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西街往西，鞭指巷以北，有一条小巷子，名为双忠祠街。巷子很深，窄处容不得展开双臂，又幽僻，路灯黯淡，人影也少，越发衬得巷子深不见底，像卦像阵。顺着街边，朝里一直走，待走得灰心，有点害怕，走得开始怀疑自己记错方位、进而怀疑这个泉是不是根本不存在、乃至开始怀疑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鬼时，双忠泉就在双忠祠街西端与启明街交界的丁字路口东北角出现了。

此处是双忠祠的旧址，双忠泉也因此得名——为了建祠挖地奠基时，突然地下冒出了这眼清白的泉水。据说当年，祠泉相映，生出的光辉，前后百年都被照耀。

祠走了，泉留下了——一场焰火，忽而消散。

这是一个近十平方米的方形泉池。为了防止落叶等杂物落入泉水中，泉池上方被遮挡起来，只留下一个一平方米大小的方形孔，泉池周围都是湿漉漉的，是附近居民白天过来打水的痕迹。

一个太监一样萎着、家长里短的泉，一个耶稣一样钉着、替众生受难的泉，一个睡着了或死过去的泉，在暗夜里，素朴，粗陋，然而，不能不说是美的。

古历（说这样的一个泉子，不用古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计年不成？）的十二月已经颇有凉意，泉的周围有规整或不规整的石头砌着泉池，三面环着，一面靠墙，那墙呈铁灰色，和着青砖剥蚀后现出的黄泥。墙上有水，蛇一样蜿蜒着爬下来，长了青苔。糊满红锈的铁篦子将泉口盖住，微微露出一线，里面的波光一闪。那段矮墙像一张斑驳的脸，纹路纵横，缺了大半的牙，瘪着颊，眉眼嘴巴略略动动，好像说什么，又好像什么也不说。稀疏的星空下，它显得更加落寞和沉默了，还有绝望。

我这是在哪里？又闯入了谁的命运？……我嗓子干哑，使劲咽下什么。我内心滚烫，手脚冰冷。

周围没有一个人，空洞透风，又似乎有无数人，拥挤混乱。一切都过去了，只有我，被钉在那里，好像一个稻草人，守着什么，等着噩耗，或者胜利的消息。

一切都静下来。大幕拉开来，追光射下来，双忠泉是主角。它来了。

双忠泉很小，东、北面连接房壁，西南面建矮墙为栏，面积不过七八平米的样子，水深约四五米——也许更深。看它流走的方向，但见泉水湍急向北奔去，含伟岸灿烂的波澜气。它常年不涸，水质也特异的清，清得像没有水一样——也许是晚上的缘故。泉子黑黢黢的，偶而闪动的光亮叫人想起珍珠的光亮，却无法捏在手里。它常年不干，似乎永远也流不完取不完——为保护泉水不受污染，附近的居民们在泉池上加了一个铁丝网和塑料板模样的大盖子，只留有一个取水口。

泉深深的，井一样。

井一样，它缄口不言。

低下头，与泉对视，陪伴它一会儿，致敬，或默哀。也算前世回眸一百次的缘了吧？

从古到今它历经了几沉几浮，到底有多少个泉塞碑失祠堂倾圮的日子，叫它泪也流不出，只打落牙往肚子里咽？大概它自己也算不清楚，一切都像前朝的山岚一样消逝无痕。最令人叹惋的一次：它的碑连同双忠祠以及祠内的其他几块石碑，都被砸成碎块，砌成了房屋的底座。现在的“双忠泉”石碑是前几年刚刚立的。凑上去，仔细瞅旁边一栋老房子墙基里的石块，用凉透了的手指细细擦去石块表面的灰尘，还真的有字迹显露出来，是个“天”字，半颜半柳的楷书，字体仅有核桃大小。破碎的石块上刻着一列列如此大小的小字，非常漂亮，只是字迹模糊，早已无法辨识了。据说碑文镌刻的是《双忠泉记》那同样漂亮得无以复加的文字，可惜我们再不得见它的踪影。只有“双忠泉”孤零零三个字的这方碑悄然立在角落里，像个旧日值更的老人，矮小枯干，瑟缩了衣袖，在那儿打盹儿。想来如若旅人到此，没有导游的话，大抵会以为是个古时名唤“双忠”的乡间汉子流落到这里、盖屋娶亲掘井种地留下的吧？这想象忒现成了些。

谁还记得它？它所见证的公理、士的精神和人的高贵，如今又在哪里？……

至此该说双忠祠了，那个现在只存在于厚厚的、老旧的地方志中，却只不过占了薄薄一页的双忠祠——或者说，双忠。

来看望双忠泉之前，还真的千方百计，搬了石头也似、概不外借的地方志，来读了个深细：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节节胜利，关外清兵趁明朝人心涣散之机大举进攻，所过府、州、县城全被攻陷，并连破临清、武城、茌平，十二月下旬到达济南城下。时任山东巡抚御使的宋学朱正在章丘巡查，闻报后急回济南，与布政使张秉文、历城知县韩承宣指挥守城。当时城内只有乡兵500人和莱州援兵700人，而且大部分为老弱病残，兵力单薄，外无救兵。清兵十余万围攻济南，用炮火云梯猛烈攻城。全城官兵民，殊死抵抗，终因兵力相差悬殊，于第二年正月初二，“天晓，众哗，大兵自西北云梯上矣。公（山东巡抚宋学朱）跃马而西，手格杀数人，刃中面被执；不屈，悬城楼竿上杀之。……同时死难者，历城知县韩公。”（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在这场战役中，张秉文在西门大街巷战中战死，其妻女眷属投大明湖自杀。山东按察副使、盐运使、兵备道、济南知府、同知、通判、都指挥使、儒学教授、历城知县韩承宣，以及全城官员和守兵，全部遇难。

