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总论

　　一、中国园林发展历程及其在世界上影响

　　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这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中国古典园林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风格闻名于世。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维克多·雨果称赞中国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说：“一切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荟集于圆明园，圆明园是规模巨大的幻想的原型（如果幻想也有原型的话）。只要想象出一种无法描绘的建筑物，一种如同月宫的仙境，那就是圆明园；假如有一座集人类想象力之大成的灿烂宝库，以宫殿庙宇的形象出现，那就是圆明园。”18世纪英国宫廷建筑师威廉姆·钱伯斯也称赞说：“中国花园的实际设计原则，在于创造各种各样的景，以适应理智的或感情的享受的各种各样的目的。”

　　1、在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中国的园林文化成熟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最初的形式是“囿”或“苑囿”。即圈出一块空地，让草木鸟兽在其中自然生长繁育，并挖池筑台，供帝王和大臣们狩猎和游乐。此时的“圃”、“园”和“苑”、“囿”呈现不同的价值功能：前者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囿”“苑”则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园林艺术虽然和精神文明密切相关，但物质文明是它的基础，园林的建造和管理，必须依赖于蓄养、种植乃至建筑等物质生产技术。商周时代的园林文化带有原始古朴的特点，基本上是天然状态的地形、地貌和自然风物，人工因素极少，具有浓厚的自然野趣。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园林开始有了成组的风景，即有土山又有池沼和台。自然山水的主题开始萌芽，并且在园林中构亭营桥、栽花种树，中国园林的构成要素都已具备，不再是简单的“囿”了。

　　在中国园林美的历程中，秦、汉以前是第一大阶段，而秦、汉的苑囿体现了第一阶段的最高成就。秦统一中国后，在国都咸阳大兴宫室，以炫耀文治武功。又在渭南建上林苑，置离宫别馆。但一座阿房宫，就“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史记·秦始皇本纪》）。

阿房宫赋图

　　汉代是中国园林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其表现之一是营建规模更加宏大。汉武帝造建章宫、上林苑。周围数百里有几十座宫殿，“皆容千乘万骑”。“上林苑”是汉武帝的私人园林，遗址在今陕西西安西郊。据文献记载，它原是秦朝的皇家林苑，武帝好游猎，特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扩大圈筑为周围二百余里的大园林，专供皇家游乐田猎之用，苑内“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曾作《上林赋》一文描述其盛况，谓其“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又“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车骑雷起，殷天动地”。

明代院派画家《汉武帝上林出猎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表现之二是奠定了中国古代园林营造的基本思路和营造方向。汉武帝好神仙之说，在建章宫内建太液池，池中建三岛以仿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这种“一池三山”的构思不仅使中国古代园林有了主题和象征意义，也成为中国历代皇家园林的基本格局；

　　表现之三是中国园林从汉代起由皇家园林向私家园林发展。当时的达官显贵、富商巨绅开始建造私家园林：汉高祖时丞相曹参，汉和帝时大将军霍光皆雅好筑园；董仲舒为一代名儒，也有个私园。茂林富户袁广在北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丈余。奇树异草，靡不培植；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三辅黄图》）。可见当时私家园林已达相当规模。园林建筑突破皇室垄断，这对提高园林应用价值、园林的普及和发展，皆有突破性意义。

　　2、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我国园林文化的第二次飞跃时期。其标志是此时的园林美学已抛弃了秦汉以来以宫室楼阁为主，囿内充斥珍禽异兽的构思，主张以山水，倡导自然野趣，这与当时山水诗的兴起相表里，也与“畅神”这种美学趣味的流行有关，它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消极避世、啸傲山林的人生理想。魏晋时代，“隐逸”、“归复”之风的流行，几乎是和对自然的审美意识的彻底觉醒同时出现的，或者说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对山水自然美的赏会，俯观仰查，游目骋怀，这在魏晋时代已被视作“名士风流”的重要表征。是否喜爱欣赏山水自然的美，成了品鉴人品、文品的重要标尺。对园林影响最大的要数陶渊明。他在《归园田居》、《饮酒》等田园诗作中，第一次以新的审美意识来重现审视园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其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这类诗中所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园林，却孕育着新的园林类型诞生。

　　随着人们对山水自然的审美意识的觉醒，以山水自然美为题材的艺术创作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独特的风韵意趣给这个时代的艺苑带来了新鲜空气，使人们的眼目心胸均为之一清。在开始成为独立画种的山水画中，园林也开始作为一种现实的题材，为自己的存在而亮相，为自己的发展而显耀其美的光辉。老庄哲学及其表现形式之一的隐逸意识，从魏、晋开始就由显而隐地渗入到山水的欣赏、题材、主题以及园林的审美意识之中了，这就是所谓“玄对山水”。魏晋南北朝园林成为中国园林的一个主要流派——士大夫园林的源头和模式。另外，由于当时佛教的盛行，僧侣们喜在深山里古潭边建舍利宝刹。寺内建筑又讲究曲折幽深。所以这些寺院本身就是一座寺院园林。如东晋高僧慧远法师创建的东林寺，就与庐山山水融为一体，本身就是一座园林：“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

“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的庐山东林寺

　　当时还流行“舍室为寺”的风气，贵族们把自己的住宅捐给佛寺，住宅中的园林也就成了寺院的附属园林，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园林方式寺观园林，如位于江苏常熟县虞山北麓中部幽谷间的兴福寺，又名破山寺。因唐代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而知名，他就是南齐彬州刺史倪德光舍宅而成寺院。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熟县破山寺

