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的神鬼诗与“兴寄”

一、李贺“兴寄”文学观的形成

李贺没有系统的文学理论，其散落于诗文中关于诗歌理论的主张也非常少，所以我们基本只能从李贺作品中零星体会其文学观点。李贺是一位“转益多师”的诗人，就其“奇诡幽深”的诗风形成而言，一般认为有这么几个源头：屈原《楚辞》的辞采绮丽，运用神话想象寓意抒情方式；鲍照的险峭夸饰，具有寒士不平的愤懑气质；李白的变幻莫测、发想无端的想象；杜甫的锻字炼句，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学理想；韩愈“务去陈言”的文学主张和诡奇崛怪的风格。但是李贺本人对其艺术进行了评价的诗人唯有屈原、鲍照二人，所以先从此二人入手，以探悉李贺文学思想的端倪。首先是对屈原“比兴”表达方式的继承。杜牧《李贺诗集序》评价李贺是“盖骚之苗裔”，李贺本身非常景仰屈原，且学习和效法屈原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手法。其不止一次在诗歌作品中提及他对《楚辞》的爱好和对屈原的倾慕：“咽咽学楚吟”（《伤心行》），“所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昌谷北园新笋》其二），“挫泛楚奏吟招魂”（《南园》外集），“公开呵壁书问天”（《公元出门》），等等。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人生有穷拙，日暮聊饮酒。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凄凄陈述圣，披褐锄俎豆。学为尧舜文，时人责衰偶。柴门车辙冻，日下榆影瘦。黄昏访我来，苦节青阳皱。太华五千仞，劈地抽森秀。旁古无寸寻，一上戛牛斗。公卿纵不怜，宁能锁吾口。李生师太华，大坐看白昼。逢霜作朴樕，得气为春柳。礼节乃相去，憔悴如刍狗。风雪直斋坛，墨组贯铜绶。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

“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这就是李贺对《楚辞》的喜爱的最好证明。李贺在任奉礼郎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每天各种佛家著作堆满了案头，得随时准备去念诵，但是诗人却独把《楚辞》当作经典，时刻带在身边。紧接其后的便是：“凄凄陈述圣，披褐锄俎豆。学为尧舜文，时人责衰偶。”可见，诗人对《楚辞》除了一般文学意义上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手法的喜好，更是其报国壮志理想与位卑职微现实巨大反差下，矛盾的生存状态中对屈原忧国忧民、胸怀天下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无限敬仰。屈原《楚辞》注重诗歌“比兴”的艺术表现形式，运用大量的“香草美人”比喻手法，以及大胆的神话想象营造了神奇瑰丽的艺术世界。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屈原之《离骚》是诗人怀才不遇的忧愤之作，诗歌内容往往具有“君臣理乱”（语出杜牧《李贺集序》）的现实意义。李贺与屈原，二人同是皇族出身，同是怀才不遇，身世命运、精神气质都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李贺学屈原并不流于表面拾掇一些字句，而是真正走进了诗人的内心，继承了屈原诗歌创作的思想精髓和艺术思维表现方法。李贺“奇诡幽深”的诗风就滥觞于此，它既包含了“君臣理乱”有所托寄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又体现了丰富多样的“比兴”艺术手法，将诗歌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和谐而有机地统一起来。

此外，就是其对鲍照诗歌奇诡雄浑、沉郁悲凄审美思想的接受。李贺《秋来》诗云：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鲍家诗”即指鲍照诗，《昌谷集注》卷一：“《蒿里》丧歌，鲍照《代蒿里行》，代为死者之言，故唱《蒿里》者，即鬼唱也”（曾誉《昌谷集注》）；《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因鲍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坟，非真有唱诗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锺书《谈艺录》：“《阅微草堂笔记》谓‘秋坟鬼唱鲍家诗’，当是指鲍照诗。”《秋来》表面上写鬼、写鲍照，实则在写自己。李贺举鲍照自比，联想自己与鲍照命运遭遇相似，怀才不遇、赍志以殁，李贺与鲍照均冤屈不平而心有戚戚。于是从一种身世命运的认同转化为对其艺术创作、诗歌风格及审美思想的继承。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长吉诗镜》中说：“长吉于六代作家中，风格最近明远，不特诗中说鬼已也。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称明远曰：‘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锺嵘《诗品》论明远曰：‘俶诡靡嫚，骨节强，驱迈疾。’与牧之‘风樯阵马、时色美女、牛鬼蛇神’诸喻，含意暗合，谅非偶然矣。”进一步点明了李贺诗歌风格与鲍照之间的师承关系。

