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我被公社选派到燕山脚下的一所中学当民办教师，任班主任并教两个班的数学课，与老教师董老师教同轨班，他教两个班的语文课。董老师大高个，红脸膛，眉宇间盈溢着一种儒雅风范。董老师说话轻声慢语，是位生长在北京、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家庭地主成分而被下放返乡的知识分子，他是位多面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深受学生及其家长的爱戴。

那个年代，教育被权力阉割，被实用主义肢解，我所在的那所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农场。学工、学农，成了学校的主要任务。学校上午上课，学些工农业生产知识，下午美其名曰实践课，就是参加农业劳动。遇到县区有活动，就全天停课，参加劳动。

那所学校，是县里的一个学农先进单位。学校在几年间组织学生开河滩造田二十多亩，开荒山植桃园三十多亩。还有一个饲养场，名字很是响亮：东方红饲养场，但整个饲养场只有一猪一驴而已。

凡物皆有性灵，有性灵就有故事。本文要说的，就是饲养场里的那头猪，一头桀骜不驯却又命运多舛的母猪。

它应该是头黑猪，为什么说应该是，因为它的毛梢已长成红色，且已分叉，只是根部略呈黑色。远远看去，它是一头红毛猪。它头小，耳尖朝天，身躯细长，全身没有一点赘肉，它的前腿较高，后腿很长，虾米腰，走路向来都是弓着身一路小跑。尤其是它那双杏核般凸起的小圆眼睛，流露出一种傲慢与凶狠的光。它不仅不怕老师，就连十四五岁正值招猫动狗年龄阶段的学生都不怕，教室、办公室随意出出进进。

猪舍就建在办公室的后边，南高北低一流水的灰顶。坐在办公室里推开北窗，就能俯视这头猪的一举一动。为使光照好、起粪方便，猪舍的墙都垒得较低。一般而言，猪是跳不出去的。但这头红毛，不是一般的猪，它是猪类中的一只奇葩，一个运动健将。在猪舍软绵绵的稻草窝里睡足了，呆腻了，它起身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甩甩头抖掉身上的草屑，随之向后退上几步，然后一个助跑，嗖地一下跃上南墙。站在墙头，它自豪地晃几下尾巴，鄙夷地打量一眼拴在墙角的毛驴，便跳下墙头，逍遥而去。它那敏捷的一跃，让我目瞪口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它会是一头猪。

不知是由于它擅长跳跃，还是因为一身红毛，总之，它被喜谈三国的董老师名之曰“赤兔”。这名字响亮，很快就在校园里传开了。

赤兔由饲养组的学生轮流喂养，两人一组，每周一轮。它的生活水平绝对高过校内的老师。早上是玉米面糊糊，晚上是黄豆粉熬成的懒豆腐。熬猪食的时候，校园里便弥漫起一阵浓郁的豆花香。中午它一般是不回猪舍的，在校内外闲逛，也省却了饲养组学生的麻烦。有时它下午回来了，学生懒得生火熬食，便随手舀半瓢黄豆撒将过去，让它边拱边吃。反正学校学农基地出产的黄豆就囤在饲料库里，不喂猪也是便宜给“老鼠”。

管理员袁老师见学生拿黄豆喂猪，觉得可惜，便找到校长，想用食堂的棒子面换些黄豆，一来可以给老师们调剂一下伙食，二来给猪多喂些粗粮也有利于它的生长。老校长坐在办公椅上，摘下眼镜，深深地瞥了他一眼，半晌，才从喉咙里哼出两个字：“不行”。

当时，学校没有厨师，我们十来个住校教师轮流做饭。烧的是当地的烟煤，烟熏火燎的，一顿饭下来，常常灰头土脸。而烧猪食用的却是沼气，开关一拧，蓝色的火苗噗地冒出来。又快捷，又干净。沼气池就建在厨房后边，是袁老师带学生忙活大半个月才建成的。他自以为有功，就又找到校长，要求把沼氣引到厨房供老师们使用。校长低头把目光从镜框上端射出来，盯了袁老师好大一会儿，脸色由晴转阴，半晌，才又费力地挤出两个字：“没门”。

