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月七日，高适在蜀州作《人日寄杜二拾遗》：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流寓潭州的杜甫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锦里春光空烂漫，瑶墀侍臣已冥寞。潇湘水国傍鼋鼍，鄠杜秋天失雕鹗。东西南北更堪论，白首扁舟病独存。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处觅王门。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长笛邻家乱愁思，昭州词翰与招魂。

两位大诗人的唱和，不仅时隔九年，而且一存一亡，堪称死生相隔的唱酬名篇。

杜诗序言中交代了写作缘由：“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馀年，莫记存没，又六七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爱而不见，情见乎辞。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所谓“已十馀年”“又六七年”，均为约略之词。高、杜的生平行迹都比较清楚，这两首唱酬诗的写作背景如下：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五月，高适出任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六月到任。杜甫在秦州（今甘肃天水）闻知后，曾寄诗与之（《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是年冬，杜甫来到成都，寓居城西之草堂寺。高适听说后，即寄诗问候，杜甫作诗相酬。次年即上元元年（760）初秋，杜甫曾寄诗向高适求助：“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九月，高适转任蜀州（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曾前往相晤。上元二年（761）正月七日，高适作《人日题诗寄杜二拾遗》。是年冬，高适亲往草堂访问杜甫。蜀州距离成都不过百里，杜甫曾屡次赴蜀州访问高适，高适则时时接济杜甫，交往甚密。宝应二年（763）二月，高适就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因与吐蕃作战失利，于次年即广德二年（764）正月被召回长安。此时杜甫在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地避乱，未能前往成都依之。当他得知高适被召回京后，曾作《奉寄高常侍》云：“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永泰元年（765）正月，高适卒于长安。噩耗传开时，杜甫正在忠州（今重庆忠县），乃作《闻高常侍亡》以哭之：“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由此可知，在杜甫入蜀以后的十来年间，他与高适这位故友相交甚笃。后人或云：“高在时，公颇不满之，死后却追思流涕者，公既笃于友朋，不肯自居于薄。”（唐元竑《杜诗攈》）未免求深而近曲。高适虽然没有像严武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杜甫，但多半是机遇所致。只要看二人来往唱和之篇章，惺惺相惜之意渗透在字里行间，不容歪曲。

人日即正月初七，隋人薛道衡《人日思归》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逢佳节而思乡，乃人之常情。高适和杜甫都是中原人氏，都是客居蜀地，“遥怜故人思故乡”一句，实乃同病相怜。异乡逢春，纵然春色可人，亦會徒增感慨。况且正是海内多事之秋，愁眼看春，愁当几何？杜甫作于上元元年（760）的《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云：“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作于广德二年（764）的《登楼》则云：“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几可视为对高诗“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二句的注脚。“身在南蕃”以下六句写的是谁？唐汝询认为是高适自己：“因言我虽作蕃于蜀，无与于政，忧虑颇多，以帝不纳匡正之言，邦国多难，官无常职，今之所居，盖不谋其明岁矣。我向有高尚之志，卒老风尘。”（《唐诗解》）仇兆鳌则认为是杜甫：“下六怜故人。梅柳，人日之景。南蕃，蜀在西南。忧虑，长安经乱。卧东山，以谢安比杜。”（《杜诗详注》）徐增则认为分指二人：“‘一卧东山三十春’，言子美遇主之晚。‘岂知书剑老风尘’，言我亦不得大用，而书剑老于风尘。”（《而庵说唐诗》）歧解纷纭，正因诗人有意略去二人境遇之差异而突出其相同者。高适身为地方长官，但时时调动，堪称“流宦”；杜甫则是名副其实的“流寓”之人，二人皆有异乡漂泊之感。高适因遭李辅国之谗而出为远州刺史，杜甫则早就离开朝廷，二人都已无法参与朝廷政治，只能对江河日下的国势心怀忧虑。高适早年客居梁宋，年近五十方得入仕；杜甫的仕历更像昙花一现，久在草野，如今风尘遍地，二人都是书剑飘零，渐入老境。所以这六句应是高适自抒怀抱，但处处映衬杜甫，主客双绾，堪称投赠诗的绝妙结构。末二句分写主客：高适比杜甫年长十余岁，此时已老态龙钟，却仍安享太守禄秩，故自称愧对四处飘泊的杜甫。孔子曾自称“东西南北之人也”（见《礼记·檀弓》），高适用此语称呼杜甫，既切合其真实经历，又尊重其身份，措辞十分得体。此诗是高适晚年的精心之作，故徐增评曰：“法老气苍，学者须细心效之。”（《而庵说唐诗》卷六）

杜甫酬诗先用四句点明追酬之缘由：自蒙高适赠诗以来，自己居无定处，行李散乱，友人的诗柬也随而沉埋书帙。今晨忽然入眼，洒泪读之，往事历历在目，近如昨日。接下去的八句感叹往事：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时逢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本传），杜诗用“壮士多慷慨”咏之，一语中的。下句说高适“名动寥廓”，亦非虚语。杜甫曾多次赠诗高适，“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意甚虔笃，故曰“凄凄”。高适素怀辅君济时之略，未得伸展，故曰“郁郁”。高适赠诗是在成都附近所写，且曾亲往草堂访问杜甫，故杜甫对往事的美好回忆皆与“锦里春光”相关，这与杜甫追怀严武的诗中写到“锦江春色逐人来”（《诸将五首》之五）是同样的道理。如今自身去蜀，故人早亡，故云“空烂漫”也。高适曾任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乃天子近臣，故杜甫以“瑶墀侍臣”称之，且叹惜其已逝世。“潇湘”句指自己漂泊湖南，“鄠杜”句指高适卒于长安。两句分写双方，不但一存一亡，而且词意相去甚远：“潇湘”在东南，“鄠杜”则在西北；“水国”乃卑湿之地，“秋天”乃高爽之境；“傍鼋鼍”指自身漂泊江湖直与水族为伍，“失雕鹗”谓高适奋击如猛禽而遽殒长空（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云“鹰隼出风尘”），两句之间张力极大，句法矫健不凡。下二句针对高诗末句大发感叹：当年高适称我为“东西南北人”，如今更与谁人论说？只剩下老病之身转徙于江湖之间。于是诗人神思飞扬，分写四方：遥拱北辰，乃心王室，然而寇盗进犯，势若纠缠。东望沧海，欲挽海水以洗乾坤，可惜徒属空想。西塞则蕃人连年侵扰，肆意纵横。南方则因中原多故，衣冠纷纷奔逃而至。总之四海沸腾，竟无一方宁土！那么诗人能到何处觅得栖身之所呢？深深的孤独之感使他格外思念远方的友人：既善文辞又好道术的汉中王李瑀，以及昭州刺史敬超先。然而全诗主题毕竟是追和高诗，于是末联又重及高适：昔时向秀闻笛声而怀故友，乃作《思旧赋》。敬昭州亦长于词翰者，请你吟诗作赋，为招高适之魂！

如上所述，高、杜二诗皆是情真意挚，体现了尔汝无间的亲密友谊。写法皆是绾合双方，或互相映衬，堪称唱酬诗的一对典范之作。更可贵的是二诗的写作竟然时隔十载，而且相隔生死。高适的原唱在其集中编于编年诗的卷末，杜甫作此诗后不到一年随即离世，二诗虽非高、杜的绝笔之作，但都作于垂老之际。古人最重“生死之交”，高适和杜甫的这两首唱酬诗，堪称超越生死之隔的友谊颂歌。千载之下对照读之，仍然感人肺腑。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