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由于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到来的触发吧，近些日子，我经常想念当年机要战线的一些战友，尤其是参加抗美援朝经历过烽火洗礼的老刘、小姜、小庄和小王他们。多少年未见面，由于各种原因，也早已失去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忘记他们。人生就是这样，有时久未见面的故友，不仅未随岁月的流逝而淡去，反而如窖藏醇酿，思味愈浓，更觉珍贵。

老刘和小姜是我在山东军区机要处工作时译电科的同事。我们平时叫老刘还要加一个“大”字——大老刘。是因为他岁数大吗？好像也不全是。其实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比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机要员大不过几岁。是因为他个头大吗？也不尽然。他的身高不过中等偏上一点儿。如今我想起来，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资历老些，再加性格的关系，我们的一种心理作用而已。

大老刘平时有点大大咧咧，工作起来不急不慢，说实在话，比我们这些参加工作晚些的小译电员总要慢上半拍，却也不见他着急。而且，有时还不免发上几句牢骚：说与他一起参军的同村人，在战斗部队有的已当上了营长和团参谋长什么的，而他自己还是个老正排级。不过，有两件事却使我对大老刘的心地和性格在感觉上有了“革命性”的改变。一件是有关我的。那是1950年冬天，当时我们虽已进城，但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难，好像我的卧具还是草褥子。我的床铺正靠着门口，寒风加大雪最先光顾的是我。我的草褥子上面只铺着一层部队发的白布床单。半夜被冻醒了，两条腿直转筋儿。大老刘不知怎么就注意到了，有一次他掀开我的床单，“咦”了一声：“哟，小石，你还真能抗冻，可这样下去，腿会落下病来的！”他说着，回到他住的里间，拿来一条旧棉花褥套，不由分说，硬给我铺在床单下面。我还是不好意思，便问他：“那你呢？”他一摆手说：“我睡在里屋，要好一些，再说这棉花套子是我从农村带来的，现在多余了，归你用吧。”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的这一个举动，使我捱过了一个风雪苦寒的冬季。再一件事是有关别人的。我们科里的小张，与我的年龄都是最小的，人挺聪明，工作也积极热情。有一次患了重感冒，发高烧，厨房里专为他做了鸡蛋面，他也吃不了一点儿，大老刘不声不响，给小张买来半斤饼干，搁在小张床边的一个凳子上，还像发布禁令似的对全屋的几个人说：“这是专给病号吃的，咱们任何人也不许嘴馋……”

就这样，一个平时看来有点吊儿郎当的大老刘在我们中间却有了一定威信，怪吧？

小姜，虽与我们同科，但不在一个办公室，也不住一个宿舍，所以接触少些，只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比较帅，对人和气，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工作上嘛，效率可能处于中等水平，属于多数状态那种。

1951年开春，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上级要求各军区机要处支援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当处长在全处人员大会上进行动员之后，我们大家纷纷报名，我也和一些译电员同志一起，贴出了坚决要求参加援朝战争上前线的请战书。我心里还有相当的把握，觉得自己身体不错，工作效率较高，有很大可能被批准的。

正当我一心准备打点行装投入战斗时，批准的名单公布下来，原来只有两个名额，而且还是我们谁也没有预见到的大老刘和小姜。

被批准后，大老刘和小姜看上去却很平静。一周后他们就出发了。那天，他们上了一辆美式吉普车。我送大老刘到大院门口。大老刘只说了两句话：“很好，没牵没挂，上个月老家的对象跟我吹了，我没挂心的了。”小姜还是挂着一脸微笑，车开走了。

朝鲜停战后，听说大老刘和小姜都回国了，好像转到地方工作，没有回我们原单位，甚至也没有回我们这个城市。因此，一直没有再见面。

小庄原来不是我们机要处的。她在机要训练大队时比我高一届，在她结业的联欢会上，由于共同演节目，我们见过一次面。只觉得这是一个清秀的“小女孩”（其实她比我还大一岁），小巧玲珑，笑起来一眯缝眼，是很动人的。他们的班长向我们这些“弟弟班”的同志介绍说：小庄看起来挺文秀，可办事大胆果断，有“定力”。她和姐姐都是烟台的中学生，父母都是教师。1948年烟台被国民党军侵占期间，她和姐姐冒险闯过封锁线，到我军控制区参加了革命。我听了，不禁对这个身材不高的“小女孩”有些刮目相看。后来才听说她结业后被直接分配至九兵团机要处，不久后，就在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将军率领下隐蔽入朝，该兵团下辖20军、26军和27军。原来，他们组建起来本为攻打台湾，而朝鲜告急，又奉命北上“救火”。

我在这中间曾听老机要员提起过：小庄去朝鲜了，再一次觉得这个“小女孩”不简单，但是具体消息什么却不知道。

大约是1954年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军区八一礼堂有演出，科里由柳毓钦和我值班。这时，门岗打过电话来说：有一位女同志要来看老柳，因为他们是机训大队的老同学。老柳一听是九兵团机要处的，断定就是小庄，立即出去把她迎了进來，我一看还认得，果然就是几年前曾见过一面的小庄。