“鬼唱鲍家诗”也是李贺对自身诗歌艺术创作的总结。第一，诗人继承了鲍照以鬼写人的神鬼诗题材。据有学者统计，李贺诗歌中描写鬼、神、仙和精灵怪物的诗共有96首，正集四卷中85首，外集和补遗中11首，占李贺所有诗歌242首的40%，这些神鬼题材诗歌往往是诗人“奇诡幽凄”的诗风的集中体现。第二，李贺诗歌继承了鲍诗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风格。受鲍照“务去陈言、出语警奇”诗风的影响，李贺诗中往往同时使用托古讽今、比物征事、奇幻想象、意象象征等多种“比兴”手法，甚至有过度修辞的嫌疑。据有学者统计，李贺平均7.2个字即用一个修辞格，是唐代使用修辞密度最高的诗人。由于修辞过度，诗意往往晦涩难懂，从而使其诗风呈现“奇诡”的艺术特征。第三，鲍照诗歌风格雄肆、感情激越，诗中常见傲岸耿介、愤慨不平气质。李贺接受了鲍诗愤而不平的士人精神内涵，只不过，诗人将此内涵表现得更为压抑、暗淡、苦闷、忧伤，进而呈现出“幽深”的审美特征。

二、李贺诗歌风格与“兴寄”

自杜牧《李贺诗集序》“理虽不及，辞或过之”的评价以来，李贺诗歌的思想性问题，也就是其诗歌的现实价值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实从以上诗人的诗学观来看，诗歌仍然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只不过这种反映的手段以更为曲折、委婉的“比兴”方式呈现，但是这不影响李贺诗歌所包含的“兴寄”现实主义精神。宋代刘辰翁就认为“贺诗所长正在理外”（《笺注评点李长吉诗歌》），认为贺诗是用超于常理以外的奇特构思艺术手法表现讽喻美刺的现实内容，这显然触及了李贺诗歌“兴寄”的价值问题。清人姚文燮说：“贺之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其隐，倘不深自晦，则必至焚身。斯愈推愈远，愈入愈曲，愈微愈减，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昌谷诗注自序》）这更点明了李贺“奇诡幽深”的诗风与“兴寄”现实价值之间的本质联系。

从诗人的创作实践上来看，在其存世的242首诗中，反映社会现实，具有“讽喻美刺”的“兴寄”之作约有60首，大多是咏怀（史）诗[笔者将李贺诗歌分为咏怀（史）诗、送别诗、宫体诗、神鬼诗四类]，大概占到了诗歌总量的1/4。这些诗歌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和残暴。例如，《追赋画江潭苑四首》其一借梁武帝大兴土木建江潭苑之事，讽刺唐德宗贪图享乐的生活；《贵主征行乐》、《感讽六首》其三、《吕将军歌》揭露昏庸统治者重用宦官，排斥贤能的腐朽政治；《荣华乐》、《嘲少年》、《感讽六首》其一借东汉梁冀专横跋扈、把持朝政的恶行，有力地抨击了当时官僚腐朽的生活和残酷的剥削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二是抨击藩镇割据，渴望天下一统。例如，《猛虎行》中诗人借苛政猛于虎的典故，揭露了藩镇割据势力对生产力的破坏；《王浚墓下作》则借古思今，以西晋完成统一的大将王浚之形象，寄寓了诗人向往国家统一的心愿。三是同情劳苦大众，彰显反抗精神。例如，《黄家洞》一诗正面描写了起义军的勇猛，揭露了官军屠杀民众的暴行；《老夫采玉歌》用奇崛的想象配以神话典故，描绘了采玉老翁险恶的工作环境，从侧面反映了统治者盘剥百姓的罪恶。诗人赋予此艺术形象极大的同情，通过委婉曲折的“比兴”手法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强烈憎恶。再如，《感讽六首》其一通过对“越妇”形象的塑造，对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给予了深切同情。诗人用创作实践，说明了“奇诡幽深”的诗风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价值。

