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他们。我把这归咎于衰老。正是不可避免与抗拒的衰老，让我变得脆弱与多感。

他们曾在我的身体内存在过，他们的存在非常短暂，四十八或五十天。如风过耳，没有在我的生活里留下痕迹，他们带给我身体的创痛也早被时间平复，只留下一些让人不忍再忆的片段如沙砾穿过时光之筛，每一次无意的触碰，都可以在神经上留下一道浅白的印痕。

人工流产，简单平常的几个汉字，在我的心里，它意味着某种丧失尊严的姿势，打开的双腿，暴露的隐秘部位，粗暴的器械的侵入，脚踏吸引器咔塔咔塔的响声……这种不堪回首的场面，几乎每个成年中国女性都经历过。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在做，如果做的人成千上万，不，远远不止千万，应该以亿为单位。庞大的数字，如江河、如沙漠，既是浩荡与广博，也是绝望与漠视。每一个体都只是一滴水、一粒沙，微不足道，毫不起眼。不管那件事情是合理还是荒缪，或者带着些微的罪恶，经历者也可以做到心安理得。

谈到罪恶感，我很羞愧。我那么无情地把他们抛弃在黑暗中，竟然连负疚也没有。我的焦虑、恐惧、甚至委屈，都是为着自己。因为他们的到来，我的身体变得分外敏感：恶心、厌食、打不起精神。他们的到来，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喜悦，我只想快点把他们打发掉。其中一次，我甚至等不及出差的丈夫回来，在他不知情、不在场的情形下，自己一个人上医院。我是那么急迫地处理他们，如同放下一个沉重的包袱。

人工流产可以分作两类，一类关乎“道德”，一类受掣于“政策”。前者多是热烈盲目爱情的产物。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对异乡青年因为流产，让荒僻的铺里老村，成为一锅滚开的沸水，在那种高压的环境里，因为他们的知青身份，虽然免去了游街示众，但是民间的唾弃，严重到连我这样十来岁的懵懂孩子也知道他们 “不要脸”，是十分可耻的。脸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是人唯一的尊严：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脸几乎与生命同等重要。长着一颗龅牙的男青年阿剑，高大魁梧，喜欢打篮球。他的球是可以打出花来的，球一到手上，就像被施了魔法，在他的腿间、胯下、身前、体后飞来撞去，没等你看明白，他已经大步流星跨到栏下，纵身一跃，球通过篮筐掉在地上，似乎意犹未尽又弹了两弹。阿剑因此成为公社篮球队的队长。打胎事件，似乎抽走了阿剑的筋骨，他迅速地消瘦、委顿，头发乱糟糟的，似乎一夜间老了十岁。老了十岁的阿剑从此不打篮球，经常一个人扛着锄头在田间出没，插秧、割稻、耘禾，绿色或金黄的背景下，一边是众人热烈的调笑，一边是阿剑的低眉埋首，没过多久，他就跟随着一个孤身老头学做木匠，从集体户里搬了出去。乡村的黄昏路上，经常可以见到阿剑挑着手艺担子跟在师傅后面，他木着一张脸，勾头耷脑，眼睛只看脚下的三尺地。被放逐的当然还有女青年阿莲。她不仅丢失了脸面，还险些送了性命。这次流产是艰苦卓绝的。两个十八九的青年，不上医院，凭借一些道听途说的土法子，确实没把命当命。流产是小月子，但阿莲一天都没休息，又恰逢赶上双抢，天天都是顶着星星出门，披着月色归家，“铁姑娘”也是血肉身，出血不止昏倒在打谷机旁的阿莲被送进医院，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是，她“咋还有脸见人？手里有绳、河里有水，死了算了”。恨不得她早点死得唾沫飞溅，似乎她死了这个世界就干净了。

