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西晋陈寿撰。

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年六十五岁。陈寿所处的时代，是三国末和西晋初这一段时间。公元263年，曹魏灭蜀时，他已经有三十一岁了。两年之后，司马炎就夺取了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史称西晋。陈寿在西晋生活了三十二年。因此，对于三国时期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这样对于他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是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的。同时，陈寿又是当时蜀国有名的史学家谯周的学生，在谯周的教育和影响下，他对研究历史很有兴趣，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撰成了有名的《三国志》，从而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

陈寿在蜀汉王朝时，担任过观阁令史的职务。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凡是不巴结黄皓的朝臣，多被贬抑和排斥，陈寿便是被排斥的一个。到西晋时，开始他仍然不得意，沉废累年。后来经张华的推荐，被举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出为平阳侯相。由于整理诸葛亮的文集有功，提升为著作郎，《三国志》一书，大概就是在他担任著作郎这段时期内写成的。

三国时期一般是指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国开始，到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为止，前后共计六十年。但是在此以前，即从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以后，军阀割据的局面，便逐渐形成。而到公元208年赤壁之战的结果，三国鼎立的形势便确定下来了。所以三国这一段历史，实际上前后约九十年。这中间有三十年时间，形式上虽然是属于东汉末年之事，而实际上却与魏、蜀、吴三国的形成和建立不可分。所以《三国志》与《后汉书》在内容上就有一部分是重复的，如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等传，二书均有，原因就在这里。

陈寿写《三国志》所依据的材料，魏、吴二国，有现成的史书可供参考，如魏国有王沈的《魏书》和鱼豢(huàn换)的《魏略》，吴国有韦昭的《吴书》。但是蜀国因为未置史官，所以没有现成的史著可供参考，关于蜀国的史事，全靠作者本人亲自去搜集采访，编撰成书。虽然陈寿是蜀人，对于蜀国的文献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也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政府档案材料，所以在史料上不是十分丰富的。不仅《蜀书》如此，《魏书》、《吴书》也存在这个问题，即内容比较简略。因为陈寿写书时靠近三国时期，撰写这个时期的各种有关历史著作还不多，可供利用的现成成果很少。不象范晔在写《后汉书》时那样，有大量的现成材料可供采辑，内容自然就要丰富得多。因而刘宋时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就针对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这个缺点，补充了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方便。

《三国志》的编撰体例，如同《汉书》一样，是纪传体断代史。虽名《三国志》，书中却没有志，也没有表，只有本纪和列传。对于三国鼎立的局面，在全书中如何安排，是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本来魏、蜀、吴三国是独立的三个国家，各自独立为书，作为国别史来写是比较合理的。但是陈寿是从三国进入到晋朝的，而且在晋朝担任了官职，身为晋臣，就不能不为晋国的政治需要服务。因为晋是直接继承了魏政权而统一全国的，所以陈寿在《三国志》一书中，就把魏摆在正统的地位，用本纪的名称来记述魏国君主的行事，而蜀、吴二国，一律称传。虽然如此，但在蜀、吴二书中，关于国君的记载，用的仍是本纪的方法，即用编年体的方式，按年月日记事。所以实际上三国是并列为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寿当时这样安排，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既要反映历史的实际，又要不触犯晋朝的忌讳，只有这样安排才比较合适。后人对陈寿的以魏为正统的作法，提出了种种责难，认为不应当那样做。其实陈寿在当时是出于不得已，知人论世，势所必然。

《三国志》没有志这一部分内容，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陈寿之所以没有写志，大概是因为材料不足的缘故。我们今天要找这方面的材料，可以到沈约编写的《宋书》中查阅。《宋书》有志三十卷，叙事远溯到三代，尤详于魏、晋，有关三国时期的制度沿革等情况，可以从中得到了解。

历来对《三国志》的评价，虽然有毁有誉，但是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多，其不足的地方是次要的。由于陈寿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见到《三国志》稿本的人，就很赞赏他，认为“有良史之才”。张华将他比之于司马迁、班固，并说要把修《晋书》的任务也交给他。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当他看到陈寿的书以后，便放弃了自己的写作计划。陈寿死后，范頵等曾向晋惠帝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也说，把陈寿的《三国志》拿来和《史记》、《汉书》相比，也不为过分。平心而论，《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比，是略有逊色，甚至也赶不上范晔的《后汉书》，但在二十四史中，它仍是一部值得学习的有名史著，这是可以肯定的。

《三国志》的不足之处，除了内容较为简略以外，批评较多的是认为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无论以魏为正统也好，对西晋统治者的隐恶溢美也好，都属于这方面的问题。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就举出了许多为晋回护的例证。陈寿身为晋臣，书中多为司马氏说好话，这是势所必然。一切封建史家在撰写史书时，莫不如此。象司马迁那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据事直书，或微辞讽谏的，在整个封建时代，能有几人!所以陈书中的曲笔回护之处，并不是他特有的缺点。至于《晋书·陈寿传》中提到因索米不遂而不为丁仪丁廙兄弟立传及因父受刑而贬抑诸葛亮事，乃是传说之词，并不可靠，清人多有考辨，说明并非陈寿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