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揉碎的时光里捡拾记忆——《朔方·固原专号》小说浅评

◎钟莎

2018年第四期《朔方》推出了“固原专号”，我想这既可以看作是对固原作家这一创作群体的认同，也昭示着固原作为宁夏一个特定区域，其创作的日益繁荣。作家们以各自的人生体验，构筑起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小说、诗歌、散文和评论精彩纷呈。我选择小说作为对此专号进行评论的切入点，是因为，小说对人生繁复性的书写远远高于其他文学样式，而它所标榜的虚构性质，也使作家情感的抒发更恣肆和真实。

《朔方·固原专号》，共收入了六部短篇和一部中篇，这七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展示出了对记忆的迷恋。《底色》中的“我”，跪在冰冷的地板上，在记忆的时空穿梭，串联起母亲张桂香辛酸的一生；《周吴小学的春天》，吴学谦在生源流失的叹惋中，将记忆触及初为校长时学校有过的辉煌；而《王居士》和《猎手》，视线抵达了历史的纵深处，对人性扭曲和价值失范作了沉痛的反思；《顺英的新年》和《飞蛾》，在漠漠茫茫的悲哀与贫穷里，顺英和庞四奶奶都选择向回忆汲取温暖、填补哀伤；《手》这篇小说，在时过境迁以后，曾经迷恋的双手，以灵魂叩问的方式，一次次侵扰着麻熹之梦，更显示了记忆的绵长与坚固。

文学是对生命的一种陈述和记录，生命本身的驳杂性，注定了文学的多样风采，通过此次小说创作，我们得以瞥见不同的人生形态和生存面貌。无论是城市和乡村的互为对照，还是历史与现实的纵深思考，在小说的世界里，人性永远是投注的焦点，无处遁形。李继林《周吴小学的春天》以一种温软的笔调，对现代文学里一直以来被作家喻为寻梦之源和灵魂安放之地的乡土世界，作了一次最深情的礼赞。周吴小学被描写成一处桃源般的所在，美得让人心醉。素朴的人情之美点缀其间：吴校长为贫困学生贴补学费，对王老师的理解和同情，以及对弟媳和侄女的关心；蔬菜店女老板不立契约的诚信；吴校长老婆无私送鸡蛋的行为；弟媳对吴校长的坚守的支持……使其有了如同沈从文笔下《边城》世界的透明和纯净，成为一幅绝美的乡村风情图。然而，周吴小学毕竟受着城镇教育的袭击和侵扰，时时面临倒闭的危险，生源的流失，办学的艰苦，这是烙在吴校长心中的隐痛，因此，小说又流淌着一种诗意的哀伤；情感的节制，又使其区别于刘醒龙《凤凰琴》的悲壮和凄怆。作为乡村学校的最后一位守望者，吴校长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维持着教育应有的体面：在喊着“上课”“下课”这样一种充满仪式的呼声中，维系着乡村教学的最后一丝荣光。六个学生，两位老师，一位做饭师父，一口破钟，一株老槐，残破的生存环境，却并不凄楚，因为这片乡村土地上，有吴校长这样的人物，他们以对教育的敬畏孕育出了教师的尊严，以此扛住了时代的重量，彰显着高贵。

如果说乡村是诗意的所在，与之相反，城市给予人的印象仿佛永远是冰冷和无情的，世态的冷漠制造出了四处蔓延的孤独与抑郁。马晓雁的《飞蛾》以一种蒙太奇的手法，将各色人物和生活场景进行自如地转换，类似于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用最快利的镜头攫来人生的一个个片段，片中人各自的心理和生活轨迹，就构成了人生百态。第一个片段中，以庞四奶奶的视角，牵连出了因工失去胳膊的长生，与狗争食的乞丐，匆忙行走的女教师，从事性工作的胖女子，以及她不争气的儿子和日渐疏远的女儿；而第二个片段中，镜头切近到长生，做最精微的观察，他不幸的经历呈现出来；第三个片段，又切换成女教师肖芬的视角：在小巷子里生活的人们成为一个个剪影，庞四奶奶的女儿横遭车祸，大搞形式主义的肖芬的学校，胖女子的工作经历。在这一个个片段里，城市人情感的疏离、淡漠，让整座城市笼罩在一层阴冷恐怖的迷雾中：亲情被仇恨和仇杀所代替；挖煤工人的生命被践踏，无处申诉。城市弥漫着的近乎兽性的咬嗜和掠夺，是作者对城市所作的最为精微的呈现，也引发着人们对城市文明病的思考。

与《周吴小学的春天》对乡村所作的最深情的礼赞不同，《飞蛾》对城市进行了无情的鞭挞，火霞《顺英的新年》，却选择以最秉正的姿态，肯定了鬼魅神秘的城市所具有的最大吸附力：在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现代社会，我们无法否认城市生活的便捷及其所提供的发展机遇。于是，顺英作为进城的乡下人，带着一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倔强，出租房里阴冷的住宿环境、工作中被城里人防御的难堪，都无法阻止她想在城市寻求一席之地的决心，颇有一种李进祥《屠户》中马万山破釜沉舟的气概。而《屠户》以儿子的惨死为结尾，使其成为一则现代城市的寓言。《顺英的新年》以温和的叙述姿态，描述了乡下人这一群体之间的互相守望：无论是顺英送油饼、油果子给孤寂的大叔大婶，大叔大婶回以心疼的感激，还是顺英将病室里遗留的物资分发给同样贫困的同城姐妹，这种乡村人之间的默契与体谅，使他们暂时从城市的残酷本性中得以抽离，也是文中存留的一处明丽的色彩。在文本的最后，当顺英的贫穷被其他小孩子进行赤裸裸的嘲笑之时，短暂的沉默与怨恨之后，她说出的一句“全家人一个不落，去洗澡，都给我洗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也可以看作乡村人骨子里的韧性与倔强的生命力，可以帮助这样的群体，抵抗城市的压力，赢得一个美好的未来。