另外，“奇诡幽深”也体现了诗人的独特艺术表现方法和审美价值。以“比兴”手法的使用为例，明人赵宦光说李贺的诗歌“妙在兴”（《弹雅》）；清代方扶南说他善于“法用《三百五篇》之比”（清代方扶南批注《李长吉诗集》卷一）；清人王琦指出，要理解李贺的诗歌必须“会意于比兴风雅之微”（《李长吉诗歌汇解序》）。诗人常用的“比兴”手法，具体有比喻、用事、联想、想象、意象象征等。由于李贺构建的是自己独有的诗歌世界，其用自己的主观直觉感受来体会经验世界中的事物。“比兴”艺术思维皆起源于个体对世界的感知，相对脱离普遍存在的共性逻辑理性。大多数诗作都非常强调自己的主观审美感受，“比兴”手法的使用注重个人的直觉和感受，特别善于捕捉瞬息之间所见、所感的事物形象特征。惯用摆脱了经验世界束缚的天马行空的瑰丽奇崛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自然而然地就体现出一种直觉、幻象和自身感情的特殊的融合，进而呈现出李贺“奇诡幽深”的独特诗风。

三、神鬼诗中的“比兴寄托”

关于李贺的神鬼诗古有论之，唐代杜牧称“牛鬼蛇神”，齐己称“诗同李贺精通鬼”；宋代张表臣评“牛鬼蛇神太甚”（《珊瑚钩诗话》）。因为神鬼诗独特的题材类型、创作风格和审美价值，李贺也被予以“诗鬼”之名。宋代宋祁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钱易云：“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明代李维桢云：“信乎其为鬼才。”清代叶燮云：“李贺鬼才。”近代丁仪云：“贺……号为鬼才，信非过誉。”值得注意的是，神鬼诗集中突出体现贺诗“奇诡幽深”的艺术风格，而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兴寄”理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论述李贺诗歌“比兴”手法时，专门提到了“借代”和“曲喻”。何为借代，“长吉又好用代词，不肯直说物名。如剑曰‘玉龙’，酒曰‘琥珀’，天曰‘圆苍’，秋花曰‘冷红’，春草曰‘寒绿’。”至于曲喻，“比喻之法，尚有曲折。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只在一端，非为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同根，无须比拟。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曲喻的情况比较复杂，钱先生认为可以与通感联系起来理解，笔者认为是可取的。如“羲和敲日玻璃声”“杨花扑帐春云热”“歌声春草露”“冷红泣露娇啼色”等。在这里，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人类的视、听、触、嗅、味觉等一切感官全部打通了。不难发现，曲喻之论实是抓住了李贺诗“比兴”手法的独创性。通感使李贺神鬼诗歌的语言更加凝练含蓄，形象更加丰富饱满，韵味更加浑厚深长，意境更加深邃新奇，使诗歌呈现出奇诡之艺术美。“借代”即用物质的部分特征指代其本身。“借代”本身就是一种曲折的比喻，物质的特征选择就是诗人完全个人化的艺术思维的即时体现，贺诗中的借代更是融合了比喻、联想、想象多种艺术手法而成为独特的“比兴”方式。以神鬼诗中玉的各种借代为例：“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筝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问谁？”（《浩歌》）“傭刓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土中碧”“神血”“冷血痕”指代玉石。《雁门太守行》：“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玉龙”指代宝剑。诗人通过比喻、想象将玉的各种特征一一反复呈现，进而成为了李贺神鬼诗中独有的意象象征。古人往往以玉比德，称玉有“仁、义、智、勇、洁”五德，而玉在李贺诗中也有着“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激荡悲壮、“暗洒苌弘冷血痕”的冷峻幽深、“恨血千年土中碧”的踌躇抑郁，可见玉在李贺诗中早就成为了诗人完美人格的象征，是其至高的审美理想追求。“借代”“曲喻”“通感”等手法的普遍使用，进一步丰富了“比兴”艺术手法。

