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商君书》

简介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商鞅著，共五卷二十四篇，主要是记述商鞅的法治思想和政治、经济主张，也载有一些关于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材料。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战国时卫国(今河南淇县、滑县一带)人，亦称卫鞅。在秦国被封于商地，故称商君、商鞅。他是先秦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秦孝公之际著名的“商鞅变法”，即是其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实践。变法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和法治，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秦惠王时被车裂而死。

更法

孝公平画①，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②，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③，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④。”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⑤，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⑥，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⑦：‘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⑧;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⑨。”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⑩，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笑之，知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注释

①平：通“评”，评论。画：筹划。平画，指研究治国办法。 ②正：定，制定。 ③错：通“措”，建立，施行。 ④议：非议。 ⑤亟(jí)：赶快。 ⑥暗：不明白。 ⑦郭偃：春秋时晋国人，曾帮助晋文公实行改革。 ⑧故：古，旧。 ⑨循：遵循。 ⑩因：顺着。 习：熟悉。 孰：通“熟”，仔细。 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五霸：即春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制：约束。 拘：拘泥、束缚。 怒：超过。 曲学：浅陋的见解。

译文

秦孝公在研究治国的办法，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陪着他，一起考虑当时形势的变化，探讨立法的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继承君位不应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当遵守的原则;推行法令务必要显示出国君的明智，这是臣下应有的本分。现在我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但是又怕天下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行动犹豫不决，则不会有成就;做事不果断，则不会有功绩。’既然您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请您快下决心去做，没有必要去担心天下人的非议。况且行为高于别人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会受到他人的诽谤。俗话说：‘愚笨的人常常在事成之后依然糊里糊涂，聪明的人往往在事前就会有所预见。不可以与普通的人讨论创新的事情，只能同他们一起乐享其成。’郭偃变法时就说过：‘讲究最高德行的人不会附和一般人的见解，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同一般人相谋划。’法令，是用来爱民的;礼制，是用来便于做事的。所以对圣人来说，只要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可以不必仿效旧法;只要是对于人民有利的，可以不必沿用旧礼制。”

秦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我听说，‘圣人不改变人民的旧习惯而进行教化，智者不改变旧法令而治理国家。’顺着人民的旧习惯去教化他们，不用费力就会成功;依据旧法令来治理国家，官吏们习惯，人民也安宁。现在如果变法，不按照秦国的旧方式来办事，而改变旧礼制来教化人民，我真的担心天下人会非议您。请您务必慎重考虑!”

公孙鞅说：“甘龙所说，都是一般世俗的言论!常人总是安于旧习惯，学者总是局限于自己所知道的那一套：这些人只是占有官位，墨守成规，没有办法同他们讨论变法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的礼制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称王于天下;五霸所采用的法令不相同，但是都能称霸诸侯。所以，只有智者才能够制定新的法令，而愚笨的人只能墨守之;只有贤能的人才能更改礼制，而不肖的人只得受礼制的约束。受礼制约束的人，是不足以与之谈论国事的;墨守旧法的人，是不足以与之谈论变法的。您就不要再犹豫了!”

杜挚说：“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则不改变旧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则不改用新的工具。’而且，我也听说，效法古代是没有过错的，遵循旧礼是不会出问题的。希望您能再考虑一下!”

公孙鞅说：“古时候，历代的政教各不相同，有什么古法可效?帝王也不是重复治术的，有什么旧礼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实行教化，而不用刑罚;黄帝、尧、舜虽然用刑罚但是不过分;到了周文王、周武王，他们则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礼制。礼制和法令都是按照时代的要求来制定的，制度和命令都必须合时宜，各种兵甲器械的制造都是为了方便使用。因此我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要去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不去效法古代，他们治理的国家照样兴盛;殷纣、夏桀没有改变旧的礼制，但是照样灭亡。由此可见，违反古制的未必要受到指责，而死守旧礼、因循守旧的也未必值得称赞。大王，您不必再犹豫了!”

