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食堂，就是一个众人吃饭的地方。

吃食堂可以填饱肚子，解决饥饿，还可以留下一些记忆。

我吃过很多食堂，自然留下了很多的记忆。

（一）

记忆中最初吃食堂时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那年月“食堂之风”在中国大地蔓延，我老家的那个小山村里自然也办起了食堂。

老家的食堂开始只有一个，地址就设在村里的大屋场。大屋场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地主的庄园，由很多间天井瓦屋相连，规模宏大。大屋场里居住人户多，离大队主要干部家近，食堂办在这里也就显得合情合理。大队办了食堂，所有的农户的锅灶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拆除，村民们不再各家做各家的饭了。要是谁家屋上冒出了炊烟，那么这家的主人一定会成为全村共伐的“活靶子”。到了吃饭的时候，男女老少从山上山下、沟里沟外，一起聚集到大屋场吃食堂，浩浩荡荡的人群蜂拥而至，那场面也实在宏大。由于那时我的年纪太小，对于那段经历已没有太多的记忆，只有母亲手中那只能装下三四碗饭的小木桶，还依稀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不知是谁作出的主张，大屋场的食堂撤销了，食堂由生产队办。生产队里没地方，便将一位孤寡老人的土屋腾出来，支起了锅灶，固定了一群男女劈柴做饭，食堂的烟火一夜之间在几十户人家的视线中燃烧起来。

食堂就在我家老屋隔壁，我常钻进食堂里看男人们往水缸里倒水，往灶塘里添柴，看女人们挥舞菜刀切菜，用锅铲在大锅里翻炒。食堂里总是热气腾腾，食堂里的人们总是忙忙碌碌。到了蒸饭的时候，浓浓的香味在满屋的气雾里弥漫，直馋得我流涎水。

食堂办在家门口，从早晨鸡叫，到夜晚月亮在山尖露脸，食堂屋里屋外，就像农户娶媳妇嫁姑娘一样，人来人往，劳作声不断，笑声不断。从没有过的热闹，让古老的屋场鲜活，也让我们这些孩子格外兴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食堂里没有了笑声，切菜时刀与砧板的碰撞声不再清脆，气雾里飘散出的味道也变成了苦涩的野菜味。地里庄稼歉收，食堂面临无米之炊。随之而来的是食堂大木甑里的粮食越来越少、野菜越来越多，后来干脆将大木甑丢到了一旁，改用一口大锅，将白菜、萝卜、南瓜、红苕、洋芋和黄豆叶、红苕叶搅和在一起一锅煮，于是那些已分不出原型的“糊糊”，就成了全队男女老幼度命的食物。

食堂的沉闷让我的兴奋劲儿荡然无存。记忆中母亲每次提着小桶从食堂回家后，总是把小桶里的菜糊糊倒出来分发给我们兄妹，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将菜糊糊喝下肚以后，才端起她面前的那只小碗。

生产队里的食堂是什么时候解散的，我已忘得一干二净，食堂是怎么解散的，我也不得而知。食堂本是一个解决生计、解决一日三餐的方式和场所，如果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食堂就会失去它的本质属性。那个时代办起的这种食堂，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产物，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食堂本身的记忆，而且还有更多值得反省的思考。

（二）

学校食堂也是一道风景。

我的中学阶段是在同一所学校度过的。“文革”前那所学校是初中，“文革”后那所学校便改办成为高中，我就是在这所学校读完初中和高中的，加起来我在这所学校里吃食堂的时间长达五年。

我的家距离这所学校的路程大约有十公里，从老家到学校要经过一条大山深沟里的小溪，小路蜿蜒崎岖难走，到了夏天山洪暴发，小路中断无法行走，我只能住校寄读，一日三餐在学校吃食堂就在所难免。

