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敦煌：

发现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

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之一，王国维虽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但学术态度颇为开放。他一方面坚守着乾嘉朴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西学与国学的结合；他长期专注于传统汉籍及中原出土的钟鼎铭文、碑刻、石经、甲骨的考释，也十分关心边疆史地及西域出土的简牍文书的考订工作。

陈寅恪于1930年所作《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着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虽然没言明“三数人”到底指谁，但王国维肯定要算一位的，他在敦煌学开创期对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的研究，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与日本学者的交流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古代写本，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将大批写本和美术品带回欧洲。第二年，法国的伯希和也来到敦煌，带走了一批藏经洞的宝藏。1909年9月，伯希和携部分文物精品，从法国远东学院所在的河内来到北京，他一面购书，一面把这些新发现的文书展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前往参观并抄录，王国维也随同前往，但没有从事抄录和考订工作，因为当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宋元戏曲上。很快，伯希和发现敦煌古书的消息就传到了京都，引起着名学者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的重视。

1912年9月，狩野直喜远赴欧洲，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地调查抄录英、法、俄三国在敦煌、黑城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所获得的出土文献资料。这次欧洲之行，狩野直喜收获的资料有限，但对于学术研究依然大有裨益。

1916年，狩野直喜根据在英、法见到的《唐太宗入冥记》《秋胡戏妻故事》《伍子胥小说》等唐末五代抄本，指出元代以后开始兴盛的俗文学，其实早在唐末五代就已萌芽，又根据《孝子董永传》《季布歌》等韵文资料，将戏曲的萌芽也向前推进到唐末五代。1920年，在狩野直喜对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基础上，王国维发表文章《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点明敦煌俗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都是单纯的学者型人物，两人交情深厚，而且在学术上有许多相同见解，在学术上相互启发，互有促进。譬如：他们都用敦煌的资料来进行研究，但又都不局限于敦煌学的范围，不仅在敦煌学史上颇有建树，而且在其他一些领域里也成为了引领者。

俗文学的巨大成就

由于藏经洞文物大量外流，早期敦煌学研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抄录并刊布流失海外的藏卷，并对尚留在国内的文物加以编目，同时开展个例的分析研究。对当时的中、日本学者来说，效率最高的办法就是在整理、刊布录文的基础上，撰写言简意赅的序、跋。

敦煌文献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譬如考证出了《秦妇吟》全文。唐写本韦庄《秦妇吟》残卷，是从被斯坦因带回伦敦的两部残卷上抄录而来，两部残卷均前后残缺，既没有篇题也没有作者姓名，幸亏王国维博闻强识，只据《北梦琐言》记载的韦庄《秦妇吟》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判定这正是失传已久的韦庄长诗。

在跋文的基础上，王国维于1920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依次介绍了《秦妇吟》《季布歌》《董永传》《唐太宗入冥记》《春秋后语》唐人词及《云谣集杂曲子》，还以较大篇幅谈及敦煌本《太公家教》，认为《太公家教》乃“唐时乡学究之所作”，最后得出“唐代不独有俗体诗文，即所着书籍，亦有平浅易解者”的结论。

1925年夏天，王国维为清华学生作公开演讲，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第三部分“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他特意说明“皆巴黎国民图书馆之物，而英伦所藏，则武进董授经（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羽田博士（亨）、内藤博士（虎次郎），虽各抄录景照若干种，然未有出版之日也”。可见当时日本学者抄录的英藏敦煌写本还在整理中，并没有刊发，所以王国维的学术成果有着“先行”的意义，特别是对敦煌写本中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早期整理、介绍、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资料的陆续刊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基础。

王国维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他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树立了正确处理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三者关系及中、西学关系的榜样。敦煌藏经洞文献为世人展现了大量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形成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由于西方学者运用了近代考古学、文书学及文化探源和比较文化的方法，即便在敦煌学形成的早期，对于中国学者来讲也已包含大量“西学”的元素了；藏经洞中的文献仍以汉文化写卷占多数，但也有不少西域其他民族的文字与材料，包含许多文交融的资料与信息，既超出了“国学”的范畴，又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旧学”功底。所以，用新方法、新材料来研求新问题，就成为敦煌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王国维最为关注的就是那些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能提出新问题、新线索，得出创新性结论的内容，特别注意敦煌新材料与原有旧材料之间的异同、互补和渊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构建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新理论、新框架。后来有很多中国学者，如刘复、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都致力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可以说王国维对中国“俗文学史”有着开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