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度量

“度量”指胸襟、气度，很可能是“肚量”一词的衍化、引申。解放前，财东家选用长工，进门时先让他们饱餐一顿，谁个饭量大，就雇佣谁，因为饭量大者有力气，有力气才能多干活。而俗语里的“宰相肚里好撑船”，则指的是政治襟怀，属于微妙的精神境界，是一种独具的主观意识。对于经纬天下的治国者而言，“度量”如何，于事业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494年，吴国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表面服输，暗地里却“卧薪尝胆”，19年后，翻回手突袭吴国。越国能反败为胜，是勾践善用人才、励精图治之外，又特别注重瓦解敌方的君臣关系，将“重宝以献遗太宰嚭”，让伯嚭挑拨夫差与伍子胥的关系，逼迫贤能的伍子胥自刎。夫差被越围困时，写下一封信用箭射给越国的谋臣文种、范蠡：“吾闻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夫差是悔也无及，可信里的话却是针针见血（范蠡引退而全身，文种恋栈被迫自裁）。这说明夫差临终时已经悟到：一国之主有无选贤任能的度量襟怀，是事业成败之关键;可对取胜者而言，“度量”二字又会急遽地发生变异。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时，韩信评价项羽：“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意思是：匹夫之勇不足为训，善用人才则天下无敌。刘邦登上皇位，评价张良、韩信、萧何时，对此“三杰”接连使用了三个“吾不如”。刘邦的总结非常到位，体现出领导者之度量，集中在选贤任能的襟度、魄力上。

度量的效用如此显著，说到底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令历代精英所解不开的是：帝王家这等度量，是以“势当两立”为前提的。精英群落里，张良是个罕见的佼佼者。眼见灭楚之后，鲸布、彭越、韩信在同一年（公元前196年）相继被刘邦除掉，再加上文种、范蠡的不同下场，张良很快就省悟，还是夫差的那封信点中了要害：敌手如在，统治者是解衣推食，尽量利用人才之优长，敌手一旦被扳倒，统治者则立即翻回手遽击内部人才之短板——这就是帝王们所深深隐藏着的“回马枪”。于是，他坚决地脱屣繁华，躲进秦岭深处辟谷去了。

文治与武功，在一个帝王家手底是日月那样的难于并举，李世民则是个例外。论武功，与李世民齐肩者不乏其人，若论文治，史册上则无出李世民之右者。登上龙椅，李世民没有毁弃功臣，“鸾凤凌云，必资羽翼”，尤其是对魏徵的任用，非常耐人寻味。

魏徵比李世民年长19岁，公元618年被李建成用为幕僚。眼見李世民功业日隆，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便多次告诫建成要先发制人，否则，后果不堪。玄武门骨肉相残的恶斗过去之后，李家多位亲人栽倒于血泊之中，李世民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这是仇人相对时分外眼红的质问，众皆为之危惧。而魏徵却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魏徵没有服软，只悔怨建成未听他的话，才致成目前惨局。可谁也料想不到，李世民这时候反而是抽回了架在魏徵脖颈上的钢刀，转拜其为谏议大夫。一反常规而重用敌手，李世民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吗？

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早就注意到魏徵。他曾经听魏徵的两位前上司说起过魏徵其人，李密承认自己没有听从魏徵的十策是失败的原因之一，窦建德认为魏徵是千古奇才，只是运气总是晦气。魏徵后来被建成用为幕僚，说服建成挂帅出征，运用攻心之术，没打什么大仗就收服了山东、河北，树起了文武全能的高巍形象;而且在征战山东的过程中结识了罗艺、李援等强手，太子地位益发牢固。嗣后，李世民与建成明争暗斗，并没占到多少便宜，身边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反被赶出了秦王府，逼得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武装政变。自不同的角度，李世民算是全面见识了魏徵的本事与才干。

李世民好学深思，极善于审时度势。前朝的杨广是排挤了兄长、扼杀了父皇才上得龙椅的，而自己是杀死两个兄弟才夺得皇位的，政变侥幸成功，可在法统和道德上却是输得精光，下一步倘不能在文治上有所建树，与杨广能有什么区别呢？然而，武功迥异于文治，眼前治国理政的棘手难题，凭仗马背上的那一套是无法奏效的。所以，心里早就暗暗筹划着，要重用魏徵这个千古难得的人才。