回到厨房，袁老师气得踢桌子摔碗的。

对这些事，我们年轻教师很是不解，经常在办公室议论纷纷，而几名老教师却都一直默不作声，我们很是诧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的议论很快传到校长和管校代表的耳朵。一次晚班的校会上，校长和管校代表铁青着脸严厉地训斥我们：你们这些年轻人就知道图安逸，就会算经济账，凡事要着眼于大局，办饲养场是一项政治任务，学农学工是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有了这头猪才有了这个饲养场，有了这个饲养场就能评上先进，就能夺红旗、获奖状。你们跟一头猪争长论短，怪话连篇，这不单纯是态度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最后，管校代表还恶狠狠地强调说，别像安东尼奥似的，利用一头猪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下，大约在1974年冬，有个叫安东尼奥的老外，拍了一部叫《中国》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猪在大街随意拉屎撒尿”的特写镜头，这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男女老少齐上阵，对其口诛笔伐。这不，管校代表把我们与安东尼奥联系上了。我们顿觉脊背寒凉。终于理解了那些有着政治或历史问题、出身不好的老教师沉默不语的原因，理解了他们的无奈与悲哀。从此，我们不再议论赤兔，也不再向学校提任何要求。我还告诫学生，不要去招惹赤兔，跟它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引火烧身。

我们的管校代表，原是离校不远的一个大村的老支书，以善说能忽悠闻名乡间，人送外号“铁嘴鸭公”。因为能说善讲，才被派来做了公社最高学府的管校代表。听学生说，赤兔是他从家里带来，以高价卖给学校的，不知是真是假。

世间之事，往往是越怕越有鬼，越渴越吃盐。这个赤兔，你越是躲它，它越是跟你纠缠不休。一次上语文课，同学们全神贯注地听董老师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课堂上，董老师边讲边唱，情绪激昂，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摩拳擦掌。孰料，赤兔不知何时从后门溜进了教室，东闻闻，西嗅嗅，它嗅到了薯片的甜香，循着香味儿，把放在后黑板下李开等几个同学的午饭——蒸薯片儿，挨个儿吃了个精光。吃光也就罢了，它还就便在盛饭的羊肚手巾上拉了一泡稀屎。闻到臭味儿，后排同学扭头一看，先是一愣，继而笑得前仰后翻。笑声惊动了师生，也惊动了赤兔，大伙儿回头一看，才发现赤兔贼似的溜出教室，逃之夭夭。

中午，李开等几个同学把赤兔从校外找回来，又从饲料房舀了半瓢黄豆，呱呱地叫着，把它诱进教室。然后关上前后门，抄起抬水的松木椽子，打得它嗷嗷直叫，在课桌下蹿来蹿去。恰巧，管校代表吃罢午饭回宿舍休息，听到猪的嚎叫声，推门进去，赤兔这才趁机蹿出教室。

下午，李开等四名同学被管校代表叫到办公室，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这头猪是教育革命的产物，是学校的新生事物，吃了你们几片薯干儿就大打出手，你们的政治觉悟呢？……骂累了，便喝令他们站到办公室门前反省，一站就是两天。星期六的下午，全校师生到学农基地除草，李开他们四人寻赤兔而未得，便将满腔怒气发泄在教室里，砸烂了教室所有的桌凳，愤然离去。此后，校园里便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赤兔被打伤了右后腿，一瘸一拐地蹒跚几天之后，便恢复了常态，只是不敢再轻易地溜进教室偷吃东西了。

转眼到了1977年的春天，冰河融化，春风吻绿柳枝，赤兔竟破天荒地发情了。本来就不安分的它，一连几天不见踪影。一天早晨，学生在校南柳林的小径旁发现了赤兔，血淋淋的，在树下趴着。学生告诉了学校。管校代表立即喊我们几个年轻的男老师，推着双轮车赶到树林。只见赤兔趴在地上哆嗦着，颤抖着，眼睛半睁半闭的，左前胛部有一条半尺多长的伤口，皮肉翻开，鲜血淋漓。伤得真是不轻。

一旁担水浇菜的马大爷说，几天来，这头猪一直在八队饲养场附近徘徊。清晨，它从饲养场出来时，被饲养员的大黑狗咬伤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像是家猪，倒像是一头野猪，精瘦，一身红毛，没个猪样。老乡你错了，这是学校新引进的优种猪，很金贵，不小心跑出来了，我们一直在找。管校代表接过话茬道。我们噗嗤一笑：真个是肉烂嘴不烂、死要面子的铁嘴鸭公。