与立足对当代的乡村、城市作一次全方位的展示不同，《王居士》《猎手》和《手》，却选择在历史的纵深处寻找人性异化、人生变形的根源。

《王居士》是李继林创作的一部颇带反思性质的小说，王红兵作为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将一切求神拜佛、占卜算卦都看作封建迷信，这样一个人，在奇痒难治的病痛的折磨之下，在一切救治宣告失败之后，终于皈依了佛门，法号“思贤”，与运动之前自己的本名不谋而合，使文本弥漫着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皈依之后，王红兵带着一种反省的姿态审视过去的所作所为，对寺庙的破坏、对神像的不恭，一个扭曲的时代旋即浮出水面，同时，也纠引出王红兵心中的隐痛——对老东家刘成德的迫害，导致其惨死。东家儿子刘拴狗的出现，使其在恐惧的心理动机驱使下，希望凭借对刘拴狗的金钱救助，来进行灵魂的救赎。当王红兵突然倒在地上，文本多了一种强烈的因果报应的暗示，当年刘成德就是头直接着地，折断脖颈而死。《王居士》王红兵对自我所作的沉痛反省和救赎，王红兵看似是一个迫害者，其实在无形中也是时代的牺牲品。

与《王居士》在历史的反思中侧重自我救赎不同，王玉玺的《猎手》将笔触深入到颠乱的时代，勾画出价值失范后普通人的不幸命运及与命运抗争的历史。小说从儿童视角出发，以“我”的叙述勾连起了爷爷的不幸命运。一个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战斗的英雄，面对时代的挤压，只能做最深沉的叹惋和最深切的隐忍，他的步步退让希望求得一世平安，由于是以孩子的眼光进行囊括，爷爷的悲哀才显得真实而有分量。只是爷爷所以为的社会会越来越好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他的悲哀离世也并未宣告残酷时代的结束。命运的沉疴移动到二叔的肩上，二叔作为父亲心中真正的猎手，在二妈被队长孙兆龙调戏后的哭声中，终于仰天长叹，走向了最辉煌的战场，射杀了孙兆龙，完成了他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猎杀。二叔是一位孤胆英雄，以一己之力对不合理的时代进行了最激烈的对抗，即使是以生命作为代价。

与上述两篇不同，柯万昌的《手》，历史背景极其模糊，作者有意淡化时代的幕布，而将目光集中在对人性的挖掘。史铁生说：“文学和艺术，从来都是向更深处的寻觅，当然是人的心灵深处”，在《病隙碎笔》中，“手”作为一种极美事物的象征，激起了麻熹极强的占有欲，在一种近乎变态的迷恋中，他将那双手砍下，埋在窑洞里一处隐秘的坑中，不时轻轻抚摸。王玉玺抵达了人性的幽微之处，人对美丽的占有、人性的贪婪，是无法摆脱的根性，只是麻熹在十几年后依然被噩梦惊扰，是否也隐含示着作者对世人所作的一次警醒：占有不属于你的，原本就是一次心灵的冒险。

作为七篇中唯一的一部中篇，马金莲的《底色》，在时间的畅想中，三代女性的命运跃然纸上。当“我”跪在冰冷的地板上，思绪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由切换，于是，母亲张桂香的坎坷命运，“我”的成长隐痛，外奶奶的沉默离世，所牵连出的人和事奏响了一首生命的哀歌。张爱玲说：“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也许是对这篇小说所表达内容的最准确写照。这是一篇有关回忆的小说，即使没有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纤细与宏大，但它终究表达出了作者对于时间的感受。母亲和小姨娘因为同一个男人，分道扬镳，互相仇恨，但是在各自的不幸后，又言归于好，放下所有的怨恨；“我”成长的艰辛，承受着母亲嫁接在我身上的对父亲的仇恨，最终在“我”成为母亲后，达到了对上一代人的谅解；“我”潜藏在心的对完整家庭的祈愿，也最终随着父亲马忠长的逝世而烟消云散，所以时间才是小说的主人公。它将一切雄伟坚硬的东西消解、风化，淹没了一切的仇恨与不堪。《底色》揭示出了生存的某些本相，在亲情的面纱下，我们也可一窥其中的嫉妒、计较和琐细。马金莲有着惊人的透视生命和生存本质的能力，在绵延的回忆里，也揭示了女性生存的不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以上七篇小说，乡村与城市作为两个不同的眺望窗口，当下与历史成为书写的两层解剖面，为我们展现出了固原文学创作的无限丰富性与可能性。文学作为一种灵魂的救赎圣地，也是欲望年代的守护神，作家们的书写，熔铸着他们各自对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形成于文，成为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疲惫沮丧的光阴里，为读者带来一次次灵魂的放空与洗浴。借用马金莲《底色》的结尾作为此次评论的结束：“深蓝的底色上，是无边无际的辽阔”，生命是辽阔的，它的底色是什么，作家们各自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对底色的不同理解，却可以呈现生命最驳杂的状态。那些涂抹于底布上的色彩，就是人生的每一个侧面，让我们做一次记忆的回顾，在揉碎的时光中，拼凑出属于你我不同的记忆，作一次生命最为真切的礼赞。

钟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