秦孝公听完说：“好!我听说住在偏僻的地方的人往往会少见多怪，学识浅薄的人则常常喜欢诡辩。愚笨的人所耻笑的，恰恰是智者所怜悯的;狂妄的人所高兴的，往往是贤能的人所忧伤的。现在，即便是人们以世俗的想法来非议我，我也不再犹豫了!”于是便发出了开垦荒地的命令。

开塞①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②。亲亲则别③，爱私则险④，民众而以别、险为务⑤，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⑥。务胜则争，力征则讼⑦。讼而无正⑧，则莫得其性也⑨。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⑩。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

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相出为道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由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不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51〕。

注释

①开塞：塞，闭塞。开塞，排除障碍。 ②道：原则;亲亲：爱自己的亲人;爱私：贪图私利。 ③别：区分。 ④险：恶，奸险。 ⑤众：多;务：专心要去做的事情。 ⑥征：夺取。 ⑦讼：争吵。 ⑧正：衡量是非的标准。 ⑨性：指个人的欲望、要求。 ⑩说：通“悦”，乐。 上贤：即尚贤。 出：推举。 有：通“又”。 承：接着。 禁：法律。 司：掌管。 一：统一。 弊：败坏;易：变化。 绳：准则。 知：通“智”，有才智的人。 生：通“性”，本性、天性。 致强：达到强盛;征：讨伐。 怀：抱，具有。 并：通“摒”，排除。 退：抛弃。 脩：通“循”，遵循。 虞：舜，传说中的贤君。 上：通“尚”。 废：通“发”，开。 三代不四：指夏、商、周三代之后再没有出现可以与之相并提的第四个朝代。 启：说明;效：效果。 以：通“而”，并且。 贸、易：变换、颠倒。 由：遵守。 佚：过失。 威：畏，害怕。 正：统治。 治国：治理得好的国家。 削国：衰弱的国家。 终：终极，指重罪。 将过：指轻罪。 告奸：揭发罪行。 兵：战争;少：逐渐。寝：停止。 反：通“返”，返回。 藂(cóng)：通“丛”，聚处。 上：首领。 康：安。 广：大;胜法：任用法。 劝：勉，劝导。 求：追究。 〔51〕藉：通“借”，凭借。

译文

天地形成之后产生了人类。在那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爱自己的亲人和贪图私利是他们所奉行的原则。只爱自己的亲人，则产生亲疏差别;贪图私利，则心存奸险。人口多了，每个人都注重亲疏之别、存心奸险，这样天下就陷入混乱。这个时候，人们总是力求胜过对方，都竭力夺取财物。力求胜过对方，就会有斗争;竭力夺取财物，就会发生争吵。争吵而没有衡量是非的标准，人们也就无法满足个人的欲望。因而贤人便创立了中正的原则，倡导无私，于是人们都喜好仁慈了。这时，人们抛弃了只爱自己亲人的做法，树立了尊重贤人的原则。

凡是仁慈的人都致力于爱人利人，而贤能的人则以推举别人为自己的原则。人多了，却没有制度，老是以推举别人为原则，社会就会又陷入混乱。因此圣人应运而生，划分了土地、财物、男女的界限。界限确定了，没有法制不行，于是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没有人实行不行，于是设置官吏;官吏设置了，没有人来统一管理不行，于是设立国君。既然设立了国君，人们自然抛弃了尊重贤人的做法，树立了尊重贵人的原则。

因而，上古时代的人只爱亲人，贪图私利;中古时代的人尊重贤人，爱好仁慈;近古时代的人尊重贵人，尊重官吏。尊重贤人以推举为原则，一旦设立了国君，贤人也就没有了用处;只爱亲人以自私为原则，一旦提倡中正，自私也就行不通了。这三个时代，并非行事彼此矛盾，只是因为人们所遵循的原则破坏了，因而他们所注重的东西也就发生了改变，社会情况变化了，因而采取的治理方法也就不同了。所以说，帝王之道是有一定准则的。

