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事儿

事儿，是人生最大的事——红事和白事。按以前的老规矩，这两件事都要请响器班，响器班的演出叫走事儿。后来老规矩变化了一半，只有白事才请响器班。

响器班在乡下被视为卑贱的行当，记得小时候看见他们背着锣鼓在尘土飞扬的乡路上奔走，就会有人取笑说，戴孝帽子去了。孝子见人低三辈儿，可见响器班的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响器班都是传统乐器：唢呐、锣、鼓、钹，唢呐是主角。富裕人家的丧事除了响器班，还唱戏。响器班只有吹奏敲打，没有戏角，大多是为普通人家服务的，小门小户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

这些民间艺人用古朴的方式为一个个亡人安魂，可他们受到的待遇是生冷的，唱戏的角儿有好酒好肉招待，天冷了有炉子烤火。响器班不行，冬夜寒冷，就自己抱来树枝和秫秸燃着熊熊大火，一边烤火一边吹奏敲打。即使再富有的人家，招待响器班也是简单的四个凉菜，桌子上墩一瓶白酒，谁闲下来就对着瓶子咕咚几口。

后来，响器班与时俱进添了唱戏的角儿，不化妆，不搭台子，两把二胡伴奏，戏角儿唱一阵子，锣鼓敲打一阵子，比原来热闹了许多。近几年条件好了，白事都请专业剧团来唱戏，汽车后厢拉开就是舞台，收起来开车走人。

但是，唱戏和响器班的锣鼓吸引的只是几个老年人，为了营造丧礼气氛，也为了在乡亲们面前博个好名声，就有人在白事时请来歌舞团。歌舞团有歌、有舞、有西洋乐器，人多阵势大，乐队统一制服、戴着大盖帽，像非洲某个小国家花里胡哨的军队。名曰歌舞团，实际都是农民拼凑的草台班子，在家时握锄头，走事儿时抡鼓槌，锄头和乐器都是他们生活的道具。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就是敢大着胆子喊几嗓子，敢在众人面前蹦跶几下子，跑调儿了或者翻跟斗扯破了裤裆，观众图的热闹和气氛，哈哈一笑，并不较真。歌舞团演奏的曲子反过来调过去就是《北国之春》、《小苹果》、《今天是个好日子》、《真的好想你》，让人啼笑皆非，感觉不是丧事，是在庆典。去年冬一个长辈去世，我看见乐队一个络腮胡面熟，大盖帽在乱糟糟的长发上歪扣着，卖力地吹着，桀骜不驯的姿态有点像利比亚的卡扎菲。我还没想出是谁，他提着小号走到我跟前，老同学，你回来啦？原来是高中一个同学，三十多年没见，他倒先认出了我。他说，冬天没活儿干了，挣个零花钱。他的裤腿有不少泥点子。

我们村的大兴就在这个歌舞团。

大兴从小随母亲从四川来到我们村，继父家穷体弱，大兴到年龄了一直找不到媳妇，他就去四川投奔他的舅舅。可舅舅比他家还穷，又回来了。

没有媳妇的大兴经常去县城的歌厅，有人说他是练唱歌，有人说他是找小姐。反正他打工挣的钱都扔进了歌厅。唱歌没有长进，却从歌厅领回了一个女孩。二人不干活，天天在家里唱。见大兴如此痴迷，就有人给他支招，不但要练好唱歌，还要学习其他才艺，将来参加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于是，大兴和女孩又练起了架子鼓，没钱买架子鼓，他就用筷子叮叮当当敲着碗模拟，噪音大，邻居不堪其扰，隔着墙头扔砖头抗议。后来他被附近村的这个歌舞团看中，大兴就跟着 走事儿，挣演出费弥补家用。

大兴学明星的范儿，把长发扎成马尾辫。他爹看不顺眼：你是清朝的？让他铰掉马尾辫，否则不准进家。他铰了一半，他爹说：这回成南霸天了。那时，村人也都对大兴议论纷纷，认为这小子不走正道。

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了一阵子才知道是他。他问我，如何参加央视的星光大道。我不清楚，说，你从网上查一下吧。他又提出，如果邯郸电视台有什么商业演出，可以让他来试一把。他嫌乡下演出机会太少，想来邯郸发展。

可他没有来邯郸，倒是去了村里的建筑队。建筑队搬砖和泥，他吃不消，想干轻松的活儿。找老板商量，如果让他干轻松一点的活儿，他给大家唱歌。老板说，你是走事儿还是盖房？要是唱歌能把房子盖起来，那我早就成立歌舞团了。

村里不可能天天有白事。没有演出，大兴还得咬牙在建筑队干活，尽管他拿的钱最少，可还是让老板炒了鱿鱼。原因是，虽然老板不喜欢大兴，可建筑队的年轻人喜欢他，大兴娱乐方面的信息灵通，他知道哪里歌厅价格便宜，哪里的歌厅有外地的漂亮女孩子。常常还没下班，几个人开着车就跟着大兴去了歌厅，半夜而归，第二天早晨起不来，影响工程进度，老板大为恼火。

