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回家，与母亲天南海北地聊天，说到家里的人和事，不知不觉就会聊到大姑身上。大姑与父亲是叔伯姊妹，比父亲小三四岁，如果活着，也应该是九十开外的人了，可她在二十多年前就像一片树叶一样，悄悄地落到地上，“不带走一片云彩”般的去了宁静的天堂。几十年间，母亲只要與我们拉家事叙家常，没有一次不说到大姑，而且总用“好人”二字来概括定音。只要说到这儿，母亲脸上的表情就会自然而然凝重起来。时间久了，我从母亲凝重的表情里渐渐掂出“好人”二字的分量。沉甸甸的，如一块看不见的丰碑，矗立在娘心的高处。

大姑其实相当普通和平常，不但没有结实如石碑一样的身体与风采，反而十分清瘦和弱小。走路轻，说话更轻，生怕声音一大打扰了别人。母亲描写大姑说话像猫，咪咪的，从来没有高言语。大姑肤色细白，脸上的笑似乎与生俱来，在短短长长和粗粗细细的皱褶里荡漾和流淌。特别是那双沉稳和善的眼睛，像藏在山根那眼取之不尽的滴水泉，感觉只要一碰撞、一对接，便立刻有了善良定义的全部答案。即使心中有排山倒海般的冤屈或者冲冠的怒气，瞬间也会被她那浅浅淡淡的笑融化得没了脾气。柔美似水的眼神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一种扭转情绪和提升精神的默默力量。我惊奇她那双含笑而不张扬的眼睛，应该是一双超越蒙娜丽莎的眼睛，眼睛里的微笑宛如温润的磁石，把我还有几个兄弟都吸到她那很少照进阳光的灰暗房子里，去享受大姑咪咪的话语。

上世纪六十年代，坐落在繁华城区的老家如同一台布满包浆的老钟表，古板而又严肃地按照祖传的礼序在不紧不慢地运行。父亲兄弟几个和大姑一家拥挤在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里，近三十口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地过日子。那时，我家的日子相当窘迫，父亲又得了奇怪恼人的眼疾。父亲不愿去申请公家的救济款或者救济粮，更不乐意向亲戚朋友祈求帮助，于是，为了吃饭，我家在青砖黑瓦的院子里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辍学做小工。第一个卖家里能用的东西。母亲“憋死猫”的三件套老式嫁妆柜便换了二十斤地瓜干。大姐第一个从初中辍学，去离家近十里路的煤矿做小工。第一个率先吃树叶。感觉什么树叶都曾经从我们舌尖上走过。春季吃榆树叶、槐树叶，还有冒着奶白色汁的羊角叶，秋后就是地瓜秧、玉米棒，甚至充满诗意的红叶。母亲的全部事情都在围绕着“吃”进行，从早到晚，摘洗蒸淘树叶，碾玉米棒或地瓜秧，蒸出夹杂着各种味道的窝窝头或者菜饼子，来喂家雀般的我们姊妹五张嘴。院子里依然静悄悄的，任太阳和月亮交替着从屋顶、树梢、墙上、地上悄然滑过，没有人关注和发现身边发生的事情，即使看见了也是无可奈何。终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姑出现了。她蹑手蹑脚走进我们昏暗窄小的屋子，从腋下掏出一个或者两个煎饼，压着嗓子递给母亲：“五嫂，喂喂孩子吧。”不等母亲回话，就含着那丝苦涩的笑转身闪出，沿着黢黑的墙根悄没声息地回到自己的屋里。接着是父亲的叹息声和母亲对着窗户的泪花。

在那个不敢忘却又不愿回头看望的苦涩时间，大姑究竟给我们送了多少次煎饼和窝头，不得而知。那时小弟只有一岁多，曾津津有味地吃大姑送来的煎饼。母亲不止一次跟小弟念叨：“没有你大姑的接济，很难说你能不能活下来。”

大姑的家境并不比我家好多少，她膝下也有五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子女。只是大姑父有裁缝手艺，大姑父乡下的老家有地种，所以生活比我们略略宽裕点。她完全可以把接济我们的煎饼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因为我见到比我小两岁的表弟啃窝头的吃相，哪里是吃呀，是一点一点的用牙慢慢地噌，似乎那不是窝头，而是一块可以充饥可以解渴的神奇宝石，似乎担心大口大口的吃嚼不出其中的滋味，失去窝头的香气和回味无穷的价值。

