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谏水乡,又称“涑水先生”,少年聪明伶俐,读书用功,二十岁中进士,历仕北宋仁、英、神、哲四朝,先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侍读学士,通判并州,为开封府推官,王安石变法之初,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闭口不谈朝政,提举嵩山崇福宫,居洛十五年,专修《资治通鉴》,神宗元丰七年(1084)修成《资治通鉴》,哲宗继位,起用为宰相,尽罢王安石新法,只做半年宰相便死去,享年六十八,一生著述有三十余种。《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用十九年之力呕心沥血所写成,全书三百多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讫后周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历代典章制度记载也较详细,经济材料比较零散,文学艺术方面只有与政治事件相关时才偶然提到。司马光要编修一部通史的愿望很早,在嘉祐年问(1056-1063)就“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在治平三年(1066),他自力完成了秦以前八卷,以《通志》之名进奏英宗,英宗支持司马光继续写下去,在崇文院设书局,许他借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之书,允许他自选助手,由朝廷出经费,从此司马光修史由私修转为由他负责的官修,写书的目的也进一步明确:“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样一部“有资于治通”的著作,当时还没有确定书名,只笼统地称为《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1067)十月,神宗继位,才赐名《资治通鉴》。史料来源十分丰富,除十七史外,还用杂史、小说三百二十二种之多,司马光对各种史料兼容并蓄,不遗巨细,他认为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全无凭,每写一件史事常常参考三、四种书,并在修《通鉴》时,写成《考异》三十卷,以明其取舍之故。编修程序是先由三位助手分别先做“丛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定稿。“丛目”是依照正史的“本纪”和“实录”,把所见到的材料提纲挈领的标注明确,如果对“本纪”“实录”中的材料前后移动,一定要注明。“长编”是在“丛目”基础之上,把所能见到的各种材料按年月日添附,在这道工序,司马光嘱咐他的助手们“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过多不害”。搞不清日子的事附在月后,搞不清月的事附在年后,年代也搞不清,附在事的首尾,无事可附的,约略时间,附在某年之后。定稿是最后的加工,这道工序十分艰巨,从材料去取到考订润色,都要字斟句酌。范祖禹作唐代“长编”六百多卷,经司马光删定,只剩八十一卷了。据黄庭坚所见,草稿在洛阳堆满了两屋,无一字潦草,司马光自称“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编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都是实情。《通鉴》起于周成烈二十三年是由于此前史料少,又有《春秋》三传,没有多少加工的余地,再一点是这一年周威烈王自封韩赵魏为诸侯,从此周礼再也无法维持了,司马光这样画分《通鉴》的上限,是有惩劝深意的,下限止于后周显德六年,即止于宋开国之前,司马光对本朝事不好表态所以只能如此。不过,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他自作《稽古录》一书,后周显德六年以后又自作《国朝百官公卿大事记》和《涑水记闻》,实际上司马光是写了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资治通鉴》是一部贯穿十六朝的通史,在分裂并存几个政权的时代,究竟用哪一国的纪年,这是封建社会里特别讲究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以谁为正统的问题。在三国鼎立时,《通鉴》以魏为纪年,以吴、蜀为闰位,司马光虽然表白这只是“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但他又说“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说明他还是站在北宋的立场上决定正闰的。《通鉴》还在二百零二项史事下附有“史论”,其中“臣光曰”一百一十七,前人论九十六,在十二项史事下有两“论”,两“论”中,有一“臣光曰”者六处,无论是“臣光曰”,还是前人“论”,都表达了司马光的史观,成为《通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资治通鉴》一书揭露统治阶级的许多阴暗面,对农民斗争的事记的较多,还保留了其它史书上所未保存下来的一些材料,也不在《春秋》笔法上下功夫,不象某些正史那样把自然界的灾祥与人事相联系,在叙事上前后一致,珠贯绳联,将文史熔铸于一炉,尤其善写战争。《通鉴》问世后,对后代影响很大,效法,续编、改编,注释的著作很多,形成了专门的学问——《通鉴学》了。宋末元初的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音注》对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乃至草木虫鱼注释甚详,在注中常常发出他怀恋故国反抗侵略的爱国之情,被称为《通鉴》功臣。《资治通鉴》最早的刻本是元祐元年(1086)杭州刻本,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近人章钰《通鉴校宋记》共用九个本子付校,可见宋代刻本之多。“胡注”有元刊本,清人胡克家复刊胡注本,是现存最好的本子。解放后,中华书局标点本,以胡刻本为底本,又附有《通鉴校宋记》,是目前最好的流行本。张煦侯的《通鉴学》,柴德赓的《资治通鉴介绍》是两部研究《资治通鉴》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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