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普

和李普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已经记不得了。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末云“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乃写此信”，年份应该在一九八一年。信中建议我将《走向世界丛书》的叙论（导言）辑为一书，交给新华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还只写了十三四篇，成书还嫌单薄，感到为难。李普却极力鼓动说：

我作为一个读者，确实很希望更多地知道些东西。你写这些文章（按指丛书叙论），看了不少书，查了不少资料，不多写点出来介绍给读者，不是也很可惜吗？再花一点功夫，也未必太费事吧？我很想鼓动你干这件事，如何？

真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

李普比我年长一十三岁。我一九四九年开始学当新闻记者，还没有学成就“开缺”了。他的“记龄”早我十年，这时已是新华总社的副社长，除了是湖南同乡这一点外，和我并无半点“关系”，仅仅看了几本《走向世界丛书》，就在凌晨三点爬起来给我写信，是不是惊醒了沈容，挨了她的骂呢？这种对书对文字的热情，在一般三八式老干部身上，是并不多见的，也是我深为感动的。

后来我写的书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我正好到北京开会，拿了本新书到三里河李普家去送给他，并对书稿没给新华出版社表示歉意。这些几句话就说完了，但李普、沈容夫妇热情地留下我扯谈，并留吃中饭。沈容说，“我为你做发菜，这可是我的拿手，难得吃到的哟！”那天他们的女儿亢美正好在家，沈容满面春风，老太太显得比小姑娘活跃得多。她进厨房忙乎一气，又来客厅听我和李普“乱谈”一气。我们从湘乡烘糕、永丰辣酱（李普是湘乡永丰人）谈到曾国藩，又从谭嗣同、大刀王五谈到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最后谈到了平江人李锐。李普说：“我这位同乡（曾国藩）和你这位同乡（李锐），都是值得认认真真写一写的啊！”

从北京回长沙后不久，我就发病了，在马王堆疗养院住了八个月。李普到新华社湖南分社来听说了，请分社刘见初同志带路到马王堆看我，教给我用手指“梳”头之法，说是有通经活络之效。我于“气功”向来不怎么相信，人又极懒，硬是没“梳”过一回。当时他大约也觉察到了我的不热心，于是再三叮嘱：“要以曾国藩为戒啊，太拼命，是会要短命的呢！”他那位同乡只活了六十一岁，确实是短命，但也只有像打开南京那样才叫拼命，写点小文章，讲点风凉话，是无须拼命，也确实不曾拼命的。

又过了几年，大约在一九八六、八七年间，李普和沈容再来长沙，又枉顾了寒舍一回，这一回就更有意思了。当时我住在一条名叫惜字公庄的小巷内，汽车开不进，家里又没装电话，适逢下雨，敲门进屋时，他俩的头发和衣服都打湿了。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朱纯和孩子们都不在家。坐下以后，沈容要喝水，我一拿热水瓶，里面却是空的，忙到厨房去烧水，却不会打开煤气灶，只好请他俩自己动手。为此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沈容是又发现了一个不会做家务的书呆子的开心的笑，李普是理解和宽容的笑，我则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一九九三年我离休后，一度计划用一两年时间，到北京去寻读一点书，这得先找个不必花钱的住处，自己开伙。卢跃刚愿意借房子给我，但那儿距北海（我要寻的书在文津街老书库）太远，车路不便，只好放弃。李普得知后，一连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七月十七日信云：

你一人来也好，贤伉俪一起来也好，均所欢迎。每天跑图书馆，天天打的支出太大，上下公共汽车也要有人照顾才好。住毫无问题，想住多久住多久。

十月十一日信云：

吃饭不用你操心，沈容特别要我说清这一点。她说，如果你一个人来，三人吃饭跟现在我和她两人吃饭一样做，并不多费事；如贤伉俪同来，则沈容与尊夫人一同做饭。总而言之一句话，热烈欢迎。何时来，住多久，悉听尊便。吃饭毫无问题，绝不要你操心。

此时李普家已迁居宣武门外西大街新华总社院内，有公交车直达北海，十分方便。他们家住八楼一大套，另有一个单间，但不能另行开伙。他们越是说“吃饭毫无问题”，我倒是越不敢去住了，因为长住那里每天三顿都去外面吃，会显得矫情，不这样吧，又怎能让两位年过七旬的“副部级”天天给我做饭？踌躇久之，仍然下不了去叨扰的决心。延至一九九四年初又一次发病，愈后身体大不如前，还想做点事情的心也冷了，北京也就不去了。

这里写的尽是一些琐屑，不涉及党国大事，也不涉及学问文章。但从这些琐屑中正可以看出李普这个人的性情和色彩，也是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即之也温”，愿意和他保持联系，愿意跟他做朋友的原因。

前年底沈容去世，李普所受的打击是巨大的。在为沈容的离去而难过时，我也为李普承受住了打击没有趴下而欣慰。在读过作为讣文寄下的《红色记忆》和书前的贴条以后，我十分追念单纯而热情的沈容，也十分忻慕李普曾有这样一位贤妻。我想，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李普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遗憾的了。

中国古时最重五伦，“朋友”在五伦中居末，我却以为是最根本的。比如说夫妇吧，李普沈容可算是理想的一对，就因为他们既是夫妇，同时又是最好的朋友。父子如大仲马、小仲马，兄弟如苏轼、苏辙，亦莫不如此。君臣一伦，在共和国中好像是废掉了，其实依然存在着，毛泽东称张闻天为“明君”即是证据。那么有没有理想的君臣呢？如果有的话，我想也应该首先是朋友吧。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能以手足腹心相待，则去朋友不远矣。当然，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视臣如草芥”，一批批地整死，不仅毫无朋友之情，也不讲朋友之义，那就只会得到“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结果，彼此都灭绝伦常，灭绝人性了。话说到这份上，似乎有点离题，质之李普，以为然乎否也？

（二零零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