的道理。

文章的前段从“王正月”三字，阐明“大一统”的思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一段先解释了经文的“元年”、“春”、“王者”、“王正月”几个字词的含义，说明《春秋》为何用这几个字词，然后发挥说用这些字词是表示尊周王为天子实现天下大一统的意思。

接下来的一段又进一步解释《春秋》只写“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而不写“即位”的原因在于什么什么，然后又推究出一篇大道理：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的其他传文，也多是采用这样又长又啰嗦的问答体进行说教，其目的就是为了阐明《春秋》的“微言大义”。

汉代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对《公羊传》进行注释解说，逐渐形成了后世的公羊学派。

董仲舒以孔孟原始儒学为基础，吸取法家、黄老学说，创始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汉今文经学。它完全适合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需要，完成了儒学的一次重要的发展改造。公羊学在汉代十分盛行，甚至有人用它决狱，用它祈雨。这套经学对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同时也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四条绳索套在中国人的脖子上。

公羊学的主要内容：

1.大一统思想

今文学家们对《春秋》中的大一统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大一统就是促进和巩固国家统一，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经济上统一度量衡、赋税，重要物资如盐、铁由国家控制，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董仲舒还强调说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2.君权神授

今文学家们认为，皇帝统治天下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是上天之子，所以被称为“天子”。天子根据上天的意志治理天下，服从皇帝就是顺从天意，违背皇帝就是违背天意。神权是至高无上的，而皇帝受命于天，所以君权不可侵犯。按照这种逻辑，公羊学就把君权和神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3.天人感应

今文学家们还认为，天心与人心是相通的。天心好德，所以天子就要用仁德之心治理天下。上天通过一些自然现象，如祥瑞、灾异对天子的政治得失予以警示。如果皇帝是有德之君，就会有凤凰、麒麟、灵芝等祥瑞的事物出现。如果失去政德，上天就会用日食、月食、地震、洪水、干旱以及怪异观象，对皇帝进行谴责或警告。如若仍然不改，上天就要另换皇帝了。

4.天不变，道亦不变

至高无上的天是不会变化的，是永恒的。道就是天的规则，也是不会变化的、永恒的。道在人世社会就是纲常，即“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说：“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他认为“三纲五常”是维护社会等级、伦理、秩序的政治原则。这一原则后来被宋代的理学家充分发挥利用。

5.恩威并施

公羊学主张治理国家应以德治为主，德刑并用。公羊学者们认识到光靠刑罚和镇压是行不通的，应该薄赋敛、省徭役，主张废除奴婢制度，尤其是不能擅自杀害奴婢；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要限制豪强对土地的兼并。

6.人性三品

根据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等人性论思想，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善、恶、中三等，认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低微之人）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性三品说又被后来的王充、韩愈等人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7.三世说

董仲舒首先提出“三世说”，他把《春秋》所记载的鲁国的十二位公爵的历史分为“有传闻、有闻、有见”三世。东汉的何休在《解诂》中又附会引申说：孔子修《春秋》，“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着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清朝末期，今文经学复兴，所谓的复兴主要是复兴公羊学的“张三世”和“更化”思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对“三世”说加以新的引申发挥，作为当时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康有为把公羊学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所讲到的“大同之世”、“小康之世”糅合在一起，把公羊学本来用于划分春秋历史的“三世”演绎为世界历史演化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世”到“升平世”，由“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他们的所谓“三世”目标是：“据乱世”使国家拨乱反正，“升平世”实现社会小康，“太平世”达到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