　　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全盛期。隋代园林以丰富的水景水法取胜。如隋炀帝的西苑即以水景为主，园之湖面周长十多里，象征蓬莱、方丈、瀛洲的山景浮于烟波之中，山上的台观楼阁依稀可辨。唐代除了在长安大修宫室以炫耀王权外，还在骊山依山而筑华清宫，使骊山渭水、离宫别馆融为一个巨大的园林。又在长安城北筑东苑、内苑和禁苑，并在禁苑内筑“逑场”，供贵族们打马球，这是我国园林中最早出现的体育设施。另外，长安城内还出现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公共游览性质的大型园林——曲江。环江还有观榭、紫云楼、采霞亭等，每年定期向市民开放。我们从杜甫的《丽人行》，敦煌曲子词《莫攀我》以及唐人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等诗词小说中，可以推测这座唐代公园的盛况。

今日曲江池

　　唐诗对唐代园林的筑建影响很大：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异彩纷呈的山水田园诗作，对当时和后来的园林美学思想、造园设计乃至园林欣赏心理，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大批诗人特别是大诗人王维、杜甫、白居易等都创作了许多专咏园林并很有价值的诗篇，这说明咏园诗以摆脱了帝王后园的拘囿，引起了士大夫们的广泛关注，它在人们的审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在唐代，私家园林，“别业”、“别墅”、“山林”、“园池”、“山居”等已开始引起诗人们的审美关注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审美地位开始提高了。宋之问的蓝田别墅，王维的辋川别墅，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白居易的草堂，开宋代以来江南文人写意园的先河，是陶渊明园林美学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其中王维的辋川别业更是中国古典园林在第二历史阶段发展到山水园的一个代表作。他的《辋川集》二十首和《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则是描绘这座士大夫园林与大自然山水美景交融互映的绝唱。

　　3、宋元明清为中国园林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人为的艺术加工是大大增加，景观中含蕴的主体情致是显然地加浓化，技术美的水平也显著提高。于此同时，包括园林美学在内的园林理论则是大大地发展了，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审美的质的变异和飞跃。除此而外，宋、元、明、清园林在数量、类型和普及程度上，也不同于魏、晋至唐这一历史阶段。

　　宋代是我国园林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宋代诗词更强调人的主观意绪，感情体察非常细致；宋代文人画更讲究寓意，寄兴，赋予人文精神。文人的山水画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作为士大夫表现其林泉之思和佛道旨归的一种手段，到了宋代，这种情趣的渗透和表达更加自觉；讲求含蓄寄兴，更成为一种品评画风高下的标准，并上升为美学理论。郭熙把自己著名的绘画理论著作取名为《林泉高致》，其中写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之一，即在于避尘嚣而亲渔樵隐逸”。宋代诗歌、绘画这种美学倾向影响到园林建筑，使宋代园林尤其是南宋园林有别于汉唐的雄放，朝秀逸的方向发展。继隋唐以后，宋代的私家园林更是大量涌现，据记载，当时京城附近百余里内的空地，几乎被私家园林占满。伴随着私家园林的成熟，诞生了一种别具风貌的园林——文人写意园。这类园林在主体设计上强调主观意蕴，如宋代诗人苏舜钦在苏州筑的沧浪亭。因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题名“沧浪亭”，自号沧浪翁，作为自己因事件遭到保守派攻讦无端罢官退守林泉的政治自白，并作《沧浪亭记》。在记中写描述游憩于沧浪亭中的感受是：“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表白自己的人生选择和对腐朽官场的厌弃。园中最大的主体建筑是面阔三间的“明道堂”。亦是取“观听无邪，则道以明”之意。在唐代，审美主体的情致还没有更多更好地渗透和占有客观的物象。因而，这类园林即使为文人所占有，也不能称为文人写意园，尽管它已经是道地的自然山水园。这类私家园林的题名，一般以所在的地名来称呼，如王维的“辋川别业”，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等。更有不具专指名称的，如白居易在庐山的园林只称“草堂”，后人才称之为“庐山草堂”。从宋代开始，园林开始出现带有文学意味或文化色彩的题名，如司马光的“独乐园”、朱长文的“乐圃”、沈括的“梦溪”等，都不但有一定寓意的园名，而且园中的风景点也往往有一定诗意的题名。“沧浪亭”即沧浪园中的“明道堂”即是其中典型代表。“名道”最早出自《道德经》，自欧阳修提出“文以明道”主张以来，士大夫们即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所在。作为欧阳修的好友苏舜钦，在被迫归隐后仍以“名道”作为园林中主要的建筑、文人讲学之所的堂名，其政治取向是非常明显的。文化意蕴和人生取向的楔入，这是宋代宅园与唐代宅园的一个质的区别，也是古典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美学意义的又一次嬗变。

宋代文人写意园的代表——沧浪亭中“明道堂”

　　宋代作为我国园林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另一个标志就是园林专著和大量“园记”的出现。

　　“园记”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园林艺术理论或园林美学著作，但是，它有助于了解某个或某些园林的美之所在，有助于了解造园思想、历史沿革、所在地望、建园经过、景观特色、结构功能、审美经验等，可说是对某个或某些园林所作的美学速写或文学素描，其中有许多可贵的潜态的园林美学思想资料。园记肇于唐代，但白居易的《草堂记》、《池上篇序》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等，还不能算是标准的园记。到了宋代“园记”开始大量出现，其代表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和南宋周密《吴兴园林记》。《洛阳名园记》是有关北宋私家园林的一篇重要文献，它记述了作者所亲历的当时比较名重的园林19处，大多数是利用唐代废园的基址，其中18处为私家园林。属于宅园性质的有6处：富郑公园、环溪、湖园、苗帅园，赵韩王园、大字寺院；属于单独建置的游憩园性质的有10处：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独乐园、刘氏园、丛春园、松岛、水北胡氏园、东园、紫金台张氏园、吕文穆园；属于以培植花卉为主的花园性质的有两处：归仁园、李氏仁丰园。《洛阳名园记》对所记诸园的总体布局以及山池、花木、建筑所构成的园林景观描写具体而翔实，可视为北宋中原私家园林的代表之作。南宋著名词人周密的《吴兴园林记》出自他的散文笔记《癸辛杂识》，后人别出单行本，名《吴兴园林记》。作者记“常所经游”的吴兴（今浙江湖州）园林三十六所，所记虽简略，却可见当时湖州园林之盛，且从中也可见其时湖州园林构筑、布局各具特色。