二

老家胡同外边是城里最阔绰的大街，逢农历三和八，大街就自然形成了人头攒动的贸易集市。远远近近的人，无论乡村的，还是城镇的，都带着买和卖的心思和东西向这里汇集和赶集。家长为了防止陌生人进家门，特别担心孩子被花言巧语的人拐走（因为发生过），也防止赶集的人来院子里大小便，把破旧但干净的院子弄出别样的味道，或者要饭的闪进来吓着小孩，就把大门看得紧紧的，吆喝着院子里的老老少少进进出出都要把门插紧。人毕竟有疏忽的时候，特别是刚刚上学的我们，出去进来常常忘记随手关门。于是，赶集的人和路过的人常常进来上茅房，也有要饭的走进来，端着一只残缺的碗，伸着颤巍巍的手在南屋的檐下使劲哀求：“大爷大娘行行好，给口啥吃吧。”那时要饭，真的是为了糊口，只要有人给一口吃的，就千恩万谢，不像现在有些乞丐，把乞讨作为发财致富的一条路径。要饭的哀求在院子里响过几声，常见大姑踮着脚快步出来打发他们。大姑常常给他们半个煎饼，或者一小块窝头，或者半碗稀粥糊糊。不多的这些常常是一口人一顿饭的内容。然后努努嘴摆摆手让他们快走，再把大门慢慢关好，沿着墙根回到阳光照不进的“耳房”去。

母亲看到大姑打发要饭的，就自言自语说：“你大姑中午又要找借口不吃饭了。”

“耳房”是大姑的家，极其窄小的两间东屋，紧靠在东厢房的肩下。“耳房”里除了七口人，还有两只猫，一只纯黑色，一只虎斑黄色。据说都是相当娇贵的种。猫的来历不怎么清楚，表姐曾说是捡来的，表弟说是从墙头跳进来的。总之娇贵的猫们来了就不走了，懂事似的在屋里转悠，从来不走出大姑的房子。冬天偎在炉边床头，夏天趴在窗台上或者躲在墙旮旯里打盹。院子里偶尔也有其他声音：“人都吃不饱，还有闲情养猫。”大姑曾在嗓子眼里笑着为自己辩护：它来了不走咋办？猫不也是一条命吗？我见过大姑喂猫的样子，从自己的嘴里抿出一点饭食，弯腰丢给蹲在脚下微微叫的猫，有时两口，有时三口。猫乖乖地用舌头舔着吃，那一点一点的吃相，很像表弟啃窝头的样子。

就在困难日子将要熬出来的时候，大姑家发生了塌天的事情。大姑父病了，得了比现在H7N9还吓人的肺结核。满院子惊慌起来。大人编些谎话阻止我们去大姑家玩耍，即使去了，大姑也依着屋门或坐在门前挡驾，笑眯眯地哄我们不要进屋，也把那寸步不离“耳房”的两只猫送了人家。心细的大姑担心那骇人的病种传染给少不更事的我们和更不懂事的猫。乐善好施和说话幽默的大姑父，敢于嬉戏于病，每日弄剪子、尺子和布匹的大姑父终于在不停息的咳嗽声中走了。他没有用自己的豁达和善良战胜让人讨厌和惧怕的肺结核，在人生最好的时候离开了温暖的家。

大姑父的死对我刺激很大，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从身边逝去的亲人。我曾经瞧不起甚至在背后偷偷地骂过给大姑父看病的医生，以为他们身上的白色大褂与他们的医术极不相称。你不是医生吗？你们怎么把人医死了呢？以至好长一段时间，见到穿白大褂的医生，心里就逆反出愤怒的质问：你医死过人吗？

大姑的脊背有了与年龄不相称的弧形，眼睛也迅速凹陷下去，说话的声音也被猫咪的声音覆盖。艰辛痛苦的日子像巨石压得瘦弱的大姑喘不过气来。喘不过气来也要喘。她用猫咪的声音指挥全家开始给鞋厂糊鞋盒，糊一个一分钱。“蜗居”的“耳房”成了加工厂，桌子上、床上，窗台上都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鞋盒。表哥表姐还有表弟们，已经没有空闲与同学朋友玩耍，他们的身份已经不单是学生，手里也不只拿铅笔、橡皮和本子，鞋盒子里面盛满了暑假寒假、阳光灯光，也盛满了他们苦涩的幼稚童年。