经挑水老人这么一说，我们明白了：原来它是跑到饲养场找公猪幽会去了，大概是与情郎哥一番温存之后，得意忘形，出门时忘记了拴在门旁的大黑狗，才遭此厄运的。

我们几个兴高采烈地把赤兔拉回学校，以为这回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便坐在办公室等着看杀猪。孰料，一会儿工夫，公社的老兽医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几句寒暄之后，校长和管校代表便把他领到猪舍，我们也跟着去看热闹。看了一眼躺在地上血淋淋的赤兔，老兽医说，别治了，杀了吧！校长问：还能治吗？能治，但得不偿失啊！老兽医强调说。能治就治，不用考虑钱的问题！校长一锤定音。

管校代表又让我们男教师帮忙。我们按照老兽医的吩咐，把一张老式双人课桌倒放在地上，又垫上一块木板，把红毛抬上去，将它的前、后腿分别绑在长条课桌的四条腿上。老兽医打开药箱，便开始为红毛做缝合手术。先在伤口上洒一些碘酒，红毛一阵痉挛，尖叫两声，挣扎几下。老兽医把伤口的皮肉清理平整，然后用大号针粗枝大叶地缝上了事。接着，便在一个办公桌腿上挂上吊瓶，给红毛打起了点滴。这倒让我们很是吃惊，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给一头猪输液。董老师讲完课凑过来一看，笑着说，活了五十多岁，还是第一次看到给猪做手术，打点滴。一旁山坡上干活的社员也跑来看新鲜。一个络腮胡子的老头瘪着没牙的小嘴儿感叹说：“这猪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不到两天，这事便传遍了全公社，而且越传越邪乎，说中学的一头猪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花了好几千块呢！

打点滴需要一段时间，我没课，又与老兽医熟悉，便坐下来陪他聊天，聊到李纲和约翰逊，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话题很快转到这头猪上。老兽医说，这猪，兔子似的，食物太过精细，又整天东跑西颠的，永远也长不大，得淘汰了。再说，完全没有必要为它花錢治伤。管校代表接过话头：花多少钱都得治，它在集市上可能不值钱，但在这所学校，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听得老兽医一头雾水。管校代表走后，老兽医嘟囔道，不能用钱衡量，难道用金子来衡量，败家。我笑笑，心想：这赤兔已不再是一头猪了，它是学校的一张牌，一件道具，它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价值。只是老兽医不知情而已。

赤兔的生命力还真顽强，它熬过了这一关。十多天之后，便又满院撒欢儿了。

1977年12月，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学校又全天上课了。不久，管校代表撤离了学校，校长也换人了。学农基地和桃园都还给了村里。学校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教育教学质量，校园里又听到了久违的朗朗读书声。

时移世异，赤兔失势了。学校把喂猪的任务交给了值班做饭的老师。老师们谁顾得了它，多是象征性地舀几瓢冷泔水给它，它不情愿地把嘴伸进槽中，“咕噜噜”地吹出一串串气泡，见只是些清汤寡水，便耸身蹿上南墙，外出觅食去了。

赤兔一下子从贵妇变成了行乞乡间的脏老婆子。每天到垃圾堆拱些烂菜叶或学生扔掉的果核薯犄角吃，有时会偷偷溜进村去，挤进人家院里抢几口猪槽里的残羹冷炙，常常被撵得鸡飞狗跳。没多久，它的腰更弓了，一身的红毛也变得枯萎发黄，脏得打卷儿，尤其是那一双小圆眼睛也失去光泽，眼睑下垂，目光黯淡，流露出一种虎落平川、英雄末路的迷惘。

寒假过后，我离开那所中学去外地读书了。1978年的暑假，回校看望老同事，饭桌上闲聊，打听赤兔。有人说它钻进深山成了一头名副其实的野猪，有人说它被人打折了腿，死在大桥下，还有人说它到王屠户家偷食吃，被王屠户逮住杀了。总之，它的去向成了谜。喝得醉意朦胧的董老师侧棱着眼睛叹息说，天道诡秘，世事翻覆，它能改变人的命运，比如我，还能改变猪的命运，比如赤兔，我们都是时代的牺牲品啊！接着竟眯缝着眼睛轻轻哼道：君不见河阳花，今作泥土昔作霞；君不见武昌柳，春作金丝秋作帚……

“醉了，醉了。”我说。“我没醉，真的没醉。我说的不对吗？”他泪眼朦胧地盯着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