　　《洛阳名园记》和《吴兴园林记》是一种群体园记，还有一些记个别园林的园记，如苏舜钦的《沧浪亭记》、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朱长文的《乐圃记》、沈括的《梦溪自记》、洪适的《盘洲记》、陆游的《南园记》、冯多福的《研山园记》；记宫苑的有赵佶的《艮岳记》、张淏的《艮岳记》、祖秀的《华阳宫记》等。

　　园林理论著作方面则产生了杜綰《云林石谱》。《云林石谱》大约成书于徽宗重和元年至高宗绍兴二年（1118—1133）间，是我国古代载石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石谱。全书约14000余字，涉及名石共116种。作者详细考察了这些名石的产地，还细数其采取方法、形状、颜色、质地优劣、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坚硬程度、纹理、光泽、晶形、透明度、吸湿性、用途等方面的各自特点，并按其性质进行了分类。书中记载的石头产地范围广达当时的82个州、府、军、县和地区。作者杜綰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字号、生卒年不详。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甲子科状元及第，开元二十三年（735）又登王霸科（唐考试科目的一种），官至京兆府司录参军，不显而终。杜家为望族，世代为官，入相者达十一人。其子杜黄裳，于宪宗朝为相，封邠国公。《云林石谱》除上述内容外，还介绍了各种岩石的用途，如造假山，制研屏，制砚以及其他器具、玩具等。还介绍了当时工人加工石材的方法。在园林美学方面，宋徽宗赵佶作为道君皇帝，开始对太湖石的审美，并实际运用到皇家园林“艮岳”的建筑之中。他在艮岳中以太湖石垒海上神山，在自然风光中契合道家情思。

　　明清时代是中国园林美学集大成时代。明代园林在传统以水景、池中垒山为主的传统筑园构思下，又发展出一种叠石文化：园内危峰深洞，山石峥嵘。或孤峰独耸，或犬牙连绵，渗入一种“洞天福地”的道家情思。此时的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富庶，封建文化也随之高涨，园林构思受到当时诗人绘画的影响也大一些。南京、苏州、太仓等地的随园、拙政、留园等为代表的江南著名第宅园林，皆是著名文人书画家、富商或归隐高官按上述美学观念所建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高峰。如元代著名画家倪瓒参与建造的狮子林，即以“林有竹万，竹下多怪石，状如狻猊（狮子）者”而得名。园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邃而盛名于世。狮子林的湖石假山既多且精美，湖石玲珑，洞壑宛转，曲折盘旋，如入迷阵，有“桃源十八景”之称。洞顶奇峰怪石林立，均似狮子起舞之状。有含晖、吐月、玄玉、昂霞等名峰，而以狮子峰为诸峰之首。参与建造者倪瓒（号云林），元代南宗山水画的代表画家，画史将他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明清时代受到董其昌等人推崇，常将他置于其他三人之上。倪瓒擅山水、竹石、枯木，多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岑。其代表作《虞山林壑图》、《怪石丛篁图》《江岸望山图》轴、《赠周伯昂溪山图》等，用笔变中锋为侧锋，折带皴画山石，枯笔干墨，淡雅松秀，意境荒寒空寂，风格萧散超逸，简中寓繁，小中见大，外落寞而内蕴激情。他指导下所建的园林狮子林，亦正体现了上述美学理想。

　　明清时代的“园记”和园林学专著更加丰富。“园记”方面有王世贞《古今名园墅编》、《游金陵诸园记》，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吴长元《宸垣记略》，文震亨《长物志》，邹迪光《愚公谷乘》；钟惺《梅花墅记》，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祁彪佳《寓山注》，王象晋《群芳谱》，高濂《遵生八笺》，林有麟《素园石谱》，陆绍珩《剑扫》，孙知伯《培花奥诀录》，屠降《山斋清供笺》，李渔《闲情偶寄》，叶燮《滋园记》、《假山说》、《二取亭记》；李斗《扬州画舫录》等。

　　计成的《园冶》，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一部园林学专著。根据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整理了修建吴氏园和汪氏园的部分图纸，于崇祯七年（1634年）写成这部专著。全书论述了宅园、别墅营建的原理和具体手法，反映了中国古代造园的成就，从工艺学角度总结了中国历代园林营造经验。全书共3卷，附图235幅。主要内容为园说和兴造论两部分。其中园说又分为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10篇。该书首先阐述了作者造园的观点，次而详细地讨论了借景、相地、立基、栏杆、门窗、墙垣、掇山、叠石等园林营造的美学原理。书中既有实践的总结，也有他对园林艺术独创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并有园林建筑的插图二百三十五张。《园冶》是计成将园林创作实践总结提高到理论的专著，是一部研究古代园林的重要著作，为后世的园林建造提供了理论框架以及可供模仿的范本。同时，《园冶》采用以“骈四骊六”为其特征的骈体文，在文学上也有其一定的地位。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江苏苏州吴江县人，生于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为明末著名造园家。他不仅能以画意造园，而且也能诗善画，他主持建造了三处当时著名的园林——常州吴玄的东帝园、仪征汪士衡的嘉园和扬州郑元勋的影园。他还是一位诗人，时人评价他的诗如“秋兰吐芳，意莹调逸”。遗憾的是其诗作已散佚，令人难以窥其风貌。