已经中学毕业的表哥曾经瞪着眼睛幼稚而又严肃地问大姑：“啥时候咱能吃顿饱饭？”大姑为了哄表哥表弟，用望梅止渴的法子说：“你们在院子里种棵树，树长高了，咱就能够想吃啥就吃啥了。”于是，表哥表弟们在东厢房屋檐下，种上了一棵期盼吃饱饭的小榆树。

摇曳的榆树好像通人气解人意，颤巍巍地在那里倔强地往高处拔，与表哥表弟们一起接受苦与贫的历练。历练是个什么过程？为什么这苦于贫的历练总爱在贫穷人家转悠？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穷人难道天生就是来吃苦的吗？尽管《菜根谭》说，吃得菜根，方知生命的真实。生命的真实为什么非要在苦与贫中去打磨和修炼？假如必须去吃或者去打磨，最多应该像场游戏或者战役那样，是个有限的过程，短也好，长也好，不能超过生命承受的底线。然而，谁来规定底线的去處与时间的短长呢？罩在大姑头上的乌云和痛苦并没有因大姑夫的去世而戛然终止。

就在榆树疯狂向上拔高、树冠蹿过屋檐的时候，表哥突然病了，又是大病，让人毛骨悚然的败血症。大姑脸上已经干涸得没有水分，笑泉似的眼睛里有了一层质问苍天的无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表哥的早逝让大姑的脊梁又深深地弯曲了一层。

三年走了两人，满院子寂静，满院子沉默。

三

大姑不再去理会那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终于下决心搬家，搬出给她欢乐幸福又让她无法承受压抑与窒息生命的“耳房”。离开为乡下人、外地人羡慕的闹市胡同和规规矩矩的四合院，去了偏僻的青龙山公房。

公房不大，只有两小间，但有了能够照进屋里的阳光。我依旧找理由去大姑家玩耍。那年我去看她，她让我坐在那把有些摇晃的老椅子上，自己则俯在桌子上瞅我，与我慢慢地拉家常。阳光透过方格玻璃，照进屋里，洒满大姑身上。那身永远整洁的青色衣服，消瘦白皙的脸庞，还有那层为无数风霜打击历练后的笑，淡淡静静如秋天山下的孝水河，似乎没有任何波澜经过。那笑在我看来，要么是用超人般的勇气将巨大的痛苦压抑着，不让它发芽；要么已经彻底顿悟，放下了如露如电般的梦幻泡影。大姑已经很少去感叹和念叨“人要认命”的沉闷话题，而是紧紧盯着走到她身边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生活咋样、工作咋样、身体咋样。并不新鲜的话题通过她的眼睛向我重复着，别到水库洗澡，因为水库每年都要淹死人；千万不要饿肚子，年轻人长个子是个大事；不要和人闹别扭，那样容易生气伤身子。声音仍旧如猫咪。我觉得大姑有了一点唠叨，增添了一些似乎多余的牵挂和不放心（母亲和弟弟也觉察到了大姑的这些微妙变化）。

她对生命的珍重和爱惜好像倍加强烈，每次我都从大姑的叮咛里深深体味到。也从她不间断的唠叨里发现了一个值得珍藏的“真理”，那就是如何去看待老人的唠叨——在她已经没有力量或能力去保护你呵护你的时候，她那份疼你爱你期盼你祝福你的心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透明和执着。唠叨、叮咛或者没完没了的絮叨，不仅是她年龄经验的首要选择，也是表达心情和爱意的直接形式。唠叨的每一句话都如同老人向你伸出的温暖手臂，那些重复与叮咛的简单语言都带有炽热的体温，宛如春蚕或者蜘蛛吐出的缕缕丝线，颤巍巍地织成可供后辈享受徜徉的幸福之网。