学校食堂里的粮食都是由学生从家中带来的，家住高山的学生带来的全是玉米面，家住低山的学生带到学校食堂的多为大米，除此以外，学校是不收红苕、土豆等杂粮的。那时靠工分吃饭，生产队按工分七成、人口三成分配粮食，七成工分粮分配细粮（即稻谷、玉米），三成人口粮则分配粗粮（即红苕、土豆）。我们家人口多工分少，自然从生产队里分配得到的是粗粮多细粮少。每次我将少得可怜的大米带到学校后，家里就只剩下红苕、土豆。每当母亲将装有大米的布袋放上背篓，催促我踏上那条通往学校的小路时，我的心都在颤抖，我的双腿就像两根僵硬的铁棍般在小路上艰难挪动，我可以想象我走后父母亲和姐妹靠红苕土豆度日的景象。后来我便向母亲撒谎，告诉母亲我在学校食堂里吃不饱。于是母亲便煮了些红苕，将它们放在太阳下晒个半干后让我带到学校充饥。从那以后每次我再带大米到学校的时候，就背半背篓熟红苕。到了学校后我便盘算着过日子：每星期的头三天我不去食堂买饭，就用这些冷红苕当主餐，这样我带的大米管的日子就会久一点。然而这样的生活过久了，我的胃出现了毛病，每当吃完这些冷红苕之后，从胃到喉咙就像喝了辣椒水一样，辣乎乎地疼个不停，并且还时不时地泛出一些酸水。我的这种吃法，一直延续到家庭生活好转。

记得那时学生中居住高山的较多，自然带玉米面的就多。我们虽然带给学校的是大米，但吃饭的时候，却见不了多少大米，盛在碗里的只有散发着烟熏味的玉米面饭。这些玉米面正是居住高山的同学带来的。山高的地方天气冷得早，太阳来不及晒干湿玉米，没办法，农民们就将湿玉米棒子挂在土屋里的楼顶上，下面生上柴火慢慢烤熏，玉米就渐渐由湿变干，我们碗里玉米面饭的烟熏味就是这样来的。

那时我们认为食堂的炊事员权力最大，因为这些人决定着我们一日三餐的饥和饱。记得每天上课时，我们都将碗筷带进教室放在课桌里面，当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响起时，教室就像是打开的蜂桶，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拿着碗筷的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奔向食堂墙外那个小窗口，排起了望不到头和尾的“长龙”。那时学校对学生吃饭是不定量的，学生吃多吃少全由自己作主。但是，在食堂炊事员那里，量的多少不是凭一杆秤而是他们手里的那只碗，饭的多和少就在他们那一瞬间的动作。每到轮到自己时，我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死死盯住炊事员手中的那只计量碗，心中的喜怒哀乐也在那一瞬间里随着炊事员手中的那只计量碗变化着，那情景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又可怜。食堂里还有一个窗口，是专为学生供应菜的地方。说是菜有些勉强，其实就是一大桶放了盐的汤水，里面放了少量的白菜、萝卜，或土豆，或腌制过后的干菜。学生在那个窗口打完饭后，再到这个窗口前排队打菜。我那时个子不高，身体很瘦小，跑不赢大个子同学，排队总在“长龙”的后面，等我打来饭后再去打菜时，菜桶里常常是只见汤水不见菜了。

那时学校食堂里炊事员少，几百个学生的饭菜让他们难以应对。于是学校领导想出一个办法，定出一个帮厨的规矩来：由班主任轮流在学生中挑选出个大的同学，派到厨房里帮忙，做些挑水、摘菜、扫地的粗活。帮厨的学生在这一天不需要上课，与炊事员一起在食堂里忙活。虽然他们耽误了课程，付出了体力，但是他们可以与炊事员一道吃饱喝足。我很羡慕那些帮厨的同学，也很渴望帮厨的美差能有一回属于我，但是直到高中毕业，我的这个想法都未能实现。

（三）

在大学吃食堂与在中学吃食堂又不一样。

那时大学生的生活是供给制，国家每个月给一个大学生十七元五角的生活费，其中十三元五角用于吃饭，四元则发给学生作为零用。学生读书吃饭不用自己掏腰包花钱。

有了国家的包干，就有了食堂对学生的定量。学校将早中晚三餐印成餐票，每月从月头的第一天到月末的最后一天，一次性发给学生后凭票就餐。我们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走进食堂里的时候，只要将餐票按照早中晚时间对号交给食堂工作人员就可盛上饭菜了。

现在回想起来食堂的饭菜在当时堪称丰盛。早餐有稀饭、馒头、包子、花卷等，常变换着花样品种；中晚餐除了大米饭以外，就是标准的“四菜一汤”。食堂开饭的时候，师傅们在餐厅里支起桌子，将饭菜一字排开，等待我们到来。同学们排起长队，边走边伸出饭盒饭碗，通过师傅手中的铲子和勺子，国家对学生们的“定量粮”便实实在在地分发到我们手中。