爱情是芳香的，肉身却是邪恶的，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当我长成青春少女，在一所医院做实习医生时，曾经在门诊的小手术室见过无数的女人的身体，那道污迹斑斑的白布帘如同一个居心叵测的幽深陷阱，情爱冲破理智樊笼者纷纷落马。女性的芬芳在疾病的侵蚀下消失殆尽，那些隐秘的糜烂，在电激光的烧灼下，发出腐烂的恶臭。而面对做流产手术的女人，我的老师简直像个侦探，一眼就能够将未婚者甄别出来。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肤色暗淡，不苟言笑，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对漆黑的宽眉，眼睛像刀子或钉子一般锋锐。这样的眼光，不是谁都能够坦然面对的，慌乱、羞怯的眼神，飞红的脸，轻易就把自己出卖了。尽管她们通常都谋来了一张证明或者有熟人帮忙。对待这些未婚的年轻姑娘，我的老师极不友善，并且不加掩饰地把这种情绪表达出来，手术时动作幅度很大。自认为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的女人咬着嘴唇，脸色煞白，偶尔有压抑不住的痛苦呻吟。我的老师冷冷地说：现在知道痛？早干嘛去了？女孩子要自重！这样的话语一出，手术台上立刻噤声。我能够看见那些眼泪和汗珠，看见羞惭、痛苦与孤独。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冷的，冰冷噬骨 。

传统的性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日久弥深，男人占便宜、女人吃亏几乎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明明是件愉悦双方的事情，按说都是受益者，却被分裂成得与失两大阵营，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生育以及生育带来的痛苦与风险。那种切肤之痛，不是女人，再怎么设身处地，到底都是隔靴搔痒。

沉浸在自己悲剧角色里的女人，只顾着自哀自怜，完全把遗弃者的痛苦抛到脑后。

但是完全要女人背负一个遗弃的罪名也是有失公允的。绝大多数的遗弃是被动的或者说是被迫的。公职人员属于比较好管理的人群，降薪，不能提拔，甚至开除公职。广袤的农村则是围，剿，堵，拆。很多年前，有个小品深受欢迎，《超生游击队》带来的笑声，细细品来，却是带泪的。“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成了不该出生的人。表面上，她们的不受欢迎是因为自己的性别，其实，主要来自某种强行推出的规则。

這个规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限制人们的生育。我的身体里至今仍有一个节育环，它是金属的，有着金属的所有属性，冷、硬、强悍，它长时间地霸占着孕育生命的摇篮，这个金属的东西，在漫长的时间里已经与我的身体融为一体。我曾经试图把它取出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医生说，节育环已经镶嵌在子宫壁，除非做宫腔镜，否则，是无法取出的。

偶尔有疼痛来访，利箭一般穿过子宫的部位。我知道，若干年后，那块金属有可能穿过子宫壁，游离到它不该去的地方。

后果有点恐怖，但是手术不也恐怖吗？就这样一天一天捱着，拖着……这样的情形，在我身边的朋友，就有三五例。

相对于人工流产，相对于更酷烈的引产，相对于赶猪、拆屋，相对于为了生育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人们，我体内的金属简直就是温柔天使，它带来的一些小小伤害，不值一提。

按照生物学家的说法：生命始于受精卵。但在人类学家的眼里，一个真正的人，并不是指一个新诞生的躯体，而是由文化和社会影响塑造的某一个体。而通常的看法，只有降生、呱呱落地，才算做一条生命。

由此，杀死一只受精卵，确实和遗弃沾不上边，谁也犯不上为这个睡不着觉。

但是，受精卵或许是上帝派来的精灵，轻轻吹一口气，就可以在他人的梦里长驱直入。某个夜晚，我梦见两个面目模糊的孩子。当时，我正在山崖旁采杜鹃。杜鹃花开得如火一般，在春天的碧空下燃烧。我折下一枝，又折下一枝，怎么也折不完，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似乎也累了，脚下一滑，就要摔下山崖。这时候，听见有人说，妈妈，我来帮你。那声音，宛若卡通片拷贝过来的。同时有两双手拉住我，我站稳脚，看到了他们。我问：你们刚才叫我什么？脆脆的童音回答我：妈妈呀。我疑惑起来，我哪来那么小的孩子？夜幕低垂，空山寂静，朦朦胧胧的月光地里，我怎么也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只看见两个飞身而去的背影。