　　“半槛泉声过四海，一亭诗境飘域外”，中国园林作为世界上三大园林类型之一，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前面已引用过著名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对圆明园的盛赞，同时期的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对圆明园的介绍则更为准确和详细。当时他受乾隆皇帝的邀请，参与绘制圆明园四十景，深深地为圆明园宏大的构思和胜景所慑服。1743年，他在给巴黎的朋友达索的信中将圆明园称为“人间的天堂”，认为“园内各物，无论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极雄伟美丽，因为我的眼睛从来不曾看到过任何与他相类的东西，因而也就令我特别惊讶”，“中国人在建筑方面所表现出的千变万化和复杂多端，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又贫乏又缺乏生气的”。这封信后来被汇编在《传教士书简》之中1747年出版后，轰动了整个欧洲。不少王公贵族千方百计搜集中国园林资料，托人复制圆明园四十景和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英国皇家建筑师张伯斯则首次运用“中国式”在欧洲营造园林。他曾两次来中国游历，学习造园技术，归国后为肯特郡公爵设计和建造了“丘园”，仿照中国园林格局在园内辟湖叠山，构筑岩洞，在当时的英国引起极大轰动。一时间，仿照中国园林的池、泉、桥、洞、假山、幽林的自然风格，成为一股热潮。

　　日本园林特别是古典庭园，受中国古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日本奈良时期先后十九次派出遣唐使来学习中国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园林艺术。日本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池泉筑山亭”式园林，显然是受中国园林的道家情思“一池三山”的影响。到十三世纪，中国佛教禅宗和宋代写意山水传到日本，禅宗的禅意和思辨、南宋代文人画的写意技巧给日本园林美学以重大影响，使日本园林在再现自然景致方面显现出一种高度概括、洗练的意境，并为后来“茶道”流行时出现的“茶庭”打下基础。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后乐园”即取名于我国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后天下之乐而乐”，效法宋代以后文人园的取名方式；另一座名园“兼六园”，亦是说他具备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说到的“宏大、幽邃、人工、苍古、山泉、眺望”名园六条标准，皆是以中国古代园林的美学标准作为学习楷模的。

　　二十世纪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园林更以“世界园林之母”的盛誉进入各国的城市和展厅。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明清样式的建筑“明轩”就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落成。接着，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山公园内又建起一座园中园——逸园。继后，德国的杜伊堡市修建了体现中国楚文化特色的“郢趣园”。1983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园艺博览会上，中国的“芳华园”获得“园艺建设中央联合会大金质奖”；1984年在英国利物浦举办的国际园林节上，中国的“燕秀园”又获得“大金奖”和“最佳亭子奖”、“最佳艺术造型永久保留奖”。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园林的美学理想和造园技术为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所仿效，更多的中国式园林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华人聚居区建筑起来。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内建筑“明轩”

　　二、中国古代园林的人文内涵

　　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有着不同的人文内涵：中国园林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去模仿自然、再现自然，利用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性，在为自我服务的同时“创造”出自然式的园林，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自然美的园林风格。而西方园林从一开始就同秩序密不可分，从一开始就与自然抗争，并试图征服自然来产生他们认为的和谐美。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自然，又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度去改造和征服自然。因此，中西方园林各自不同的特征，正是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是两种文化对同自然的不同态度，从而形成了中、西方园林不同的人文内涵。中国古代园林的人文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天人合一、师法自然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崇尚自然之美，主张和谐和“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其渊源可以上溯到老庄。老子把“师法自然”作为天下万物生存发展的最高准则，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天地有大美”，人应该与天地相和，“谓之天和”（《庄子·天道》）。所谓“天和”就是以天地自然契合于人的内心之美，做到“天人合一”。他的代表作《逍遥游》和“临渊之辩”，从审美理想上来说也就是主张自然之趣和神游之乐。这种人文主张贯彻到园林建筑上，就是“师法自然”。所谓“师法自然”，即是以大自然为效法对象，把自然界的精华营造在方寸之间，达到类似自然山水的审美效果。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树木花卉的种植，园石假山的布列，亭阁楼台的新建，曲池园沼的开挖，都要求深得自然之趣，让居停主人和游人在身居闹市的人工之美中领略和享受自然风光。

　　至于如何在园林营造上“师法自然”，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手段：

　　第一，在园林的整体布局和构筑中着意模仿大自然形态

　　西方园林尤其是法国园林在布局上呈规则的几何图形：一条中轴线分开左右，两边的景物整齐对称。中国古典园林则是模仿自然山水散落式格局，无定形、无定法，所谓“造园无格，得影随行”。看似并不强调明显的、对称性的轴线关系，而实际上却表现出精巧的平衡意识和强烈的整体惑。在这种自然式园林中，仿创自然的山形水势，永恒、奇特的建筑造型与结构，多彩多姿的树木花草，弯弯曲曲的园路，组成了一系列交织了人的情感与梦想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园林空间。例如北京故宫和一墙之隔的故宫御花园就呈现迥然不同的建筑格局：北京的故宫是非常规则的棋盘式格局，但与之相连的御花园则自由散落；承德外八庙的普陀宗乘寺和须弥福寿寺的寺庙建筑呈中轴线式对称格局，后面的园林建筑则依山就势，点点散落，道路也曲折盘旋，若断若续，不是那种通衢大道式的直往直来。这都说明，中国古典园林不但不同于西方园林，甚至不同于中国古代宫室宗庙，他完全是师法自然。使身在其中的人们有重返大自然的感觉！