大学食堂里供应给我们的“四菜一汤”在我看来，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与我就读过的中学食堂饭菜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不过毕竟我们这些学生多数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正是吃“长饭”的时候，那份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定量”，多数男生吃过之后都是欲罢不能，总觉得没填饱肚子。尤其那些喜爱打篮球搞体育运动的大个子男生，就只能算吃个大半饱了。无奈之下，他们每顿只好用两张餐票打来两份饭菜，这样，一顿就吃了两顿的“定量”，结果是一个月没过完，餐票就没有了，成了典型的前吃后空的“缺粮户”。每到这时，一些女生就将她们平时节约积攒下来的餐票，拿出来给那些快要饿肚子的男生，帮助他们度过“票荒”。后来，这种帮助渐渐地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一对一的援助模式，如同现在流行的结对帮扶制度一样，只不过帮者和被帮者不附加任何条件，都是非常纯粹的同学之情。

大学生活毕竟是丰富多彩的，每逢星期日，总有一些有钱的同学相约去街上下馆子改善生活，于是在食堂里就餐的人就会比平时少一些。这天食堂师傅打饭菜的手也就自然会松一些，到我们碗里的饭菜就会比平时多一些。我那时没有钱上街进餐馆，星期日就老老实实蹲在学校里，享受那些外出学友给我们带来的实惠。

在大学食堂就餐，不仅是吃饭饱肚解决饥饿问题，还有很多精神上的收获。饭间食堂里热闹非凡，学友们聚集在一起，边吃饭边讨论一些知识、学术问题，交流一些课堂上不曾有的信息，谈一些对学习对时局对社会的看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食堂仿佛一下子变成了第二课堂。

对于高等学府食堂里的生活，我已不可能再去重复，能够重复的是我对那种生活的美好回忆。

（四）

时光飞逝，一路走来，我在机关吃食堂的时间还是最长的。

刚参加工作时，我吃的是公社食堂。那时我在两河公社办公室工作，还没成家，单身一人，食堂是我吃饭的唯一去处。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大宗商品、紧销商品、日常用品都在计划之列，一律凭票供应，粮、油、肉更是在计划之首。那时国家每月给我们粮食定量二十七斤半，食油定量为半斤，我们就按这个定量标准在食堂过日子。那几年农村还是大集体生产方式，缺粮缺钱问题很突出，吃不饱仍是农民的一大心病。相比农民兄弟，相比在老家务农的父母家人，我的生活不仅有保障，而且相比之下有质的区别。这就是我对公社食堂格外满足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

公社食堂的菜肴比大学食堂油水要厚一些，凭着公社这张牌，食堂可以从食品公司买来比计划供应更多数量的肉，每隔几天便有粉蒸肉、红烧肉之类的荤菜摆在案头上，供进餐人员购买。我的工资不高，购买力有限，并不是有肉就可以吃，只有到了嘴馋到非吃不可的时候，才改善一下生活。我那时岁数小，食欲也很好，食堂做什么我就吃什么，对饭菜从不挑剔。那时粮店对公社食堂粮食按三七开的比例搭配供应，三成大米七成杂粮，杂粮多以玉米面为主。食堂炊事员没办法，只得变换花样，有时将玉米面与大米混在一起做成“金包银”，有时全部用玉米面做成“金皇后”，偶尔才蒸一甑大米饭。有些干部不愿吃玉米面饭，来到食堂转一圈后就另觅途径去了。我则端着饭碗，每顿三两饭外加一碗菜，吃得津津有味。有一位同事笑我说：“别看你是个书生相，槽口还真好！”我自然知道“槽口”是什么意思，不过那时的我的确就像一头口不择食正长膘的小猪崽。

公社食堂没有餐厅，厨房楼顶一个水泥坝子算作食堂的露天餐厅。没有大太阳或天不下雨的时候，进餐人员端着饭碗在那块水泥地上或蹲或站，边吃饭边聊天边讲笑话。因为是生活工作在最基层，讲的笑话里面还时常掺杂着一些“荤故事”。这些“荤故事”都是年纪稍大的同志讲出来的，且多以农村题材为主，很多经典的故事常常会逗得大家一起哄笑。在那个信息闭塞、缺少文化生活的时代，这或许也算是一种调节生活和心情的小手段吧。