冷汗淋淋地醒来，心中似有無限的惆怅和隐痛。

二

现在，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他们，我想，不能完全把它归结于衰老，也可能是潜隐沉睡多年的人性的复苏。

我想象着他们的模样。无论男、女，都会有一张端正的脸，白的肤色，他们的血型可能是A、可能是B，也可能是AB。有时我忍不住在童装店前驻足，想象着他们穿上，该是何等的花团锦簇。因为有了经验，我不仅会把他们喂养得肥肥胖胖，还会关心他们的牙齿问题，以免他们在少年时带上紧箍咒一般的牙套，我会在每个夜晚给他们读童话，让他们在爱的絮语中安然入梦。

我还会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也有很多丑恶。阳光、月光、星光，还有土地、江河、树木、花朵，所有的自然都是美好的，能够和自然媲美的是人类的思想之光和艺术之光。因此做一个人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能创造美，最少可以欣赏美、享受美。

自然有时也会造成灾难，但灾难不是丑恶，那是上天对人类的考验，所有的丑恶都是人作出来的，杀戮、战争、巧取豪夺……但是这不能成为他们不能出生的理由。

我很抱歉，没有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拥挤不堪，为了保持秩序，需要某些人的牺牲。就像一棵树，枝叶过于繁密，会影响光合作用，为了这棵树长得更好更茁壮，必须斫去一些枝叶。

但是这样的道理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一种定理，适用任何别的事情？人和树可不可以画上等号？

一群蝌蚪以亿万计出发，在险象环生的通道里，冲破重重阻碍，能够抵达完成生命的孕育时，只余惟一，它是真正的英雄。一个受精卵不断分裂、发育，成为一个人，可以脱离母体，以一种完全独立的方式存在，是生命的奇观。生命是庄严的，创造也是庄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除了自然法则，自然的淘汰，任何形式的阻断都是一种暴力行为。

在这里讨论胎儿或者受精卵是不是一个人，或许毫无意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当作一颗萌芽的种子？一颗种子有没有权力依照自己的意愿发芽、生长？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是毋容置疑的，但社会学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含混不清的，正如它们的生命概念不尽相同。而社会学家永远是强悍的、坚硬的、高屋建瓴的、晓以大义的。社会学认为我没有权力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他们那么弱小，他们的权力完全附着在我的身上。生或者别的，全由我决定。他们不该那么信任我，信任一个盲从、没有自己思想的人。“只生一个好”，我就乖乖地只生一个，在堂皇的理由下，我是那么轻易地没有任何犹豫地就把他们放弃了。我希望我有过挣扎、有过迟疑、有过痛苦，脑子里闪过生命这样的字眼。事实是，什么都没有，我的内心是片没有波澜的死水，只有茫茫的苍白。

这才是事隔多年我依然无法正视自己的原因。

我是那么冷酷、自私的一个人吗？我还以为，如果他们能够降生，我能够教给他们很多东西，包括怎样去爱他人，如何坚持与不妥协。现在，我对这一点，不再那么深信不疑。

既然如此，那么我应该小心谨慎，不让那个细胞如种子落入泥土一般种植下来。当生命一经形成，我依然应该谨慎行事，而不是害怕后果。我所害怕的后果是什么呢？被单位开除，开除的后果呢？只是回到家里。我那么害怕回到家里，表明我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事实不是这样。我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我是那个不用心的和尚，只是机械地撞钟而已，一下一下，被惯性裹挟挟持。

我只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害怕被人群抛弃。

……

这样的语言依然可以见到。它们一般在山乡斑驳的老墙上，黑森森、血淋淋。如此说来，冷漠、自私与强大的社会学形成的合力，或许才是导致一个生命不能出生的真正原因。

那么多不能出生的人，一个个永远不能享受阳光的生命，被强行从温热、柔软的子宫中剥离，捣碎成模糊的血块，冰冷的负压将他们吸出体外，血的浓腥经过水的不断稀释，淡下去、淡下去，直至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