李世民襟怀博大，度量如海，其收效也极其显著。“由于唐太宗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重用贤才，使得他统治的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升平时期，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习近平语）魏徵在李世民身边17个春秋，后人盛赞贞观之治，首先归功于李世民，再者就是魏徵。

检点历史，可以推知，一个清醒的领导者的襟怀度量，是从实践中取得的，形成之后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的流程与轨迹，个人心理素质固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也不能轻忽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外部环境。

襟怀磊落一丈夫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蒋、赵推重袁枚，其诗集皆请袁枚为序。袁枚的文章里，我尤其喜爱《记鲁亮侪》。

鲁亮侪在河南总督田文镜门下供职。田公位高权重，以严厉苛刻著称。有一天好事来了，田公命令鲁亮侪去摘取中牟县李令的官印，并就此代理县令。鲁亮侪去了中牟，很快又折了回来，起因是深入了解之后，他认定李令是个贤能的官员，别人的弹劾虽非诬告，可内中的情由却值得体悯。鲁亮侪违背田公之令，决心放弃这个诱人的官位。

田公麾下的提、镇、司、道各级官员，对田公都服帖、敬畏。鲁亮侪回省之后，先去拜见布政司、按察司，详细禀报了事情的内情、原委。两司皆曰：“鲁亮侪呀，你难道犯丧心病了吗？哪有你这样办事的？这种事在别处尚且不许，何况田公！”

文章紧要处，是鲁亮侪翌日一早面见田公。眼见田公就要发火，斡旋其间的两司赶忙拜伏请罪：“是我们平时教诫不力，才有鲁亮侪这样狂妄悖理的官员。这事交给我们，我们严厉审讯他在中牟县拉派作弊的罪行。”鲁亮侪脱下官帽，当即向前叩头，大声说道：对呀，应当这样。可我请求把话说完（下面是鲁亮侪的原话）——

裕（亮侪名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来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连夜排衙视事。不意入境时，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见其人，知亏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誉，空手归，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归陈明，请公意旨，庶不负大君子爱才之心与圣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为无可哀怜，则裕再往取印未迟。不然，公辕外官数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

他简要表明自己赴任经过兼及改变初衷的原因。接着，话锋直指田公：我说的这些情况，大人如果事前了然于胸，我这样复命，那就是我的罪了;如果大人不了解内中情由，我今天回来申明原委，或许可以不辜负大人的爱才之心（李令有才能），同时也不辜负圣上以孝治理天下的意旨（李令是借俸尽孝才亏损帑库的）。大人这次差遣，是额外地抬举我、器重我，我非常感激，在你的厚爱之下，我如果轻义重利，顺水推舟，只顾惜自己荣耀晋升，这能对得起你对我的苦心栽培吗？

百余字的辩解委婉、恳切，实则是劲气如龙，绵里藏针：一，你没有调查研究，撤换李令的决策是个失误。二，如果将李令与我一并治罪，既不符合圣意，也只能证实你的愛才之心是个虚伪的幌子（隐喻你的人品有问题）。三，你假如要维护尊严，一言九鼎，将错就错，那就另外派员去吧。

鲁亮侪心里清楚，二司昨天已将这件事向田公禀报过了，田公没有表态，显然也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因为摘印事宜非同儿戏，已经写成给皇帝的奏章送出去了）。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对怒气满腔、亟欲发作的田公，鲁亮侪这是站在悬崖上的孤注一掷，也是鹰击长空的最后一搏。

这里刻画田公，仅用“面铁色、乾笑、默然、变色、下阶”之类扼要平实的字眼，简洁利落，便将其复杂、剧烈的心理活动揭示得淋漓尽致。至于两司的法内含情、恭谨慎微，着意袒护又暗中示意鲁亮侪“赶快退下”的微妙眼神，更将大堂上剑拔弩张的森严气氛推至极致——此时此际，端的是石欲破而天欲裂。全文在繁简搭配与细节运筹上精裁慎减，步入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围绕鲁亮侪，以中牟县的所见所闻远相映照，回省之后，以两司及辕门之上下层层设衬，这些都是简而又简，点到即止;可在阎罗殿似的决断场合，鲁亮侪的剖腹辩白则是紧矢密镞，不惜占用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文势如海外天风，开阖倏忽，充分显示出“文心雕龙”者卓越的驾驭能力。