当时的两河公社机关条件很简陋，公社干部都很清贫，公社食堂生活相对于现在简直有天壤之别，但是，无论是官是兵，是老是少，大家同吃一口锅里的饭，同喝一口锅里的汤，就像是一个大家庭般，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五）

我很留恋县城还在归州时吃食堂的那种生活。

老县城里的县政府机关食堂算是老字号食堂了，在食堂就餐的不仅有县委、政府机关的普通干部，而且还有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一县之主。食堂菜肴品种多，做得精细，分量也足，只要愿意掏钱，没有谁说吃不饱或吃不好的。

食堂早餐供应的肉馅包子是大家最爱吃的。包子个头很大，肉馅由瘦肉加韭菜做成，那包子闻起来很香，吃起来就更香了。虽然包子很抢手，但价格却始终便宜，市场的原料涨价了，包子自始至终没涨价。每天早餐，大家往往买一个包子和一碗稀饭就能填饱肚子。不像现在的早餐馆，包子是越来越小，价格倒是越来越贵。

食堂做的水饺我们称之为“包面”，也很受大家欢迎。每到周六晚餐，食堂不再做饭做菜，就专为机关职工供应包面。说到包面，记忆中的一件往事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次我和妻都未下班，女儿一人在家拿了饭菜票去食堂买来两斤包面皮和馅。等我们回到家里时，她正学着大人样子捏着不成型的包面。我没有为女儿热爱劳动、学着做事的行为高兴，也没有鼓励女儿学着自立，而是怒斥女儿不该做她不会做的事，斥责女儿不该买如此多的皮和馅，冲动之下我用我的大手抽打了女儿的小手。女儿伤心地哭了，她那时才六岁。后来每当想起那次对女儿的野蛮态度，我就会觉得无比后悔和惭愧。

那时食堂的餐厅比较简陋，据说是旧社会县府的衙门，旧县令断案就是在这个盖着瓦片的空旷的房子里。食堂里支着一些看起来十分老旧的方桌，方桌四周置放着连体的板凳。我们吃饭就围坐在那些桌子周围，那时不论官大官小，几顿饭过后，大家就成了熟人和朋友。那时机关里也没有大食堂小食堂之分，书记、县长买饭买菜和别人一样按规矩排队，大家各自手执碗筷碟盘，边等待边唠家常，那场景倒也热闹。

在食堂吃饭一律凭票买饭买菜，票是食堂生活最重要的保障。至今我仍记得与票有关的一段友情。我的老朋友田忠祚原是宜昌报社驻秭归的记者，他与我同住一栋土楼。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常在一起讨论新闻写作，也经常会共同署名发表一些文稿，他称得上是我的良师益友。后来他因工作需要被调回报社，离开秭归的那天晚上，他送给我二斤七两饭票。他对我说：“食堂的饭票我用不上了，你拿着吧，算是我给你留个纪念。”我知道他的家在农村，几个孩子正在读书，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这二斤七两饭票对于他来说并非一钱不值。自然，他也是熟知我的家境才做出此举，在当时生活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这二斤七两饭票就是他阐释友情的一种方式。

县城在移民迁徙的大潮中搬到了茅坪，机关食堂也随着县城东移脱胎换骨变了新样。

食堂餐厅窗明几净，桌椅在不断地更新中离古朴越来越远，离现代越来越近；食堂的墙角置放着柜式空调，冬有暖流，夏有冷气，置身其中可谓不知四季；食堂餐厅前后墙壁上悬挂着电视机，电视节目便成了就餐者另一道免费的“午餐”。

我很少在食堂进餐，只有在“食无定所”时才偶尔去吃顿。在那间宽敞的餐厅里，我怎么也找不到在老县城食堂就餐时的那种感觉了，不断出现在眼前的是无数张新面孔，这些新面孔很多都是年轻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将我们推成了食堂里的陌生人，陌生便是无语，无语便显得沉闷。在沉闷中我常将眼光投向那些已经被人食用过的餐盘。是因为食堂的饭菜吃起来索然无味，还是因为大家的胃越来越挑剔？否则餐盘里怎么会残留这么多白花花的米饭和菜肴？每当此时，我便会想起过去吃食堂的那些岁月，虽然清苦，但却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