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战国兵法·谷梁传》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庄公八年

兵事以严终

出曰治兵，习战也; 入曰振旅，习战也。治兵而陈蔡不至矣。兵事以严终。故曰：善陈者不战，此之谓也。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僖公二十二年

论襄公泓之战

《春秋》三十有四战，未有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者也。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则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何也?贵之也。泓之战，以为复雩之耻了。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齐之丧，执滕之，围曹，为雩之会。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楚成王怒而执之。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 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 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司马子反曰：“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其出。”既出，旌乱于上，阵乱于下。子反曰：“楚众我少，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 言而无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信]?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僖公二十三年

论以不教民战

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

襄公二十五年

伐楚之事门于巢卒

以伐楚之事，门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门于巢，乃伐楚也。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见以伐楚卒也。其见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国过小邑，小邑必饰城而请罪，礼也。吴子谒伐楚，至巢，入其门，门人射吴子，有矢创，反舍而卒。古者虽有文事，必有武备，非巢之不饰城而请罪，自吴子之自轻也。

昭公八年

搜狩以习用武

因搜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以葛覆质以为挚。流旁握，御声者不得入。车轨尘，马侯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 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刁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 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

[鉴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专门阐释《春秋》的著作。它与《左传》、《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

《谷梁传》的作者旧题谷梁赤(谷梁是复姓，赤也作喜、嘉、等)。谷梁赤是战国时鲁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生卒年不详。《谷梁传》初仅口说流传，到西汉时代才成书。故也掺杂着秦汉间和汉初儒家们的一些思想。

因为《谷梁传》是解释《春秋》的，所以阐释的时限与原著一样，上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计242年。《谷梁传》与《公羊传》的体裁相同，重在解释《春秋》的“大义”，而略于史事。

《谷梁传》通行本有晋人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唐人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清人钟文丞《谷梁补注》、近人柯劭志《春秋谷梁传注》等。其中《谷梁补注》达24卷，兼采了汉学、宋学对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加以补充。是清代学者注释《谷梁传》较为完备的一种，该书被收入《皇清经解续编》。

本书仅根据《十三经注疏》为底本选录有关军事的几段文字，文中标题系编者所加。并据此略谈其军事思想。

一、强调“兵事以严终”的治军思想

《谷梁传》认识到，军队是国家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平时是国家政权的征象，战时则要以武力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不是可有可无或随便治理的。故提出了：“兵事以严终”的论断。要求军队在出师前和战后回师都要严格整顿军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士熟悉阵战。还例举了鲁国由于严格治军，军队整顿得好，与陈蔡抗争时，鲁军只是做到了严阵以待，就威慑了陈蔡，使得它不敢进攻鲁国的事实，说明严格治军的实际意义。进而提出了“善于治理国家的，用不着使用军队;善于治军的，用不着列阵;善于列阵的，用不着实际作战; 善于作战的，可以避免死亡;善于对待死亡的，可以保全国家。这些“善于”，当然都离不开“严”字做保证。

二、反对机械搬用军事原则

春秋时期行武，通常要求符合“仁、信、礼”的用武思想。但有的运用灵活，有的运用机械呆板。宋襄公与楚军战于泓水岸边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宋襄公是机械地搬用“信”的作战原则。当楚军渡河之际，司马子反(也作司马子鱼)提醒襄公说：“敌众我寡，趁它处于险境赶紧击鼓进攻它，这是取胜的最好机会。”襄公却说：“君子不把人推入绝境，不趁人的急难发起进攻，还是等待它脱离险境吧。”楚军渡河完毕，出了险境，但旗号混乱，阵脚不稳。此时，子反又劝襄公趁敌混乱发起进攻，襄公却说：“不应该进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军。”等到楚军列成阵势后再去攻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自己负伤，七个月之后就死去。针对这一史事，《谷梁传》提出了严厉批评，告诉人们运用军事原则，要掌握其普遍规律，切不可机械呆板地死搬硬套。它指出：言辞之所以成为言辞的原因，在于它符合信义;言辞如果不符合信义，怎么还能叫言辞?信义之所以成为信义的原因，在于它符合正理;信义如果不符合正理，怎么还能叫信义?在战争中，正理就是重在抓住时机，乘势进攻。”

三、提倡军事技术训练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训练方法

《谷梁传》详细记载了古时候用打猎与射宫相结合进行训练的史事。它描述了猎场有区域界线，将士只许在此区域内模拟战场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动作打猎，一旦禽兽跑出了猎场的界线，就不许再追逐，以此法演练战场上不追逃奔者的“仁义”思想。用不许把猎获的面部受伤和幼小的禽兽献给君王的规则，来教育将士尊敬君王。接着还描述了将士在猎场训练结束后再到射宫去练箭。并把射宫的射箭成绩与猎场成绩挂起钩来，规定在射宫练箭射中了，即使在猎场没射中禽兽，也可以分到猎获的禽兽，如果打猎打中了禽兽，在射宫中却没有射中，那也不能分到禽兽，用这种训练方法，既练了军事技术，又教育了将士看重仁义的思想。通过上述史事的描述，充分证明作者非常欣赏这种训练方法。

《谷梁传》还有“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军事指挥员要身先士卒等军事思想，有“伐不逾时”、“诛不填服”等作战指导原则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学习时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