鲁亮侪“骑驴”进入中牟，面对着陈述内情而潸然泣下的李令时，面对摘印大事，当如何措手呢？文中这样描述：

鲁曰：“吾暍甚，具汤浴我！”径诣别室，且浴且思，意不能无动。良久，击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丈夫也！”具衣冠辞李，李大惊曰：“公何之？”曰：“之省。”与之印，不受;强之曰：“毋累公！”鲁掷印铿然，厉声曰：“君非知鲁亮侪者！”竟怒马驰去。

汉字的运作是相当神奇的。“丈夫”，本指成年男子或女子配偶，可在前边加一个“大”字，立马就跨界升华而成为怀大志、有气节、敢作敢为的巍然形象了。鲁亮侪反复斟酌时脱口而出的“丈夫”二字，当属“大丈夫”也。大千世界，男儿如沙，这里的“丈夫”只可能是沙里淘金的结果。

在这里，假如没有“且浴且思”而“击盆水誓”的细节铺垫，嗣后的“掷印铿然”、“怒马驰去”，会显得突兀、生硬。“怒马驰去”，一如云际闪电，又与文之收尾遥相对应，照拂着鲁亮侪“武艺尤绝”的岿然身影。骑驴换成骑马，缓行化为驰去——这类简单的行色置换，袁枚笔底是一丝不苟的。此文不单使鲁亮侪智勇过人的大丈夫形象须眉毕现，田文镜威严的心理素质也悄悄然负重提升，令人敬服。简约的文字在袁枚笔底化作了劲弩强弓，平射则裂石杀虎，仰射则穿喉坠雕，足见散文细节之巧妙运筹是何等神奇。

读者或许要问，袁枚与鲁亮侪的关系，非寻常吧？袁是杭州人，鲁是麻城人，袁枚23岁那年，只是在保定的一间厢房里，从侧面窥视过向上峰禀报工作的年已七旬的鲁亮侪。动意写这篇文章，则是“鲁公卒已久”（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缘起是在南京偶然听到“葛闻桥”其人提说到“摘印”之事，袁枚才决心要写写这位“奇男子”的。

全文不过千字，为什么能将仕途波澜描绘得这样显豁、逼真呢？袁枚曾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诸县当过6年县令，对于官场上下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正因为袁枚与鲁亮侪的阅历、精神暗相契合，既致成写作的灵感源头，更是此文得以成功的根柢所系，自然，也寓有作者自抒性情、自度抱负的深长用意。至于后来，有论家认为袁枚的作品致力于闲情逸致，缺少社会内容，恐怕是有些误读罢。

袁枚距今，二百年往矣。当今社会，见利疾趋，见害必躲，官瘾愈来愈重者大有人在（简直难以救药），仕途倾轧排挤的恶习，也未能尽然扫荡。既然生活中罕有正气入骨、光明磊落的鲁亮侪式的人物，像袁枚这样的文学巨擘，失却了植根的土壤，能不销声匿迹吗？

泉台聚首

日月运行不息，仿佛在暗示着人的灵魂不灭。灵魂不灭，相类似的某些灵魂，总会有个邂逅的时候。有一天，项羽、韩信、岳飞、杨虎城几位恰巧遇到了一起。披露襟怀的机会着实难得，便各自叙说了在世时无法提及、处于九泉又窝得难熬的一番心里话。

项羽是不谦让、不客气的，率先开口：

楚与汉较量时，我是很瞧不起刘邦那小子的，觉得他怎么也不如我。直接与我过招的，主要是韩信、彭越、英布、陈平。

陈平，在魏王咎那里遭受谗言，投奔于我，曾随我入关破秦，此人品质低劣，转投刘邦之后，在关键时刻离间了我和范增的关系;失去亚父，我也就坐上了没底的船。英布，土匪出身，因受秦律被鯨，又称鯨布，后来又叛投刘邦。韩信嘛，早年是个乞食的叫花子，在我这里为治粟都尉，嫌官小，就转投刘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在我手底，没一个能被我搁在眼里。可他们一伙摸准了我的脾性，我又被“力拔山兮气盖世”迷住了眼睛，一时痰迷心窍，硬是被这伙没名堂的小人活活地捺进了泥坑。乌江边上，我大呼“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出来我的话有什么破绽。

