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华北平原的很多村庄一样，我们村也属于东西长、南北短的建筑结构。不知从何时起，在倒“丁”字的“一”与“丨”的接壤处形成了街心。冬天，老人在这里晒太阳，中年妇女们在这里聊闲篇，孩子们在这里踢毽子、抽陀螺。每到吃饭点，由小庙改成的第一生产队大队部北墙根，一蹲一排，他们端着比脸还大的粗瓷碗，一边往嘴里送饭，一边议论发生在村里的新鲜事。当有人曝出谁家的儿子当兵提了干，谁家刚把猪卖了个好价钱，几乎所有人看着他，商量好似的一齐发问：真的假的？街心无疑一个小社会。

就在街心，我听蹲在墙根拉家常的老头们压低声音说“小日本”来了，尔后一哄而散。“小日本”慢悠悠走到街心时，连只低头找食的麻雀都不见，只好垂头丧气地沿原路返回。那时，我格外怕这个凶老头，我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把媳妇吊在梁头上，用自制的小皮鞭抽，直到媳妇求饶。还听说，“小日本”趁夜黑风高，逼着走路一摇三晃（三寸金莲）的媳妇，从黑洞洞的井口迈过去。听多了，我为“小日本”画了幅肖像：鹰勾鼻，三角眼，血盆大口，一双铁锚大手握着皮鞭。

雨后，天似蓝宝石一样清透，到处弥漫着青草的芳香，红彤彤的太阳顽皮地在树杈上打秋千，只片刻时间，袅袅炊烟从农户家升起，打破了先前的静谧。我来到街心，空无一人，想起春天母亲带我去舅舅家的情景，风好大，漫天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于是寻半截小木棍，在地上画起画。梳齐耳短发的女人骑自行车带着梳羊角辫的小女孩，在两旁种了柳树的土路上吃力地前行。女人上身几乎趴到车把上，头发向后飞着，小女孩用手捂着眼睛，从指缝中向外看。

“应该把柳树的枝条画得也向后吹。”随着舒缓好听的男中音落地，一双穿着黑色礼服呢鞋子的大脚，出现在我低头的视野中，待我抬头一看，顿时吓得“啊”的一声尖叫。奇怪的是，眼前的“小日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慈眉善目，像电影中的正面角色。可我还是站起来撒腿往家的方向跑，生怕跑慢了，身体还没一袋面重的我，被他背回家，吊在梁头上打。我边跑边回头，见“小日本”蹲在地上画着什么。“咕咚”，额头狠狠地碰在家门口堆放的青砖垛上，疼得眼冒金星。呲牙咧嘴，带着核桃大小的包，回家向母亲哭诉，以期得到母亲的安慰。谁知母亲反问我，“小日本”吃人？我摇摇头。不吃人，那你还跑？我带着哭腔回答：街里人说他厉害！母亲生气地说：“街里，街里，街里人说他打死人了，你见了？”我无言以对。

那时，我没上学，不知道有个成语叫道听途说。小村里的新鲜事，都是在街心听到的，而第一个在街心传播的人，又是听外村的人说的。正如俗话说的那样，话越捎越多，东西越捎越少。之后在街心听见什么，保持缄默，不问、不传。一次就是教训。

第二天，在我的画左边有一行字。可惜我只认识“好”字。村里的文化人二爷说上面的字是：画得好！要是把柳树画出被风吹起来的感觉，就更好了。我这才注意到，画上柳树枝条，由“S”，改为斜刘海。

我知道是“小日本”所为。

此后，每逢见“小日本”从臧家盘缓缓向东走来，我便悄悄躲到“一”字处，偷偷窥视怪物“小日本”，只见他淡眉杏眼，高挺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白胡须长得掩盖住下巴，一条长辫子由后脑勺垂至腰际，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斯文。他如一尊汉白玉雕像，上身笔直，两腿并拢，双手搭在膝盖上，双目微闭，似沉思，又似冥想。

我开始怀疑那些传说。

“小日本”真名叫什么，我并不知道。打记事起，我听到的只是他的绰号。关于他绰号的由来，传说是这样的：说话总之什么、者什么的，叫人听不懂。有时还“老子”说、“孙子”说，净沾人光，跟小日本没区别。

二爷不这么说，他说“小日本”文化底蕴高，跟村人讲老子的《道德经》，又拉呱说孙武的《孙子兵法》，之乎者也，自然难免。问题是村里人大多没文化，像听天书，所以毫不顾忌地给他起外号，制造各种诋毁他人格的谣言，比如虐待妻子，谁又见到他殴打妻子、逼迫妻子迈井口了呢？再有，同样颜色的衣服，穿在“小日本”身上，就变了味。