帝王之道是一个方面，人臣之道也是一个方面，他们所遵循的原则虽然不同，但所依据的准则却只有一个。因而，如果民众都愚昧，那么有才智的人就可以为帝王;如果民众都有才智，那么有力量的人就可以为帝王。民众愚笨，那么虽然力量有余，但是才智不足;民众有才智，那么虽然智巧有余，但是力量不足。人的天性是：缺少知识就会去学习，力量用尽了就会屈服。因而神农氏教人们耕种，而成为帝王，是由于人们要学习他的知识;商汤、周武王兵力强大之后征伐诸侯，诸侯是屈服于他们的武力。民众愚笨无知，则求教于人;民众有知无力，则屈服于人。因而，凭借知识而成为帝王的人是不用刑罚的，凭借力量而征服诸侯的人则抛弃德教。

圣人不效法古代，不拘于现状。效法古代，则落后于时代;拘于现状，则不能因势图变。周代不效法商代，夏代不效法虞舜，三代形势各异，但均能称王于天下。因而成就王业是有一定方法的，维持王业则另有一套方法。武王因造反而取天下，却倡导服从君主;他夺取了天下，却崇尚退让。武王是以武力夺取政权，而维持政权则用道义。如今，强国兼并扩张，弱国竭力自守，上不如虞夏之时，下不能效法汤、武之事。汤、武之道被堵塞了，因而万乘之国就诉诸于战争，千乘之国则忙于自守。帝王之道已经被堵塞了很久，而当世的君主没能去开辟出新的道路，所以也没能出现可以同三代相提并论的第四个朝代。这样的道理，不是明君是不会听取的，现在我愿意从政治效果上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人纯朴忠厚，现在的人则奸巧虚伪。因而在古代有效的统治方法是将道德放在首位，实行德治;在今天有效的统治方法是将刑罚放在首位，实行法治。这一点，是世俗的人所迷惑不解的。现在人们所说的“义”，就是要树立民众所喜爱的东西，废除民众所厌恶的东西;所谓的“不义”，就是树立民众所厌恶的东西，废除民众所喜爱的东西。这样，“义”与“不义”两者的名称和实际内容都被颠倒了，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树立民众所喜爱的东西，民众会受害于他们所厌恶的东西。树立民众所厌恶的东西，民众反而会享受到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何以知道是这样呢?因为民众忧虑就会深思，深思就会遵循法律;民众安乐就会放荡，放荡就会有过失。所以用刑罚来统治，民众就会害怕，害怕就不会有奸邪;没有奸邪，民众就能享受到他们喜爱的东西。而用“义”来教化民众，民众就会放纵，放纵了就会混乱，混乱了，民众就会受害于他们所厌恶的东西。由此可见，我所说的刑罚，便是“义”的根本。而世人所谓的“义”，则是残暴的来源。治理民众，如果用他们厌恶的东西来治理，民众必会得到他们所喜爱的东西;用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来治理，民众必会受害于他们所厌恶的东西。治理得好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因而成就王业的国君用九分刑罚，一分赏赐;而衰弱的国家，则九分赏赐，一分刑罚。罪过有大有小，因此刑罚也有轻有重;善行有大有小，因而赏赐也有多有少。这两者，是世俗常运用的方法。人们犯了重罪的时候才用刑罚，奸邪之辈就不会消除;赏赐用在人们所认为的“义”上，犯罪就不会停止。刑罚不能消除奸邪之辈，赏赐不能阻止犯罪，必定会产生混乱。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应当将刑罚用于轻罪，那么大罪也就不会产生;将赏赐用在告发奸人上，那么小罪就不会被忽视。治理民众能够做到大罪不发生，小罪不忽视，国家就会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就一定会强盛。一国实施这样的方法，则一国安定;两国实施，则战争渐止;普天下行之，则至德可复。这便是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则是与残暴相连的道理。

古时候，人们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一个首领。由此可见，天下人之所以乐意有首领是为了求得社会安定之故。如今有了国君若是没有法律，那它的危害就如同没有君主一般;有法律若不能克服混乱，那就与没有法律一样。天下之人不乐意没有国君，但却喜欢破坏法律，这样的情况会使全天下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对天下民众有利的事，莫大于社会安定;而要使社会安定，则莫过于立君;立君的原则，莫大于执行法律;执行法律，莫急于杜绝奸邪;杜绝奸邪之本，莫重于严刑。所以，成就王业的人应当以赏赐来禁止犯罪，用刑罚来劝诫民众，只追究罪过，不寻求善行，依靠刑罚来去掉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