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

【原文】

司马公[1]修《资治通鉴》[2]，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缵[3]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兼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4]，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天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5]。此外，如晋、宋诸胡僭[6]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7]，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无关于社稷治乱。而周勃薨，乃不书。及书汉章帝行幸[8]长安，进幸槐里、岐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9]鱼池，登青冈原，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如此行役，无岁无之[10]，皆可省也。

【注释】

[1]司马光：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初字公实，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司马池之子。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籍陕州夏县（今属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2]《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3]缵述：编辑。[4]不侔：不能同等看待。侔，相等，齐。[5]殊费分说：解释起来非常费力。殊，很。分说，解释，注解。[6]僭：僭越，超越本分，多指地位低下者冒用上主的名义或礼仪、器物。[7]纤悉必书：连细枝末节都详尽记述。[8]幸：帝王到达某个地方称幸或者临幸。[9]如：到达。[10]无岁无之：没有哪一岁没有，意即每年都有。

【译文】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聘请范祖禹一起参加编撰工作，司马光常常通过书写的方式向他讲明编纂的要点，大致想要像《左传》的编年叙事体一样。又对他说：“凡是出现两个在同一年的年号，都要以后来那个继承皇位的年号为准。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同时又是隋恭帝义宁二年，则从正月起便是唐高祖，不可以称之为隋义宁二年。五代梁开平元年正月，就不能称之为唐天祐四年。”所以这部书凡是遇到同一年内出现两个年号的都采用这种办法解决。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它的道理，就会发现其有不通的地方。司马光的本意是想用《春秋》鲁定公为例，在他没有即位时，就记正月是他的元年。但昭公于去年十二月去世，那么第二年的事就不能再放到昭公名下进行记述了，所以虽然鲁定公还没有即位，自然也应当把发生在第二年的全部事情记在他的名下。况且《春秋》内容十分简单，超不过一二十字，看一遍就知道全部的内容了。但《资治通鉴》就不能同等看待。比如，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标题为隋恭皇帝上卷，但直至下卷末尾，恭帝即位，才改元义宁，紧接着便是唐高祖武德元年。这里前后共涉及三卷，而这时候隋炀帝还在世，其中还说到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做过的事情。唐明皇后卷的开头，标明为唐肃宗至德元年，编撰一卷的一半时，才写到太子即位的事情。唐代宗下卷又写道：“皇上正在振奋精神努力治国，不断破格使用人才。”而这说的却是唐德宗在位的事。唐庄宗同光四年，便记载到明宗纪年中，而卷内却记载皇帝命李嗣源（明宗本名）去征讨邺郡（今河南安阳一带），到下一卷开始，庄宗才驾崩。潞王清泰三年，便标题为晋高祖，而卷内却记载了石敬瑭（晋高祖本名）叛乱一事，一直到卷末才写到晋天福的年号。诸如此类的内容，很难解释清楚。此外，还有晋、宋等这样不属正统的少数民族，他们封的王公位，以及任命的大臣、宰相，记的十分详尽，甚至有的记到二百字之多。再比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去世，还有魏国的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他的奴仆等人去世，都是与国家政权和社会安定无关的人。而周勃之死，却没有记载。还记载了汉章帝出游长安（今陕西西安），并游槐里，岐山，又游玩到了长平，住进池阳宫，往东到高陵（以上各地均在今陕西省），十二月丁亥才返回皇宫；又记载了乙未游行东阿，北登太行山，到天井关，夏天四月回到宫里。又记有魏王七月到鱼池、游览青冈原，甲午回宫；八月又到弥泽、牛头山游览，甲子回宫等。像这些游览的事情，每年就不可能不出现的，这都是可以省略不记的。

【评析】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在我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司马光是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编写《资治通鉴》的，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其中隋唐五代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而吴蜀无《纪》；南北朝时期，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记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本身也有不少错误。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着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漏、复、紊、杂、误、执、诬”七病。朱熹则直接批评：“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洪迈在文中提到的年号划分上的失误以及对君主游幸过分的记述，也是《资治通鉴》的两个毛病，而且比其他人提到的问题要小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全力写成，作为主编，他还要分心于其他工作。而这部史书的编写有给皇帝当教材的目的，在史论上就不太容易持平。可见，研究学问，如果不全身心投入，不抛弃功利的目的，就容易出现错误，遭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