应该怎样准确命名济南经历的这场灾难或历史事件？想来在民族纷争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实是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只可用“济南保卫战”来笼统称呼吧。

济南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保卫战”，比双忠护城这场战役还早的一次是在明朝初年，铁铉将军率军驻守济南，抵抗燕王朱棣的围攻。这场战役历经两个多月最终取得了胜利，后济南人为纪念铁铉将军等保卫济南的七名忠烈，在高都司巷南侧以东处建“七忠祠”（今已不存）。第二次就是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冬的那一次。当时进攻的清兵有十多万人，而实际上济南原有的军事力量并不弱，只是有很大一部分被明朝廷抽调北上援守德州，导致济南城内只有老弱乡兵五百人和由莱州增援的七百名兵士。因为济南城墙比较高大，城内各种储备也较充足，加上城内军民同仇敌忾，所以这一千多人和十万清兵足足抗争了六十多天。在这六十多天里，山东巡抚宋学朱亲自登城作战，“不解带、不交睫、头发尽白”，日夜坚守在城墙上，激励士兵与城共存亡。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初二，他受伤被俘，被清兵绑在城门楼上纵火烧死。牺牲场面英勇悲壮。后人因怀念他，长时期内传说他并未死，而是遁去为僧。济南参政邓谦，在战役最激烈的关头，在城墙上坚守十昼夜，亲自架炮向清军轰击，直至“矢尽石穷”，城陷后，他仍执劲弓射杀清兵多人，后负伤为清兵杀害。此外还有很多人散尽家财招募乡邻组成乡兵抵抗清军，直至战死。

天崩地解，朝纲更迭，正是考究一个人的性命、节操、气概、高贵的时候，也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面临多种选择的时候：是投降变节，还是抵死殉国？一个城做出了选择——这选择叫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不追问自己忠诚的对象到底值不值得爱戴，也来不及追问，他们对职责恪守的本能反应、对脚下土地和民众的爱护情切都让他们成为不容置疑的英雄。就像一个来不及脱掉衣服就跳下河去救人的人一样，都出自一颗良善、正义之心。这样的人越多，一座城、一个国家、一个星球沦陷的可能就越小。

而那些壮志未酬的人，那些报国无门的人，那些血泪迸溅的人，那些内怀深情的人，都仿佛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人，鲜活生动：谁与谁书写绝笔，自责不能再膝前尽孝；谁挽谁的手泣哭：君死妾不独生；谁在炮火里一脸黧黑部署战略，眼中时而闪现出苦等援军不到的焦灼；谁又在敌军攻入的最后一刻垂手而立，为不能护佑满城苍生黯然伤神……隔着历史，隔着不可穿越的空间，一个个场景依然动人魂魄。

然而，也许是因为地缘或政治的原因？因为历城非京城，属“偏师”；因为布政使、知县非高官，是芝麻官？历史只记住了文天祥、史可法，却少人知晓张秉文、韩承宣（甚至，在两次战役中都表现十分刚烈英勇并献出生命的山东巡抚宋学朱、济南参政邓谦，较之张、韩、铁铉等，更为籍籍无名）。然而他们的英勇雄壮，他们的大义凛然，一点都不比前者少。

清兵攻入济南之后，大肆抢掠，将年轻妇女、少年掳走，“杀掳人丁八千八百五十一丁”，济南府属所有耕畜，也都被清兵掠夺殆尽，这在济南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清政府洗城之后，又建新城。再后来，为了巩固统治，“教忠教孝”，居然大肆褒扬抗清明臣——这算有魄力、够包容，还是弄权邪术？不得而知，或者二者兼具。然而，此举却无意中成全了一个泉——其间，为纪念宋、韩二人忠贞殉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济南建立了“双忠祠”。祠内原来有丰碑四座，由名家撰文书写，可惜后来均下落不明。掘地建祠时，地下忽然涌出一泉，水流不息，于是，以祠命名为“双忠泉”。山东督学赵申季当时作《双忠泉记》，勒石于泉边。谁都不怀疑，那涌泉，是烈士血。

《双忠泉记》记曰：“……以两公当日誓众撄城，登陂却敌，志欲扶倾大厦，一时见危授命，虽值时运，然成仁取义，视死如归，此其气之孤行独往，真足以撼日星，摇山岳，惊风雨，泣鬼神矣！……”

这没有公园光滑圆满的围墙庇护、一时脏了塞了、一时又被几户周围老住家跳进去腥的臭的掏干净救活过来的泉，静静眯着、常常发呆、时不时陷入哀愁、透着寒酸和猥琐的泉，用老老实实、敛手敛脚的传统隶书题名的泉，原来竟是一个壮怀激烈的泉，收藏了这么缤纷错落的枪炮声做平仄，更有冲天的浩然正气做了诗眼——民族之间的战争无分对错，人类之中的忠义大道永存。

还是古人总结得棒：“故以至柔之质而发为刚之慨，以自见奇邪！”

因此，可不可以揣想，这眼泉，被覆上铁丝网、遮盖板，也不全是为了吃水的干净？

（这样的想法多少让我的心稍稍回了一点暖——尽管到底，也还是人与泉，我们和它们，别过头去，彼此两忘。）

远处，灯盏亮的多起来了。天空高阔，裹紧风衣，站在一阵比一阵凉的风里，在秋天的夜晚，听得见心鼓也似咚咚擂跳的时刻，这个想法格外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