北京故宫和一墙之隔的故宫御花园不同建筑格局

　　为了体现“师法自然”这个总体构思，园林家们在山、水、林、泉、亭、台、楼、阁的设计和构筑中尽量模仿大自然的形态，如走廊，本是一种人工建筑，造园家们尽量抹去人工的机械痕迹，造成一种自然流走之势，其中的波形廊即模仿廊下的水波，爬山廊则虽山势曲折，回廊则模仿大自然的流风廻雪。苏州拙政园的水廊，网师园的曲廊、射鸭廊，沧浪亭的复廊和颐和园的长廊皆是按“师法自然”的宗旨建造的。亭阁也是如此，中国园林中的亭阁很少是矩形这种正规的几何图形，而是模仿自然物的造型，如模仿梅花的梅花亭，模仿雪花的六角亭，模仿圆月的圆亭，模仿缺月的半月亭。亭盖有时故意使用茅草，以形成一种山间气象。至于园内的假山、林泉、池沼，更是模仿自然风光。

　　另外，在景点的安排和意趣上尽量契合自然美的形态。自然美有两种基本形态：壮美和优美。前者体现为高达雄壮的动态美，后者体现为细腻、柔和的静态美，中国古典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主要体现后者的美感。我们知道，黄昏、月夜、细雨、微风显得特别柔、静谧和朦胧，造园家们很注意与自然界这种优美契合。无锡蠡园有一个八角小亭虚架在池水之上，造型娇小玲珑，秀美异常，亭名“月到风来”，可见此亭的构筑主要是领略大自然风月之美：三五之夜，月白风清，游鱼细呷，树影婆娑。立此亭前，自有一番自然风光的领略，更有一种人生哲理的领悟。网师园内有座明轩，小轩三间，拖一复室。竹、石、梅、蕉隐于窗后，旭日初映，皓月泻银，风动竹影，雨打芭蕉，多种自然美集于轩外。东墙又开漏窗，院东园林之景尽献于墙垣之间，使人觉得咫尺之间有万里之遥。明轩已作为中国园林的代表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落成。就其成功原因，皆在自然美和意趣上的契合。

　　2、君子“比德”、修身养性

　　中国古代园林尤其是文人园不但是士大夫游憩居停之地，更是他们读书养性之所、退隐避世之归趋。这种人文特征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君子比德”的哲学思想关联极大。

　　儒家的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注重内心的道德修养。不论对人还是对事都要格守仁爱的美德。这种仁爱观表现在自然美学上，就是以山水来比附人的泊、宽厚、揖让、修明等美德，让人道德修养在山水美感中涵育和养成，所谓“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这种“比德”的山水观，就是让“仁”这个“道之器”通过对山水的真切体验，去感受、去反思、去发挥。

　　“山”、“水”这些元素在孔子看来行来，并不只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还表现为一种情境、一定的人格。孔子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无处不表现自己对山水的情衷，他“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君子见大水必观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他把苍茫大山当作他泰拜的“仁者”形象，面对浩荡大水引发无限的哲理情思，触发心底对本原的求索。自此以后人们就借山水来比喻君子德行，“高山流水”也成为品德高洁的象征和代名词。

　　如上所述，中国古典园林是“师法自然”，作为自然山水的缩影和袖珍版的园林建筑，自然也要极力体现园林主人和游憩者的人生选择和道德归趋。中国古典园林中从一开始就重视筑山和理水。中国历代园林，何园无石？何园无水？，哪怕方寸之地，也要用两块嶙峋的太湖，配上几抹绿萝，再加一潭碧水、几株垂柳,将山水林泉笼括其中。这些相对筒单廉价的园林元素降低了追求智行高洁的成本，又迎合了文人儒士淡薄名利的理想境界。这种园林文化，不论是高洁之士的理想实践还是高官巨贾的附庸风雅，无不带有“道德比附”这类精神标签和实际体验现，与孔子的“君子比德”思想有关。东晋的陶渊明可以说是中国园林这种“道德比附”的第一波实际践行者，他在著名的五首《归园田居》中，开篇就将官场与园田做一对比，来表明自己的人生归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诗人心目中的园田，以及和他对官场的厌弃，对自然、“真趣”的选择连在一起，变成一种淡泊操守的物质形态展示。这种操守的物质形态展示，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陋室铭》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充分。陋室是刘禹锡在和州任刺史时所建，位于城郊长江边的横江浦附近，实际上是座第宅园林。《陋室铭》也不重在记述筑造经过，而是意在表态。开篇就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将陋室与自己高洁品德连在一起。结尾的刘禹锡在铭中以诸葛庐、杨雄亭作结，亦意在暗暗表明：居处简陋志向却不浅陋，“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壮志一直存于胸中，这与他在同时创作的《历阳书事七十韵》中勉励自己要勤于政事，把一己之乐置于脑后，全力以赴投入当时抗旱救灾之中，拯民于水火的自励相表里，从不同的侧面印证着刘禹锡人格的高尚。他在贬为连州（今四川连县）时，曾在海阳湖畔建“吏隐亭”，独处其中，并写下表明心迹的《吏隐亭述》，其中写道：“石壑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为今为古”，同样也是将此亭连同亭名作一种道德比附。宋代的苏舜钦被保守派罢官后，在苏州筑沧浪亭，此园林的取名就是道德比附，采用古代《沧浪歌》的诗意：“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在其《沧浪亭记》中，更通过昔日官场的污秽与今日林泉之乐的适意的对比，将这种道德比附挑明：“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直接表白自己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类似的还有同是宋初诗人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

