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瑞明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编年史，是宋代史学的伟大成果。赵宋统治者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巩固其封建统治，非常重视史书的编写工作。当时没有一部通贯古今、合乎要求的通史著作。《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读完一遍，很费时间和精力，而且不容易掌握线索及要领。司马光有鉴及此，他立志要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把有关国家盛衰、民生休戚的一些大事都编写进来，对于“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事实，更加注意网罗。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司马光将自己编写的从战国到秦二世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得到赞誉和鼓励，并命设置书局把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司马光在皇帝的支持下，秉承皇帝的旨意，经过十九年的苦心孤诣，编年史完成。神宗看后极为欣赏，以其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特命名为《资治通鉴》。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写《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有刘攽(bān般)、刘恕和范祖禹。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起草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史事，唐代的历史由范祖禹执笔。这三人皆精通史事，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攽的《东汉刊误》，颇受好评；刘恕对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著有《五代十国纪年》及《通鉴外纪》；范祖禹著《唐鉴》十二卷，被尊为“唐鉴公”。他们在《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中，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先由司马光写出提纲，不仅有总提纲，而且还有每年的提纲，尤其对重要年代的提纲抓得很紧。他的助手根据提纲排比材料，以年月日为“丛目”，再将编入的材料逐条进行修订整理而写成“长编”，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最后由司马光修订润色定稿。范祖禹写的《唐纪》六百卷，经司马光删定为八十卷，删繁就简，言必有据，文字精炼，条理清晰，功力极深。其残余文稿留存洛阳的，尚堆满了两屋，有人查阅其中数百卷，未发现一字草书。这种一笔不苟的精神，极其可贵，充分反映他们治学态度的严谨。司马光把自己宝贵的精力都投入到这部书的编写工作，他在进书表上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担任这部书的文字检阅的，是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

《资治通鉴》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60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从战国到五代的兴盛衰落，按年编次，根据史事的发生、发展、了结的过程，分先后层次叙述，时间概念非常清晰。特别是汉以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事，头绪纷繁，以时间先后为序，年经国纬，就显得井井有条了。《通鉴》取材范围极广，举凡正史、杂史、笔记、小说，无不“左右采获，错综铨次”，采用杂史三百余家。赵宋朝廷在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总称三馆。宋太宗建置秘阁，选三馆书珍藏。后三馆皆废，而以秘书省代之。)所收藏的一些珍贵图书，经特许皆可借阅，还借阅了很多私人藏书。搜集的史料很多，所谓“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由于参考资料极其丰富，往往一件事用三四处材料综合写成，内容充实，天文地理、礼乐历数，无不详备。在思想论点中，书中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思想租主张，如选贤任能、信赏必罚，反对阴阳术数及迷信鬼神等。这些是构成其为历史名著的因素。《资治通鉴》是一部有用的史料书，文笔生动，写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以几千字勾划出了三国重要人物形象，写得有声有色，从刘备与诸葛亮的结合写起，接着写了诸葛亮对形势的敏锐观察，同时对鲁肃、周瑜的英勇气概进行了描绘；在描绘周瑜、黄盖火攻曹操“北军”时，出奇制胜的情景，跃然纸上：“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再如写淝水之战，苻秦军一败而不可收拾的情景时说：“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阵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这类精采的描绘，充分说明《资治通鉴》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名著。宋神宗赞扬它是“典型之总会，册牍之渊林”。清代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对原来各种记载中分歧较大的史事，则只选择证据分明、情理近实者修入正文，如唐代的租、庸、调，其中“调”的数字，说法不一，为避免以讹传讹，就撇开具体数字而写为“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絁、布。”司马光对问题的处理非常审慎。他完成《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后，剩下的一些材料，另行编录，辨其谬误，说明其舍此取彼的理由，写成《通鉴考异》三十卷，说明编修《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以解读者之疑，并为后人作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为了便于读者检阅《资治通鉴》，还编出《通鉴目录》三十卷，仿年表体例，从目录中可知某年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又可从目录中检阅原书。但《目录》太简，为弥补这一缺陷，他又写《通鉴举要历》八十卷，这是比《目录》稍详的《资治通鉴》节本，可惜久已失传。

《资治通鉴》一书的研究，成为一项专门学问，称为“通鉴学”。宋代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将《资治通鉴》所载地名，一一考其异同沿革，叙述历代军事据点，要而不烦。朱熹根据《资治通鉴》，提纲挈领，写成《资治通鉴纲目》，每条以提要为“纲”，叙述为“目”，新创“纲目体”史书，极受封建统治者重视。宋末元初，胡三省花了三十年，为《资治通鉴》作注，每遇一难字，即注出音义，精审宏博；他对《资治通鉴》进行校雠，将《考异》及《目录》中的历法、天文和他的注，分别附入《通鉴》本文，为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胡三省的注，对《通鉴》不完备处进行了补充，对错误处加以纠正，对历代的典章制度，考证详备，还有地理考证；凡牵涉以前史事的，注明事见何卷何年，而牵涉以后的，又注明为某事张本，前后照应，引起读者注意；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考异》上的问题也作了辨正、补充。所引史料皆注明出处。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学术价值甚高。

胡三省对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隐微之意，进行了发掘，如对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一节，他流露出亡国之痛。明末清初，严衍历时三十年，详俭十七史，为《通鉴》纠正谬误，补拾缺遗，著《资治通鉴补正》二百九十四卷。这是他呕心沥血的著作，他称这部书为“学识的记里碑”。

《资治通鉴》之所以长期为人们所重视，不少人以毕生精力对它进行校助、辨正、注释，“通鉴学”的研究日益繁荣。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休通史，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编纂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标志。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特别是隋唐五代部分，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所征引的史书，大半已经亡佚，它保存下来的史料就非常珍贵了。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封建史书，全书贯穿着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宣扬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内容的安排上，详于政治，略于经济，文化部分更显薄弱，这都是本书弱点和局限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