韩信见项羽提说到自己，摆手制止：

项王呀，事实证明你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因为挫败了你的“力拔山兮气盖世”，自己也就背上了你曾经背过的那个“包袱”。我说过你的弱点是妇人之仁。究竟什么是妇人之仁呢？不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认不准人嘛。而我自己，就没有跳出妇人之仁的圈子。刘邦与我闲聊，咨询他能指挥多少兵士作战，我说不过10万。他说，你呢？我说，“臣多多益善耳。”他笑了：“你这么大的本事，怎么让我给擒拿了？”我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君臣之间，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彼此把话能说到这么个地步，我韩信还能信不过他吗？可谁能想到，我最后仍然是栽在他老兄的手底。吕后嘛，我本来是有戒心的，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大恩人萧何竟与这个女人合谋，骗我进宫。他俩所设的骗局，实际上正是在按照刘邦的意图暗中行事。你想想，假如刘邦没有除去我的意思，吕后、萧何，敢对我下毒手吗？唉！世人称我是一代名将，可最后却翻在这样一条阴沟里，这叫不叫“妇人之仁”？与其在钟室被一伙女人长矛戳死，远不如你老兄那样纵横驰骋，有美人、骏马陪着，挥剑如龙，长歌当哭，战死于乌江，来得痛快淋漓。

沉稳的岳飞冷静地看了看项羽、韩信，说道：

二位说的都属于内斗。我是在对异族作战不断取胜的形势下被召回临安的。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我于死地。难道他就是真正的凶手？十二道金牌催我从前线返回，金牌是高宗下的，我如果违旨，就是不忠。回到临安，高宗命秦桧处置我，秦桧也的确是凶狠、残酷。“臣子恨，何时灭？”在世时，我恨的是蹂躏我们国家的胡虏，现在冤沉九泉，你们说我该恨谁呢？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事君能致其身的“忠”字是人生的底线。我岳飞倘是不忠，后人还会在山水绝胜的西湖边修建“岳王庙”以香火供奉吗？或许含有仰慕忠臣的意思。西湖边上的名人墓日益增多。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觉得西湖周围坟墓太多，是让活人与鬼为邻，便对当时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发话：“除了岳王墓等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坟墓外，其他的应该统统迁到别处去。”清明节前一天的下午，在我墓前的花圈丛中，就有毛泽东敬挽的花圈。“忠奸”二字，形同冰炭，从来是不可混淆的。

至于800年后，汪精卫诬蔑我是个不能节制的军阀，周作人提出秦桧的案应该翻一下。只要中华民族不灭亡，汉奸的这个念头，永远是黄粱美梦。

听“精忠报国”的岳飞说到当代，惯于缄默的杨虎城开口了：

我比毛泽东恰好年长一个月。西安事变前夕，我收到过毛泽东写的信。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要“攘外必先安内”，眼睁睁地要葬送中华民族。西安兵谏时抓了他，本不该放他走，可我听了周恩来的规劝，还是依从张学良的意愿，释放了他。一到南京，蒋介石翻回手腕扣押了好意送他的张学良，将我放洋，调离部队，也就是调虎离山。国民党军队里，我是首倡抗日的将领;抗战爆发，我一心想回国抗日;返回到香港时，周恩来派张云逸赶来规劝我，千万不能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我思量，大敌当前，全面抗战，国家正急于用人，全国上下都呼吁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无论如何，他蒋介石总不至于不让我上前线抗日吧。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非常幼稚——蒋介石将我关押了12年，逃往台湾之前夕，杀了我全家四口，连妻子、儿子、小女儿一块杀害。而蒋介石呢？是因为西安兵谏，他才转向于抗日;由于抗日，他蒋介石才被誉之为民族英雄。我家四口人的鲜血，倒是为蒋介石染成了一顶“民族英雄”的红帽子！

我在世时，斯世列强，无不认为中国是一块肥肉。今天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仅仅是肉里的几块坚硬的骨头而已。我的意思，一个人忠于民族、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将他的个人利益、私家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整个国家只是为他提供服务的工具，我们这些人，还要不要忠于这样的统治者呢？“忠”字固然崇高，难道“愚忠”也属于崇高的范畴？

项羽一直昂着傲气的头颅，好像没听到杨虎城在说些什么，韩信、岳飞，神情专注，听罢，陷入了沉思……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罗贯中语）常人以为，凡被誉为英雄者，个个都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实际情况呢？恰恰是：尘世知音少，幽泉暗恨多。

生命不可能逆转，然而，造物主如果轉变思路，拆除阴阳之藩篱，人不管生前死后，言论无碍，有话尽可以和盘托出;倘真是那样，众多的英雄人物里，有些则很可能要脱下“英雄”的外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