今日和州的陋室公园

　　从中国园林的取名上也可看出这种人文特征：中国园名名称并不直接与园主的名称相关，而更多地是与园主的人格理想相关。不像西方的园林多以园主命名，如莫斯科克林姆林宫附近亚历山大花园、圣彼得堡的叶卡捷林娜宫、彼得夏宫，英国汤姆斯·沃尔西的汉普顿宫、伊丽莎白花园等。北京颐和园的前身叫清漪园，西太后取意颐养冲和改用现名。这位曾垂帘听政的女皇企盼天下太平，并能让她“颐养天年”；无锡寄畅园的名称则表达出它的主人希望自己能生活得自由自在。中国园林中不止一处的“大观楼”、“大观园”，既是说此处视野开阔、景色秀丽，也是说在此游览、寄居的人要豁达、达观。据史料记载，汉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就有一处园中园叫“博望苑”，指登高望远、亲近自然，能使人的精神得到滋养和升华。至于园名“寄畅”、“清晖”、“沧浪”、“艺圃”、“退思”、“古猗”、“秋霞圃”等，也都讲究其人文内涵。

　　3、与中国古典诗词、书法、绘画的密切相关

　　前面说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园林文化的第二次飞跃时期。随着人们对山水自然的审美意识的觉醒，以山水自然美为咏歌对象的山水诗开始出现，并产生以谢灵运、谢朓为代表的一批山水诗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晖”，这些咏歌大自然山水的名句，不但道出大自然山光水色给诗人带来的“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的愉悦感受，也表达了他“虑淡物自清，意惬理无违”、“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的理性思考。这种沉浸在山光水色中愉悦以及由此触发的理性思考的名句，给这个时代的艺苑带来了新鲜空气，使人们的眼目心胸均为之一清。他不但成为当时刚刚兴起的山水画的题材，也引进了山水画的理论之中，例如稍后的宗炳就认为山水画就是用有形的山水来表达无形的“道”，仁者从中能感到愉悦：“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道，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画山水序》）。到了无法跋山涉水的晚年，他便卧在榻上观看山水画，作为神游：“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宋书·宗炳传》）。在宗炳的眼中，山水画中所表达出的哲理与实际山水是一致的，观者完全可以畅神其中，得到同样的人生感悟。宗炳是山水画的开创者，正是他的绘画理论和实际创作，使山水画成为中国画中一个独立的画种。

　　山水诗、山水画以及相关的书法理论和实践，必然对中国园林文化及其构筑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中国当代园林专家陈从周认为“中国园林应该说是文人园”。另一位园林专家刘敦桢调查了苏州网师园、留园等数十座园林的营造经过，发现要不是园林主人是文人，要不就是文人画士直接参与了营造，莫不与文人有关。既然中国士大夫与园林的关系如此密切，士大夫的审美理想和生活情趣当然决定着中国园林的人文内涵，而这种内涵又主要是通过古代文人表达情感的主要渠道诗文、书画来传输的。东晋高僧慧远在同众僧游览庐山石门胜景后，写了一首《游石门诗》，在其“序”中抒发了他游览中的感慨和对人生哲理的寻思。其中写道：“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耶？并三复斯谈，犹昧然未尽。俄而太阳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宇宙虽遐，古今一契；灵鹫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风迹谁存？应深悟远，慨焉长怀！各欣一遇之同欢，感良辰之难再，情发于中，遂共咏之云尔”（慧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意思是说：在山谷之间，所看到的大自然都是无所主宰、随顺自然的，应当不会因为游者的感情而起增添什么情致。但仍然让人对大自然有这样深的感受，这难道不是在用一种空明虚静的景色开阔我们的观想，用悠闲深远的境界让我们的情致更加笃厚吗？我先后三次重复这样的话语，仍然没有找到答案。不一会儿，太阳落下山去了，眼前的景物已经模糊不清。我这才领悟到那些幽隐之人神秘的感悟，通达永恒事物的至深之情，其实是神灵赐给的禅趣，并非仅仅是眼前美丽的山水……宇宙虽然遥远阔大，但古今却是同一个样子；灵鹫山虽然悠远，荒无人烟的路程对于笃信佛教的人来说，却像是一天就可以到达。如果没有这些哲人，美好的风尚和古迹怎么会存在呢？感应深邃的哲理，领悟西方佛法的启发，心中又是一阵长久的思索。他后来在庐山创建我国第一座寺庙园林东林寺，实际上就是上述思考的实践。《高僧传·慧远传》云：“（慧）远创造精舍，洞尽山荚。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即是把山水林泉这些自然山水缩小移植到寺庙之中，“神清而气肃”，以寄托自己的物外禅思。唐代韦应物在诗中描绘当时长安慈思寺中园林之美：“对殿含凉气，裁规覆清沼。衰红受露多，余馥依人少。萧萧远尘迹，飒飒凌秋晓。节谢客来稀，回塘方独绕。”（《慈思寺南池秋荷咏》）诗人“回塘方独绕”的来回思索的，仍旧是“萧萧远尘迹”方外之思和“节谢客来稀”的人生感概。杭州灵隐寺西北的“韬光庵”，寺名就有种人生取向。诗僧韬光和尚，常与白居易在此唱和，为此寺增色不少。白居易诗中有“师命来伴食，斋罢一瓯茶”之句，即指与韬光之交往。韬光有和白居易诗一首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种金莲。白云乍可乘青障，明月谁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飞锡去，恐防莺转翠楼前。”这都是山水美景所引发的人文情思。韩翊《题荐福寺衡岳禅师房》，描绘衡山荐福寺的园林美景：“僧腊阶前树，禅心江上山。疏帘看雪卷，深户映花关”；宋释智圆描绘灵隐寺《冷泉亭》云：“亭幽无俗状，清景涤烦襟。砌厌寒流浅，檐分积翠深。晚花闲照影，古木冷垂阴。凭槛不能去，澄澄发静吟”，皆出色地传达寺院之幽和居者游人的散淡情怀，皆为寺院园林增光添彩，也皆突出了内蕴的人文内涵。