的確如此，炎夏，坐在“丁”字街“一”字处的爷们，使劲忽扇着蒲扇，但见着一袭白衣的“小日本”，缓缓向东走来，忘记谁说了句“真他娘的不吉利，跟孝子没区别”，人们又是一哄而散。到了冬天，“小日本”换上黑色长袍、同色马褂和毡帽，在街心北墙根晒暖的男人们看见后，起身拍拍屁股上土，丢下一句“晦气”，各自回家。他们显然把着一身黑的“小日本”比成了老鸹。

懂了，便知道这是国人的劣根性！

“小日本”家住臧家盘。我们村建于明朝，韩姓、李姓先到此地，臧姓较晚，他们发展快，起名臧家庄。后因距离南边村南辛庄近，在其北侧，更名北辛庄。村里的老人们习惯称臧家胡同为臧家盘。臧姓在此盘踞，一户受气，全家族人上。有年，臧家盘一小男孩学骑自行车，撞倒村支书的小舅子，支书小舅子小时候得小儿麻痹症，落下后遗症，人背后喊他小拐子。小拐子从地上爬起来抽拐杖想打臧姓小男孩，就见臧家盘男女老少，手持铁锨、木棍、红缨枪，跑着喊着，那架势硬是把有“国舅”之称的小拐子，吓得尿湿了裤子。

初冬时节，大人孩子喜滋滋地传播着“小日本”死了，没想到臧姓家族同样持喜滋滋的态度。以往，臧姓家族一家死人，戴孝帽的一跪半条街。为“小日本”守灵的只有上了年纪的外甥和媳妇，但脸上没有写着一丝的恸。同族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似乎，他们是在参加同族人的喜事。

人死如灯灭吗？村里没人再拿“小日本”吓唬孩子们，我们在月下玩捉迷藏、讲鬼故事，直到爹娘兄姊喊着让回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街心。

站在街心向南看，映入眼帘的是松树的剪影，它像是小村子的迎客松，又宛如为小村站岗放哨的兵。锄耪累了的人，会躲进松树巨大的树冠下纳凉；打这里经过的人累了，会躲进它的阴凉下歇一会。松树的北面有条河，这条河绕过我们村，一路向北。那时，河的北岸是傻老底家。没想到自幼摸黑都能准确地找到树的我，大白天睁大眼睛去找，不但没发现树和那条长年累月哼着小曲的溪流，连傻老底的“世外桃源”也没找到。替代世外桃源的是贴着瓷砖、大门紧闭的一户人家。

说傻老底家是世外桃源，是它有低矮的土墙和做得很精致的木栅栏。另外有晚上躺在炕上看星星的玻璃天窗。有一年重阳节，傻老底院内乳白、暗紫两种颜色“勾”字菊开得正艳，他用浑厚兼有沧桑之感的声音吟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当时，母亲领着我去他对门邻居的数学老师处问考试分数，没听见老师怎样说我的，却记住了这首陶渊明的诗。

我挣脱母亲的手，去看傻老底干活。他开始剥玉米，玉米头统统朝下，齐刷刷捆在了树干上，一会工夫，把光秃秃的树干布置成金色菊花的花坛。做完这些，傻老底似乎觉得小院中的烟火气息还不够，转身到里屋端来一簸箕红辣椒，用做被子的大针，纫上纳鞋底的绳子，把红辣椒串成两条大辫子，挂在木格子风门两旁。刹那间，灰头土脸的门口像贴了迎新的春联。自认为得到真传，回家后效仿傻老底往树上捆玉米，折腾了一天，最后以失败收场。至今，我没搞懂怎样能把玉米牢固地捆在树上。

十多年前，我凭借对傻老底世外桃源的印象写过一首十四行诗《黄昏农庄》，遗憾的是因家属院反复停电，电脑硬盘无药可救，丢失了它。几次想重写，无论如何找不到当时的感觉。大概在前年，我学着傻老底的样子，串起散落在阳台上的干辣椒，挂在阳台门框上时，浓浓的乡土气息，替代了城市现代化的苍白。最近，我在家中养了盆金黄色的菊花，时常用凋零的花瓣泡水洗眼。有明目作用的菊花，果然发挥了作用，看东西不再模糊。我还喜欢上坐在飘窗上的蒲团上读书。楼下有扭动腰肢跳肚皮舞的年轻女子，有挥动浑圆臂膀锻炼身体的中老年妇女，还有奋力抡起皮鞭抽打电陀螺的老头，尽管如此，我仍把喧嚣留给了他们，把书香留给了自己。