不过去年冬在长辈丧礼上，我始终没有见到大兴，有人说他怕在乡亲们面前丢人现眼，有人说他跳槽了。但是，现在村人对大兴似乎少了偏见，一个帮忙的乡邻说，啥虫儿攻啥木头，这小子要是好好弄，说不定也能学成大衣哥。另一个就以我为例，你爱好写，这不就成了记者？我笑笑，没回答，可也体会出了乡邻的眼界，甚至是心胸。

掂斗

前些年，村人把八个光棍称为“八大金刚”，村东有树庆和老同。这二人都是我少年玩伴，尤其是树庆，一个生产队的。

树庆从小就是个病秧子，佝偻腰，半个屁股撅着，走路偏斜。去地里割草时，我们在前面活蹦乱跳，他在后面气喘吁吁小跑跟着。我们割草的时候，他坐下来休息。我们割草少了回家挨吵，他没事儿，不是父母娇惯他，是他没气力干活，他稍微累一点儿就会坐在地上呼呼喘粗气，有两次差点儿丢了小命。读初二时树庆肝炎，从此辍学，成了闲人。他四十岁牙就掉光了，面相灰暗苍凉，满是寒霜暮色。2007年我父亲去世，树庆去帮忙，我的朋友前去吊唁时，见了树庆都喊大爷。我纠正，他比我还小一岁哩。

在村里，树庆是个影子，独自来往。同龄人凑在街头聊天时，树庆插不上嘴，就站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说到兴奋处，他也咧着嘴跟着嘿嘿笑。年轻人时常有人跟他开玩笑，问他想媳妇吗？他就冷冷撂给对方一句：让你老婆跟我吧。噎得对方尴尬而去。

树庆虽然脾气有点倔，可也是个热心人，村里红事白事他都主动去帮忙，可很多人嫌他一个光棍不吉利、不卫生，吃饭时不跟他一桌，他就知趣地端着碗蹲在一边。不知是躲避别人的嫌弃，还是自卑，后来他再也不主动去帮忙，尤其是红事时，更是躲得远远的；白事时，他在一旁看热闹，人手少了，有人喊他搭把手，他照样屁颠屁颠抻着头跑过去。好在白事没多少禁忌，再说村里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树庆这个闲人也就有了用处。所以，村里的白事就常常见到树庆的身影。后来，他居然在丧礼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乡间丧事分工细致：支客、迎宾、采购、记账、厨灶、库房，开墓、抬棺、填土，这些都没有树庆的份儿，他干的活是掂斗。

与抬棺相比，掂斗不用出多大气力，可也是整个丧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村里到墓地，孝子在棺材的前面打幡哭丧，掂斗人在孝子前面撒纸钱引路，安葬结束，掂斗人再领着孝子原路返回。

木质的斗，在旧时既是粮食容器，更是粮栈贸易必备的商用工具，农村借粮也常用斗。日进斗金，就是用斗来衡量丰厚利润的。掂斗是整个丧仪里的一个环节，具有象征意义，告别了盛粮食的斗，从此就离开了村子，类似农转非，斗代表农业户口。斗里有五谷、果品和纸钱。五谷、果品是给亡人去阴间的路上食用的，纸钱是引导亡人离开人间的买路钱，也是一个个路牌，在路口要多撒，怕亡人的魂灵走岔了道。活人和死人都有向钱看的毛病，有纸钱引路，亡人就会乖乖听话。

但是，在白事所有差事里，掂斗被认为与响器班一样属于低等级的，干这个差事的都是村里的穷人或光棍。尽管掂斗给的烟酒和酬金比响器班都高，可有几年村里没人愿意干这差事，有白事时就把风火村的老光棍老马请来掂斗。曾经有人提议树庆掂斗，都被他的父母严厉拒绝。直到父母故去后，树庆没了阻拦和顾忌。

在别人看来并不光彩的差事，树庆却很看重，干起来尽心尽力。丧礼的头天，他亲自去墓地看看，记下要经过几个路口，准备多少纸钱，做到心里有数。丧礼当天，斗在棺材前放着，在起灵前，树庆就早早蹲在一边，把黏在一起一沓沓的纸钱捻开，便于路上撒。一旦起灵，他就迅速掂起斗站在前面等着。乡间葬礼往往是一次聚会，尤其是年高寿终的喜丧，在起灵后，连孝子们都在例行公事一样，有的说笑，有的低头玩手机，树庆却紧紧盯着炮手的信号，一旦三声炮响，他便精神抖擞地转身开路，一丝不苟地撒着纸钱。看着树庆佝偻着腰像田野里麦苗一样在寒风里萎缩，我心里就掠过一阵寒意，有些替他难受。