　　元代以后，画家直接参与造园活动。元人画在南宋文人写意画的基础上更重视写意和神似，而且以模山范水转向直接写意。这种美学观念体现到园林构筑上，则是求意境、讲韵味，表高洁之情操，求境外之意蕴。元代写意画的代表人物倪瓒把自己在画论中所追求的美学理想倾注到苏州狮子林的设计构筑之中，使这座园林以天然石趣闻名于中外。

　　至于一些著名的园记、亭阁记和园内的诗文楹联，更是突出了中国园林与诗文、书画的关联。济南历下亭有所谓“三绝”、“三宝”，三绝是：建于北魏年间的古亭，杜甫诗做成的楹联“海右此亭古，历下名士多”，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书法；亭前的千年古树、亭上乾隆亲笔所书的玉碑以及杜甫等人曾经坐过的石凳则并称为“三宝”。多与诗和书法有关，历下亭也因此成为天下名亭。

　　郁达夫有首咏西湖诗云：“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其实，不仅“江山也要文人捧”，园林更离不开“文人捧”。黄鹤楼之所以名垂千古，超过安庆的振风塔、镇江北固楼等规模气势并不逊于它的临江塔、楼，主要还是在于崔颢那首有名的《黄鹤楼》，更在于李白对此诗的膺服：“胸中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苏州的寒山寺，游人们甚至从遥远的日本和东南亚赶来，往往在深夜聚在在寺外的枫桥边，并不是要欣赏这座寺院园林的美景，而是在等待夜半的钟声。此源出自唐代张继的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同样的，滕王阁出名于王勃的《滕王阁序》，尤其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与长天一色”的名句，建阁的藤王李元婴则很少有人提起。李元婴在四川阆中所建的另一所滕王阁，因为没有王勃所做的《滕王阁序》，更是很少有人知晓。湖南的岳阳楼，滁州的醉翁亭，如果没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为之渲染播扬，洞庭湖边这座楼台，琅琊山间这间小亭，能如此名闻遐迩吗？

　　与诗文相比，楹联、匾额与中国园林的关系，可能更直接一些。《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落成后，贾政带着一班清客前去赏玩，游园时曾发过这样一番感慨：“偌大景致，若无亭榭，若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贾政尽管是个老保守，但这番话说得确有见地。犹如一篇文章需要点题一样，好的匾额、楹联不但能增加园林的文化底蕴，还能雅洁而准确地勾勒出山水林泉、亭阁台榭的外在美景和内在含蕴，流露出园林主人的生活哲理和理想归趋。“别峰庵”是焦山双峰之间一个小小的四合院，之所以远近闻名，并不仅仅在于环境的清幽别致，而是在于庵内北侧有小斋三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当年曾在此读书处。门上还保留着当年郑板桥手书“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对联。郑板桥在此还留下了许多咏歌焦山的墨竹诗画作品。如为旧时的自然庵写过对联：“山光扑面因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潮”；《题自然庵画竹》诗：“静室焦山十五家，家家有竹有篱笆。画来出纸飞腾上，欲向天边扫暮霞”。正是这些诗文书画，为“别峰庵”带来千古盛誉。

位于两峰之间的别峰庵：郑板桥读书处

　　据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介绍：文人墨客游览岳阳楼时喜欢在楼上题诗写联。主人不胜其扰，便在楼的左右序门分别刻上两幅名联，一幅是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另一幅是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前来的游客见刘长卿描绘洞庭湖的名句“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都排不上队，哪敢再班门弄斧，“后人不敢复题也”。这两幅楹联，气象阔大，又充满动态感和生命力。既写出岳阳楼前壮伟之景，又吞吐着作者的风云感受。所以被传为文史佳话，也为岳阳楼增添无限光彩。到了清代，岳阳楼头又增添了一副道光年间进士云南窦垿撰写的一副长联：“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崖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更增添了岳阳楼的文化底蕴。至于昆明大观楼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袤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在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所产生的效果，是游人皆知这幅长联。至于楼台的精致、花木的繁盛倒在其次。

　　类似的以楹联著名的园林，还有秦皇岛山海关孟姜女庙：“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上海豫园万花楼“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风风雨雨，花花草草，年年暮暮朝朝”；南京秦淮河风月亭：“佳山、佳水、佳风、佳月，千秋佳地；痴声、痴色、痴梦、痴情，几辈痴人”；南京清凉山扫叶楼：“作叶与叶想，作非叶即叶想，庶几乎扫叶；有凉之凉时，有不凉而凉时，是故曰清凉”；杭州西湖湖心亭“台榭漫芳塘，柳浪莲房，曲曲层层皆入画；烟霞笼别墅，莺歌蛙鼓，晴晴雨雨总宜人”；西湖中山公园：“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苏州留园五峰仙馆的：“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这些楹联，或深蕴生活哲理，或表达园主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归趋，或文字波俏，充分发挥汉字和汉语言的结构美和声韵美，给所在园林增添了百倍声誉。

留园“五峰仙馆”两旁立柱上的对联

　　4、安居理念、封闭格局

　　中国园林不同于西方园林四通八达的开放方式，他以封闭围合为其特征，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国寡民”思想和安居社会模式。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我国古代的先民们就形成了以封闭围合为特征的社会模式。出于中原内陆的地域特征，他们对自然界的适应多于征服，收集、积累多于寻找、探索，不同于古希腊和罗马的海洋岛屿国家的民族特性。长期积淀的结果，形成一种封闭性的心理状态，老子所阐述的小国寡民思想：“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孔子主张的“君子慎独”（《孔子家语》）成了人们憧憬的社会理想和生活信条。从出土的中国古村落遗址到今日仍存留的北京四合院，都是以封闭、围合为其建筑特征。甚至到唐宋时代，城市内的“里”、“坊”也完全是封闭的。

