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与高適的《别董大》

在古代诗歌中，送别是一个常见的题材；而在大量的唐人送别诗中，名重一时、流传最广的恐怕要推下面王维写的一首《送元二使安西》了：

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诗在当时被谱成乐章，名《渭城曲》，后又别称《阳关曲》或《阳关三叠》。唐代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有灞桥，西有渭桥。凡送东行客的总是送到灞桥；送西行客的总是送到渭桥，也就是杜甫《兵车行》里所写的咸阳桥。渭城在渭桥边，有渭城馆是叙别、饯行的处所。诗的前两句以景托情，描写送别时的天气、送别地的物候，而以杨柳暗示折柳送别的场景；后两句是从劝酒词中点出去路的遥远和临别的心情。这里写的是实地、实景、实事、实情。

也许因为唐时西域多事，西行出塞的人络绎于道，诗中所写的渭城话别、西出阳关，对当时人特别有普遍意义和亲切感觉，在一般离席别筵上都可以应用，所以这首诗一时间不胫而走，成为广泛流行的歌曲。在一些唐人的诗篇中曾提到它的唱奏情况，如刘禹锡的《与歌者何戡》诗：二十馀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还有：白居易《南园试小乐》诗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句，李商隐《饮席戏赠同舍》诗唱尽《阳关》无限叠，半杯松叶冻颇黎句，以及谭用之《江馆秋夕》谁人更唱《阳关曲》，牢落烟霞梦不成句，等等。到宋代，它仍在被人歌唱，但原来的唱法已经失传。苏轼《东坡题跋记〈阳关〉第四声》说：

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语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矣。

这一考证，较有依据。此外，对三叠唱法还有许多推测，如田艺蘅在《阳关三叠图谱》中列举了九种唱法之多，但都未必可信。这里，不必详考原来的三叠唱法，它无非是通过重复叠唱，获致长言永叹的艺术效果，从而充分表达依依惜别、殷勤劝酒的情意。歌唱时伴奏的主要乐器应当是笛子，据《唐诗别裁集》云：相传曲调最高，倚歌者笛为之裂。

这首诗之所以享有盛名不是偶然的。它写出了当时人人习知的眼前景，也写出了别筵上人人共有的心中情、人人想说的口边话，既能使送别之人也能使远行之人产生共鸣。但刘辰翁在《王孟诗评》中推为古今第一，王士禛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中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作之一，则未免推崇过高。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说：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这更不符事实。事实上，唐人的送别诗中，尽多在意境和风格上与王维的这首诗迥然不同而又足以与它比美的佳作。下面高適（字达夫，约 700765）的《别董大》二首之一就是一例：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

对照高適与王维的两首诗，它们在写法上都是上半首写景，下半首抒情，上下衬映，情景交融；但在内容上，两诗所写的景和所抒的情各异其趣。就情与景的两相衬托看，《别董大》是以黄云堆雪、北风吹雁的苍凉景色从正面来烘托气氛，渲染行色；而《送元二使安西》则以渭城朝雨、客馆柳色的悦人景物从反面来衬映此去阳关万里、行将远离故人的旅怀别绪，它很像《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句，如王夫之在《诗绎》中所说，是以乐景写哀。再就情与景的交相融合看，《别董大》是以雄远荒阔的画面与所显示的宽广豪迈的胸怀相浃洽；而《送元二》则以令人留恋的春光与依依惜别、殷勤劝酒的情意相会合。更从诗篇的中心内容看，《别董大》以莫愁前路无知己句为中心，使所写的景和所抒的情都给人以开朗昂扬的感觉；而《送元二》则以西出阳关无故人句为中心，使所写的景和所抒的情都染上黯然消魂的色彩。

诗歌取材于生活。在生活中，当与至亲好友分离时，产生一些惜别之意、惆怅之情，本是人情之常；加上古代交通不便，行旅艰难，一般诗人又多仕途坎坷，宦游无定，亲友之间更容易产生离多会少、别易聚难的想法。因此，一些诗篇写到远行和离别时，情调往往是凄黯伤感的；而这，特别在古代，正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和感情，是送别诗的常调。王维的《送元二》诗可以目为其中的出类拔萃之作。高適的《别董大》诗却一反常调，变悲伤之语为豪朗之词，变凄婉之声为刚亮之音，在这一点上，在古代送别诗中是不可多得的。但由于它所表达的不是典型的送别感情，终究只能视作别唱。它是为别董大

而作，这位董大多半是当时有名的乐师董庭兰；就诗的内容而言，也只有对这样一位已经名闻遐迩的艺人才适用。这就不能像《送元二》诗那样容易引发人的共感，那样在离席别筵上广泛传唱。在这一点上，它终输一筹，因而在当时和后代都不能不让《送元二》诗独享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