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三国故事就已广泛流传了。北朝时裴松之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征引许多史传杂记，其中就有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也辑录了一些三国人物的奇闻佚事。从李商隐的《娇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来看，到晚唐三国故事已经妇孺皆知了。北宋时，三国故事已被说话艺人带上了讲台，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见《东京梦华录》)。据苏轼《志林》所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畅快。’”可见在宋代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中就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拥刘反曹”的倾向。宋元时期三国故事更被大量地搬上舞台。宋时就已出现搬演三国故事的影戏(见张耒《明道杂志》)；元时演出的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今所知者就多达四十余出(见傅惜华《元人杂剧全目》)。此外，宋元时期还有大量的诗歌记述了三国故事。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宋人记录三国故事的话本，保存到现在最早的一部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话本，是元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书三卷，约八万字，每卷都有两栏，上图下文。从黄巾起义、桃园结义，写到孔明病殁，其内容结构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了。主要的人物形象性格都比较鲜明、突出，有些情节具有民间文学特色，文字粗简，语意不畅，人名地名也时有谬误。可见这是一部未经文人加工润色的民间艺人的作品。诗歌、戏剧、平话所记述的三国故事多有歧异之处，可见三国故事的丰富。它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罗贯中就是以《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为依据，又吸收了民间传说和话本、杂剧的故事，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才写成这部影响深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