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嘲袁枚

小眠斋里苦吟身，才过中年老亦新。
偶恋云山忘故土，竟同猿马结芳邻。
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
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

上面这首诗在袁枚集中不算最上品，它的可贵，在一个真字。诗人能坦露自己真实的心迹，不掩饰，不矫情。让世人看到一个真我，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不多见的。

诗开头写诗人小眠斋里时，对自已一生的审视和反思。此时，作为一个诗人的苦吟之身，在人生道路上已经开始进入垂暮之年了。对此，他没有为失去年华而悔恨，而是幽默地说；自己才过中年，即使可称之为老，也是新老呀！诙谐，乐观，不愧古之达人也！

回顾这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呢？偶恋云山忘故土，竟同猿鸟结芳邻。袁枚对生他育他的故土是很有感情的。他在《随园诗话》中有一段记载：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苏小，六朝时南齐著名歌妓，家住钱塘，常坐油壁车。六朝乐府中就有《苏小小歌》，唐代李贺、温庭筠、张祜都有歌咏她的诗。袁才子也是钱塘人，颇以故乡的人文胜迹自豪，对那位六朝时代的苏小也投以深情的一瞥。然而连他自己也没料到，如今为了恋云山，竟然去同山猿林鸟做邻居，忘却了钱塘故土，连自己当年在上官面前极力袒护的可爱的乡亲苏小小都丢到脑后了。

原来诗人在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袁枚本来也是走读书做官的传统道路，二十四岁中进士，被派到江南地区做知县。可是，七八年官衙生涯，使他深深感到官苦原同受戒僧，而自己是个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好名人字画、又好书的人，做官那一套与自己的个性太不相合了。于是，他用三百两银子，买下南京小仓山北巅一座私人花园，加以修葺：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名曰：随园。峻工后，便告辞官场，退居园中，过他同猿鸟结芳邻的生活了。

有官不仕偏寻乐，就是指自己退居随园这件事。意味深长的是：他修葺随园，处处突出一个随字，即顺应自然景物本身的特性，实际上这也是表示他的人生态度，同样重在一个随字，即顺应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千万不要违反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为铭记这一点，他干脆自号随园了。当然，果真要随性所适地去生活，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袁枚就曾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园居三年，积蓄用光了，开始闹经济恐慌。在亲友妻室的怂恿下，他怀着入山愁我贫，出山愁我身的矛盾心情，又到陕西去做官。但不满一年，与陕西总督不合，又告长假回归随园，这才永远离开了仕途。此后，袁枚居随园而常出游，往返于南京与扬州、苏州、杭州之间，更有几次远游桂林等地，到八十老翁时，仍徜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诗人赵翼称他：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赵翼说得不错，袁枚除了流连山水外，还时传金屋藏娇的艳闻，他在这首《自嘲》诗中，也坦白暴露自己的思想：无子为名又买春。有趣的是，这位公开宣称六经尽糟粕的风流才子，对孔老夫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却奉若神灵，打起传宗接代的堂堂正正之旗，千金尽买群花笑，聘娶了一个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本来这类事在封建社会司空见惯，包括那些名儒、大儒、纯儒，有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偏偏这位袁才子不仅这样做了，还要张扬出去，并且把自己的真实动机公之于世，说什么无子为名又买春，坦白承认传宗接代是假，寡人好色是真。

袁才子在这方面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说：人欲当处，即是天理。他还说像周文王这样的大圣人也有男女之欲，《诗经》第一篇不就说他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么？言下之意，何况我袁某人呢！实际上还是那一套生活准则：一切顺应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他有一位爱妾聪娘，袁枚赴陕西任职时，心中怎么也丢不下她，连写了六首《寄聪娘》，其二云：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这也是做官与寻乐的矛盾，他感到人间万户侯不如一枝花对足风流。这大概也是他坚决离开仕途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官不做了，每天在随园里看看风景，谈谈爱情，写写诗，他自我解嘲地说：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他曾自负有匡时济世之才，现在感到好笑了。乾隆时代，盛行汉学考据，宣扬程朱理学，使人感到很压抑，袁枚《遣兴》诗写道：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他认为自己天生的个性既不适宜做官，也不喜空谈道学，更不愿埋头饾饤考据，自己只适宜作个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这位诗人是被天强派的了！

作为一个诗人，袁枚在清代乾嘉诗坛驰骋五十个春秋，写下近五千首诗，成为一代骚坛主。特别他倡导性灵说诗歌理论，使他成了文坛革命家(朱自清语)。自晋代陆机诗缘情之说出，历代主张诗歌抒写性情者不乏其人，但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不能出轨的。而袁枚性灵说，则极力强调写诗者的真性情，作诗必须有诗人之真我，而这个我又必须是不失赤子之心的真人。否则，诗便无性灵可言。袁枚为什么对性情只求其真？显然，他不能让性情受到儒家礼义的约束，当性情与礼义发生矛盾时，他一任性情自然流露。像《自嘲》诗中无子为名又买春这样的句子和《寄聪娘》中那种爱情至上的意味，都表现出一种不拘礼法的独立不羁的精神。袁枚的诗歌主张和他的人生哲学一样，都是强调个人的感情和欲望，具有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的进步意义，是当时诗坛一股清新的空气。

正因为袁枚直抒胸襟的性灵诗惟我所适的自由个性，无所忌讳地表现真我，以致在当时就引起许多非议。有人劝他删去集中缘情之作，袁枚可怎样想呢？他在《答家惠孝廉》中说：瑕瑜不相掩者，玉也；粹然一色者，碔砆也。仆耻为碔砆，方欲暴平生得失于天下，然后天下明明然可指可按，而后以存其真。他一生深恶伪君子、假道学，决意自己做一个真实的人，让世人看清自己的真面目，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