每次去看她，走时她都要塞给我们一点东西作压手礼。那次她从衣兜里掏出十斤粮票递到我面前。我望着骨节有些变形的手和皱褶增多见深的脸，坚决地谢绝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的日子已经渐渐走出低谷，好过了许多，但计划供应下的粮票仍然是人们最珍贵和不能缺的物种。况且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有了自己的饭票和工资，便一边笑嘻嘻地跟她解释，一边将珍贵的粮票塞回她那瘦弱的手里。她见我执意不收粮票，便拽着我的衣角不放，用另一只手拉开抽屉，拿出一对琉璃花球塞进我衣兜里。看着大姑少有的严肃表情，为了不让她着急和生气，只好将那对花球带回了家。

我从大姑的无尽嘱咐里对“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从她那慢声细语里悟出了怎样去享受老人的叮咛与无边的唠叨。也明白母亲为什么说大姑是少有的“舍胸膛顾脊梁，舍自家顾人家”的人。

大姑出殡的那天，许多人来祭拜和送行，除了家人、亲戚、邻居和表姐表弟的朋友同事，还有一些非亲非故的陌生面孔。他们或一个或几个走进灵堂，在大姑的遗像前鞠躬，或用传统的方式磕头。大姑在照片里慈祥地微笑着，笑容依旧浅浅淡淡的。

“大娘是个好人。”邻居们告诉我，大姑家的日子尽管过得十分拮据，但只要谁家有难事，她都会伸手去帮衬。有人说，大姑太顾面子。我想，这不是面子的事情，而是心地使然。因为大姑不止一次跟我说过，知道人家有急事，不帮衬帮衬，心里不踏实。

我在吊唁的人群里寻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那人我早就知道，是个小偷。大姑和小偷的故事是母亲讲给我听的。大姑搬到青龙山后的第二年春节前，大姑赶年集回来，见木柜旁边露出半截脚。她以为是表弟藏在那里，便喊，蹲在旮旯干啥，还不出来。可是，等那双脚走出来，把大姑吓了一跳，竟是一个陌生人。大姑一看便明白眼前立着的肯定是小偷。急忙拉开门，质问，你是谁，来俺家干啥？那人有三十岁年纪，脏兮兮的手攥着几件衣服。也不回答大姑的质问，慌慌张张夺门而逃。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大姑喊住了（我们奇怪大姑哪来那样有劲的声音）——年纪轻轻的干啥不行，非要干这事！那几件破衣裳能值仨瓜俩枣钱？大姑不知哪来的力气，一边大声训斥，一边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扔给那人，回去给老的小的买点吃的，别再去干这丢人的营生……

那人或许是初犯，或许良心为大姑的作为而惊现，惊慌失措地朝大姑瞄一眼，捡起带着大姑体温的钱，扔下那几件衣服就跑了。据说过年的时候，那人曾把一封折成三角的信偷偷塞进大姑家的门缝里。我想那人极有可能出现在这陌生的人群里，可是，出现与不出现都不重要，因为大姑的心里没有让人感谢的地方。

“大娘是个好人啊。”无论眼前闪过的人影熟悉还是陌生，无不将“好人”的赞叹声划落在空中。我望着这些朴实者的身影，与其说他们对大姑恭敬，不如说是对柔美亲善的崇敬和渴望。大姑柔静的人格魅力与不张不扬的慈祥，成为大家尊敬的符号。

“好人”。大姑用一生写下的这两个字，干净而朴实。无意识的生命印记，筑成留给我们晚辈最珍贵的遗产，一份风吹不动、雷打不倒、水冲不走、时光改变不了的遗产。

大姑送我的那对花球如今还摆在书橱里。那对单瓣扎花琉璃球，有苹果大小，每个里面怒放着一支粉色牡丹与两只飞舞的蜜蜂，一动一静构成一幅动静相融、和谐相宜的图画。接近四十年了，花球上已经滋润出淡茶色的岁月包浆，灵动而又稳重。每次看到或擦拭花球，就想起大姑，想起她那流淌着善良的眼睛和永远浅浅的笑容。我想，花球里的蜜蜂应该是大姑的写照。她老人家一辈子都在静悄悄地走自己的路，她没有为社会做多大的事儿，除了家人亲戚和屈指可数的邻居，也很少有人知道她。她就像一滴透明的山崖泉水，把人本来就该具有的洁净和善良，留在一个普通的人家和一些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