丰富多样的“比兴”手法的使用也是诗歌更好地表现寄托内容的需要。明代王思任在《李贺诗解序》中也说：“贺既孤愤不遇，而所为呕心之语，日益高渺。寓今托古，比物征事，大约言悠悠之辈，何至相吓乃尔。人命至促，好景尽虚，故以哀激之思，必作涩晦之调。”可见，即使最能体现“奇诡幽深”诗风的神鬼诗也包含着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并且其至少有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残酷现实世界的批判。在神鬼诗中，诗人总是竭力描写光怪陆离、阴森恐怖的“鬼怪世界”，而“鬼世界”实际就是现实世界的折射和反映。

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帝遣乘轩灾自息，玉星点剑黄金轭。我虽跨马不得还，历阳湖波大如山。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猰貐吐馋涎。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廿九鬓毛斑。颜回非血衰，鲍焦不违天；天畏遭衔啮，所以致之然。分明犹惧公不信，公看呵壁书问天。（《公无出门》）

诗人描绘了一个阴森可怕的社会，以及四方上下都是食人怪物的黑暗世界。这何尝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现实中劳苦大众惨遭层层盘剥和压迫，残酷统治者就像吃人的“鬼怪”，人们逃到哪里都不能避免被吞噬的命运。诗中寄托了诗人对人民的真切同情，对黑暗的吃人社会的深恶痛绝的批判。

第二，对封建帝王和贵族集团追求长生、迷信神仙的愚蠢行为的讽刺。如《马诗》第二十三首：“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武帝好求长生，使方士炼丹，结果黄金化为紫烟；又想乘宝马升天，无奈所获之马皆肉体凡胎。王琦注：“此首似为宪宗好神仙信方士之说而作。”诗中借古讽今，借汉武欲求长生不老的愚蠢、荒唐行为，讽刺唐宪宗荒唐昏庸，迷信方士，到处搜求长生不老药。又如：“神君何在，太一安有”（《苦昼短》）；“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浩歌》）；“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古悠悠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梦天》）；“几回天上葬神仙”（《官街鼓》）；“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诗人一再告诫荒唐君王，天地间的一切都在变化中，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即使贵为君王也不能幸免，不能一味地迷信虚无，否则只能是自欺自误，为天下人耻笑。

神鬼诗蕴含诗人生命感悟、审美理想寄托。“鬼”虽异类，情与人同。“鬼”与人的情感是相通的，“鬼魂”的孤独苦闷也是诗人自己的切身感受，渗透着诗人对人生的感悟。在神鬼诗中，诗人主动进入“神鬼世界”，作为“鬼”者的形象来写“鬼”。李贺作品中尽力隐藏着一般人的感情，没有放纵情感的发泄，更没有要将他个人的情感强加于人的压迫感。他缩小了“人”情的存在，放大了“神鬼”充斥的奇幻世界；消解人的情感，细化诗歌世界中各种无生命或有生命的物象，让诗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苦闷在诗歌中得以完全释放，“神鬼世界”中蕴含着诗人对诗歌审美理想的追求。“神鬼世界”在形式上有如梦境，但又不是梦境，李贺通过奇特的想象、乖僻的意境、意象，在“神鬼世界”中实现与诗歌最高审美境界的沟通，通过“神鬼情”的疏解，找到更具本质意义的永恒情感。由于诗人唯意识的独特“比兴”艺术思维，多样曲折的“比兴”艺术手法，饱满的现实主义精神，独特深邃的审美境界，最终成就了诗人的“奇诡幽深”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