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幼年受学于同郡学者谯周，“聪警敏识，属文富艳”，蜀亡前，曾出仕为观阁令史，遭宦官黄皓排黜。蜀亡后，居父丧间得疾，令侍婢调治药丸，被视为触犯礼教，又遭贬责。但其才华出众，举孝廉、为著作佐郎，出补平阳侯相。此时撰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晋灭吴开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蜀、吴书六十五篇，称《三国志》。时人见其稿本“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正在撰著《魏书》的夏侯湛“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遭荀勖排挤，迁为长广太守，陈寿以母老，辞不就，镇南大将军杜预表荐陈寿为散骑侍郎，朝廷任命为治书侍御史。母死，丁忧去职。遵母嘱，葬母于洛阳，清议以为陈寿不以母丧归葬蜀中故乡不孝，又受贬责。数年后，起为太子中庶子，未就职而卒，时年六十五岁。《三国志》为同代人修同代史，应该说取材方便，但是由于封建社会避讳很多，当代的许多真实材料往往不易看到。其材料来源大致有二：一为三国史官所记，一为当代学者所编著的三国史。蜀的材料多为陈寿自己所搜集。《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是别具特色的，它只有纪、传而无表、志，三国各自独立。“魏志”三十卷，“吴志”二十卷，“蜀志”十五卷，魏称帝称后，吴、蜀称主称夫人，陈寿为晋臣，当然要以魏为正统。陈寿在世，《三国志》未公布问世，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称“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于是下诏河南尹、洛阳令，就陈寿家写其书，才得公布。对《三国志》的评价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谈：一、保存了三国的史实，陈寿所写史实，有许多都是亲身经历，比较可靠，又兼其有良史之才，所以超过当时其它各家，成为反映三国时代最好的史书。二、记事简洁，编纂精密，见于此则略于彼，纪、传中所录文章，不象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那样“秽累”。三、议论比较客观，评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价诸葛亮“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评刘备、孙权都能恰当地指出其长短处。四、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三国志》是否有曲笔，有争论。《晋书·陈寿传》说：“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意不为立传。”又说：“寿父为马稷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诸葛)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后人如唐刘知几等都相信《晋书》的说法。但是，清代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钱大昕等人都不同意《晋书》的记载，现代一些史学家也为陈寿辩诬，所辩理由都有说服力。但是，陈寿既是晋臣，在行文上还是要为魏晋最高统治者回护的。如曹操本来“自领冀州牧”“自立为丞相”“自立为魏公，加九锡”“自进号为魏王”，可是《三国志》中都写成汉献帝为了酬劳让德，诏命封赐，而非曹氏自取，司马氏用同样手段取天下，也都说成是皇封。所以，《三国志》仍然是有曲笔的。五、《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文采不足，过于简要，多为后世所非。《三国志》成书一百三十余年，宋文帝命裴松之(372－451)作注。裴松之搜集了一百五十余种书给《三国志》作注，其注不同于史、汉旧注以考释为主，而主要是补充史料，材料竟超过原文三倍多，极大的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裴注的价值绝不逊于《三国志》原书，《四库总目》称裴注“详引诸事错互之文，折中以归一是，其例最善”，当然裴注也有缺点：补充材料有的杂芜，考辨史实偶有错误，重要史实亦有遗漏，但这并不影响它开创注史新例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