小庄着一身十分合体的军装，无沿的女式军帽，飒爽中透着秀媚，比起几年前来，显然长大了许多，也更觉成熟。老柳给我们介绍过后，硬要小庄讲讲在朝鲜的经过，“危险的、有趣的都爱听”。正好，我也是喜欢听这些。

没想到，小庄一说起来立马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她说：“在朝鲜经历的战斗生活，可能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也是最珍贵的一段记忆。”她讲得那么清楚，竟连日子都十分精确：是1950年11月7日，由吉林省辑安跨过鸭绿江的。一过江就赶上了长津湖战役。他们这个兵团包围的是美军的王牌陆战1师和第7师，但由于美军的武器先进，机动性强，再加上朝鲜面积有限，回旋余地小，很不容易达到彻底包围全部吃掉的目的。所以，只是击溃了美陆战1师，但是我们的27军却歼灭了美7师的一个加强团，俘虏敌军300多名，创造了抗美援朝中我志愿军干净利落彻底吃掉一个团成建制的少有范例，受到了彭老总的嘉奖。随后，九兵团又再接再厉，在第五次战役中，追击美军势如破竹，重创李承晚的第3师和第9师，连打带吓，南朝鲜第9师几乎完全溃散，打出了我们九兵团各军的威风。这以后，兵团又担任东海岸的守备任务，直到凯旋回国。

一个并不强壮的“小女孩”说起军事问题来如内行布阵，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她在机要部门，电报在她手下笔走龙蛇，是不可能有如此全局头脑的。若干年后，我回想起来，仍觉不同于一般女孩儿家。因为在我也许是不算开阔的感觉中，女性大部分对军事将略问题兴趣并不浓厚。

“当然”，她又说：“在朝鲜，我们也不是天天都在打仗，也有别开生面的生活。尤其是在后期，稍有闲空，我们女同志们就在掩蔽部后面的山上采摘金達菜花，有情调的女孩子还把它戴在头上。有时我们还过周末，在地下礼堂里搞联欢，演节目。宋司令员一见我就喊：小庄，来一个《红莓花儿开》，生活也挺有意思的。”

这时我禁不住问她：“在炮火连天当中译电报，受干扰吗？”小庄想了想，又习惯性地眯起眼睛说：“也受些干扰，不过，日子一长也习惯了。其实在朝鲜战场，兵团司令部离前线也很近，如果不豁出去静下心来就没法工作了。而且刚入朝那年冬天，达到零下四十度，好多人都冻伤了，我的手也害了严重的冻疮，现在就算好了吧。”她下意识地伸出手来，似乎让我们验看她遗留下伤疤没有。

我当时和老柳相视会意，好像再也不忍问她什么了。我心里只有对这位女同行肃然起敬。

因为彼此不在一个部队，这以后我们只能偶尔打打电话和通通信件。因为都爱好文学，谈的大都是看了什么书以及文学上的事情。大约在半年以后吧，有一天柳毓钦突然对我说：“小庄是有对象的，未婚夫在××军区做秘书工作，是正营级，也是从朝鲜回国的。”老柳的这番话，我理解是暗示我与小庄联系要注意，在那个时代，这是比较严肃的事情。我感谢老柳的好意提醒，从那以后，也就自动淡化了与小庄之间仅有的联系。

但在这时，又认识了在26军机要处工作的小王。小王也未曾在我们机要处工作过，但他和我是同一个县的老乡，他在26军机要处工作，也是1950年11月入朝鲜的。回国后驻在济南外面的一个地区。他可能是“慕名”来找我的。因为我在机要译电效率上曾创过“新纪录”（内部刊物上报道过）。于是，他趁来济南公差之机，专门到机要处来与我会面。

小王是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中等偏上的个头，魁梧结实，满面红光，朴直中不失聪敏。他与我可谓一见如故。当时谈了许多的话，临别时他向我透露工作可能有些变动。果然回到军部就来信说，派他到下属的长山列岛最北端的一个小岛任机要组长，职务虽不高，却独当一面。这期间我们的通信比较频繁，但不可能谈具体工作问题，只涉及人生、理想等等，看法却非常相近。我越来越感觉到：小王这人特爱学习，很讲义气。但人生往往就是这么阴差阳错，1956年我报考了大学，离开了山东，小王偏偏也就在这时候奉命转业到地方工作，从此便失去了联系。之后那些年，运动频频，可能也不便查找，反正是对我来说，他的音信杳无。在以后的几十年，仍没有大老刘、小姜和小王的任何讯息，只有小庄，听老同志讲，她在山东沿海的一个城市里教中学，那还是十多年前的情况。

看来是一切杳然，但我觉得，战火中的青春永在，青春的影像永在。这样也好，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永远没有衰老。我在他们心中呢？想也亦然，犹如我们的机要工作，情感也是密封着的，如此也许更为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