丧礼结束，一切回归原态。树庆还是那么孤独，白天影子一样在街头田里转悠，晚上回到石棉板搭成的两间小屋。

这两间小屋是他的大伯的儿子在老宅搭建的简易房，现在空闲着，树庆就住了进去。简易房一人高，举手就能摸着屋顶，而且四面透风。我问他，冷了咋办？他说，有电褥子，睡着就不冷了。看见床头放着两个冷馒头，我劝他冬天要吃点热饭。他慢悠悠说道，不碍事儿，我已经够享福了，你想想，咱小时候哪儿能天天吃馒头？现在老弟给我种着地，吃的穿的不愁，还有低保。像我这个身子骨能活到这会儿早够本了。他吐着烟圈，很知足的样子。

树庆的话让我无语。他不讲吃穿，不懂养生，恬然自足，当我怀揣悲悯投去同情的目光时，却发现他在岁月的角落里正旁若无人地咀嚼着自己的一份安宁。他的洞达，让在浮躁中挣扎的我惊诧、汗颜。

立祖

一个人故去后，没有安葬在祖坟，而是另辟墓地，那么他在这个新墓地就是领头的老大，以后的子孙都要规规矩矩排在他的后面。村里说法是，这个人立祖了。

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即使在外漂泊多年，年老了也愿意落叶归根，以便故去后到祖坟长久陪伴先人。但是，我没有想到老同竟然立祖了。

老同的李家原来在小李庄，小李庄在我们村和风火村之间；现在小李庄已经成为农田，归属风火村。可是，李家的祖坟还在小李庄的东北角，那曾经是李家祖辈的地盘，老同的父母就安葬在那里。

虽然老同和树庆一样被村人称为“八大金刚”，不过老同先天条件好，一米七几的个头，浓眉大眼，如果能稍微讲究一点，绝对是型男。老同能够入选“八大金刚”，除了单身这一硬件，还有他的邋遢，头发经常像一蓬乱草，衣裳也常是油渍麻花；走起路来头一点一点的，总有点醉酒朦胧。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酒，据村里人说，老同屋里到处是空酒瓶。

老同母亲去世早，父亲身体不好，经济条件差，随着年龄增长，少年伙伴们一个个成家生子，老同一直单身，多年来一直居住在父母留给他的两间破东屋里。其实老同当年也曾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的姨家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一直想把老同过继去当儿子，可老同的父亲不同意。

老同不痴不傻，就是慢——说话慢、走路慢、干活慢。他走路总是慢腾腾的，一步一步像老人蹒跚，有时裤腿扫着尘土。我回老家，见了面他总是憨憨问一句：回来啦？再无多余的话。人实在，老同并不笨，开拖拉机、修机器、种庄稼，都很在行。干活时出了错，受到训斥，老同也不争辩，嘿嘿一笑，从头重来。农闲人们玩牌，三缺一时，老同还常被拉去打麻将，总是别人码好牌后等他，都快一圈过去了他才想起来吃上家的牌；别人都和牌了，他还在颠来倒去地拼对子；好不容易和一次牌，推倒仔细一看，误把六条当成了九条，还没听牌呢，好在他不是故意的，大家谅解，码起牌继续打。有他在牌场，总是笑声不断。

老同对自己的事马虎，他的责任田常是荒草连片，可谁家人手不够，招呼一声，他就热心帮忙。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两个小学同学合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老同就常去帮忙，不久，我这俩同学当起了甩手掌柜，熬夜放电影都是老同。村里几个门市的送货也都有老同的身影。与树庆不同，村里老人的丧事，有气力的老同是不会缺席的，挖墓坑、抬棺材，最重的活儿老同都干。

春节大年初一我回老家，在街里遇见李家几个小伙子开着三马车，我以为他们是去外村拜年，可看见车厢里放着铁锨和烧纸，就觉得出了问题，询问后得知，他们去给老同圆坟。

因为煤气中毒，老同的生命在大年三十时戛然而止，早晨发现的，下午就埋了。过去村里春节时一旦谁家有人离世，都闷丧不报，等到过了初三或初五才办丧事。老同是光棍，情况特殊，特事特办。据说，村西一个门市老板专门把一条烟和一箱酒放进老同的棺材，说老同好这口儿，到那边慢慢享用吧。

作为少年时的伙伴，我没有赶上老同的葬礼，就打算初三从风火村走亲戚拜年回来路过李家祖坟时看望一下他。可路过李家祖坟时却没有发现老同的坟堆。

回村里，村人告诉我，李家祖坟穴位满了，老同只好埋在了村西自家的责任田，他成为李家第一个离开祖坟的人。也就是说，老同立祖了。可立祖对于老同来说是个黑色幽默，他没有子孙，立祖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上苍丢弃在大田之外的一粒种子，自生自灭，了无牵挂，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只带走了属于他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