傻老底在我眼中不是农民，是艺术家，是隐者。虽然穿着傻老底奶奶自己织的粗布厚缝制的衣服，上衣盘扣，裤子大裆，可依旧掩藏不住那股潇洒和骨子里的浪漫。一雙浓密的剑眉下是如炬大眼，鼻直，口方。络腮胡，黑红脸膛。身高过谁家门口，都得低头，大概过于高的原因，他背微驼。头上顶着少许灰白卷发，疾走如飞时，发宛若墙头上被劲头吹动的杂草，忽而左，忽而右，但他性格坚毅，思想观点从不受外力左右。村东有块洼地，十年九淹，分给谁，谁都不要，傻老底抓阄抓到东面块洼地，欣然接受。有人说：“凭什么你不对大队讲条件就接受？这不是傻是么（么，是老家土语，指什么的意思）？”傻老底不以为然地回答：“你不要，我不要，总得有人要，干么那么尖薄？”

我家出门向东，能看见傻老底分的那块洼地。当春风把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和土家肥的臭味，吹到家家户户，人们重新启动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模式。只见傻老底整个春天不是起土把洼地垫高，反而推了一小车又一小车的土去加固多年失修的河沿。到了汛期，河水像降伏的小兽，头也不回地一路乖乖向北。没有后顾之忧的他，秋后播种麦子，来年春天又栽下玉米、高粱、芝麻和黄豆。麦收季节，傻老底忙得顾不上回家。说起来，傻老底已是七十古来稀，同龄人早已坐等吃闲饭。

秋后，傻老底在自家的院子里，用洁白的棉花、金黄色的玉米、铁锈红的高粱和浅土色的黄豆，把正方形色块添满。他真像色彩敏感的油画大师。

有人眼红，怂恿队长重新抓阄，被傻老底打理成肥田的洼地，别人拿走了。傻老底没有半句怨言。当一个地方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尺出了问题，这里的善良和正直，会不复存在。

傻老底的名字来源于总说一些与身份不相符的话、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有次在街心吃饭，他说明天惊蛰。吃饭的人把目光投向他，他们不关心惊蛰惊醒了谁，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咋能多收点。核心人物小河，跟喜欢在人多地方出人丑、揭人短的鑫，递了个眼色，接到信号的鑫马上问：“老底，惊蛰该干么了？”“别慌，你听我说完，蛰是藏的意思，惊蛰是指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物。”“老底，你惊了没？”惹得那些老少爷们一阵哄堂大笑。傻老底自然不傻，他“腾”地站起来，急得有些口吃地说：“瞧你，哪有把人当牲口比喻的？”说完，继续重复着这句话，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

我自幼吃东西挑三拣四，西院二爷说我应该投胎到城里。多年后，我到了城市，二爷却钻进土丘。二爷是引领潮流的人，他喜欢穿四个兜的中山服，在左侧上衣兜中插一根派克笔。外号二瞎子的二爷，那会就戴指甲盖大小的塑料片（隐形眼镜），冬天，他喝温酒，夏天，他煮冰糖菊花茶。如果说二爷的文化是摆在书柜的书，那么傻老底的文化就是盛书的柜子。无论傻老底是下地干活，还是在家扫院子、干杂活，名著不离口，对《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熟悉得张口即来，似是唤自家孩子。我喜欢听他讲三国，一人时而模仿曹操，时而学孙权，时而又扮刘备，就连大乔小乔出场时，他也会阴柔下嗓音。讲到《空城计》时，马上就是诸葛亮附体，拿笤帚疙瘩当琴，唱起“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联东吴灭曹威鼎足三分。 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东西征南北剿博古通今。 周文王访姜尚周室大振，汉诸葛怎比得前辈的先生。 闲无事在敌楼我亮一亮琴音”，而后“哈哈哈”大笑三声。

不知不觉中，我做人的标准，距离当年的傻老底越来越近。在单位承担了他人不乐意接受的工作，被人说傻；甘愿清贫，朋友说我笨。我不以为然。做一个散淡的人，与职业、物质无关。

东墙根有几人正吃饭，看上去也就六十多岁，已经属于村里的老人，守候着空巢村庄。无论皱纹满脸的老人，还是一脸稚气的孩子，都叫不上名字。一茬茬的人，把一茬茬的老人顶进了黄土堆，自己又被另一茬茬的人顶老。不知道街心，见证了多少人的生老病死，多少家的喜怒哀乐。按照平均年龄六十岁计算，六百年，十代人，可想而知。

“领谁呀？”有人好奇地问大哥。我大哥笑着回答：“呀，都不认识了？我妹，小红。”他们望着我，说模样变了，我再认真地端详他们，没有一丝的熟悉感。

我眼中故乡早已物是人非，脑海中只留下一些片段，像是记忆的程序被谁删减了似的。又听说有着悠久历史的我们村，要与其他村合并，那瞬间，伤悲之情在内心交织半天，最后化成了擦不干的泪水。

心情黯淡时，懵然发现多年不见的高粱，突兀地出现在我眼前，它用一抹葱郁装扮着颓废的村庄。我望着它，它望着泪眼婆娑的我。依稀，我看到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村庄的老精灵——“小日本”、傻老底，“小日本”雕像般坐在街心，傻老底还在跟人们讲惊蛰的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