　　这种人文思想和居住上的特征，自然会反映到就园林建筑上来。从文字上看，无论是前期的“囿”，还是汉代以后的“园”，直到诗经中的“圜”、种花育树的“圃”，外围皆是四处围合，即使是简化字，也只简化内部结构，外面的□始终没有变化。在园林实际建筑中也是如此，园林内的隔墙可以留有花格窗，有意“漏景”和刻意“透景”，但林园四面的围墙则完全是封闭隔离的。古典诗词中的一些名篇名句：“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蝶恋花·春景》）种种遗憾和懊恼的产生，皆在于园林的封闭性，园门紧闭而产生。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甚至找不到一块古代园林（包括公共园林如唐代的曲江池）是完全开放的，这种人文特征的形成，源于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时期保守安居理念的影响。

　　三、中国园林的分类

　　中国园林的分类有不同的标准，从占有者的身份来区分，大体可以分为皇家园林、第宅园林、寺观园林和名胜园林四大类。

　　（一）皇家园林

　　1、历代皇家园林

　　皇家园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园林类型。它不像私家园林遍布全国各地，其分布相对集中，地域特征和民族风俗差异比较明显，也正因为如此，才使皇家园林具有多种风格和特征。

　　皇家园林如果从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修建的“灵囿”算起，到19世纪末慈禧太后重建清漪园为颐和园，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宫苑的建置。一般建在京城里面，与皇宫相毗连，相当于私家的宅园，称为大内御苑；大多数则建在郊外风景优美、环境幽静的地方，一般与离宫或行宫相结合，分别称为离宫御苑、行宫御苑。行宫御苑供皇帝偶一游憩或短期驻跸之用，离宫御苑则作为皇帝长期居住并处理朝政的地方，相当于一处与大内相联系着的政治中心。

　　中国的皇家园林始于殷商时期（公元前16——前11世纪）。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关皇家园林“囿”的论述。周朝的皇家园林亦是以囿的形式出现。当时著名的皇家园林为周文王的“灵囿”，“灵囿”以自然树木花草为主，鸟兽充其间，并挖池筑台，供帝王贵族游乐狩猎，实际上就是狩猎园。

　　秦始皇嬴政修筑的阿房宫，尽管今日只残存一座东西长一公里，南北约0.5公里、高约七米的长方形夯筑土台，但我们认可结合杜牧的《阿房宫赋》感觉出它昔日的规模和豪奢。

　　汉代是兴建皇家园林规模最大的朝代之一。汉高祖五年（202），刘邦改建清代秦代的兴乐宫为长乐宫，宫垣东西长约2.9公里，南北宽约2.3公里，面积几乎占汉代长安城的四分之一，其中自然包括林泉亭阁等园林建筑。汉武帝时，又把已荒废的上林苑改造为宫苑，周围拓展至二百多里，几乎囊括长安西面和南面的广大地域。这是一座范围极大的狩猎、游憩兼做生产经营的综合性皇家园林。苑内有河流池沼，最大的昆明池可以用来训练水军。苑内除天然植被外还广植名木花卉，蓄养各种珍禽异兽。苑内建离宫别馆数十处，以供帝王游览时居住。汉武帝还在华美巨大的建章宫内开凿太液池，池内堆筑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成为后来皇家园林的标准范式——“一池三山”的滥觞。

　　六朝时期的随着山水诗、山水画的兴起和玄学的影响，皇家园林有别于秦汉时期一味追求高大巍峨的殿堂和辽阔的苑囿，出现山水风景式园林。当时的玄武湖，就是六朝时期的皇家园林。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他于台城北堑附近挖土造池沼，建明月观、宛转廊、徘徊桥等楼台亭阁，园内多聚异石，名之曰“玄圃”。为了增强园林的隐蔽性，文惠太子特意傍门列修竹，内施高障，造游墙数百间，以遮人耳目。这种游墙就是活动墙面，可拆可立，在当时可谓一大创新。到了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又对玄圃进行了一番改造，把玄圃当作读书会友之所：更立亭馆，又辟善泉池，中有亭榭洲岛，曲径幽深。据史书记载，他常与当时的著名学士游宴玄圃，还曾请书法家周颙在园内题字。园子“一时名才并集，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玄武湖内六朝皇家园林“玄圃”

　　隋唐时代的皇家园林，由于受到魏晋六朝山水风景式园林的启迪，开始讲究天然与人工的和谐统一。洛阳的西苑和长安骊山的华清宫，可分别视为隋唐皇家园林的代表。隋代的西苑以水景为主。苑内周长十余里的大湖作主体，湖中三山高出水面百尺，上建亭台楼阁。大湖周围又有若干小湖，之间以水道沟通。园内有十六苑，即十六处风景各异的独立的建筑群落。苑外围以“龙鳞渠”形成封闭体系，苑内龙鳞渠则与大小湖面互相沟通，形成一个完成的体系。华清宫则以山景为主“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杜牧《过华清宫》）它利用骊山风景和温泉造园，苑内的建筑布局和植物配置都按山麓、山腰、山谷、山顶的不同部位因地制宜并突出各自的风景特色。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高峰的宋代，其皇家园林建置规模远逊于隋唐，然立意的高妙、布局的精致和技法的精巧则有过之。宋徽宗建造的艮岳是其杰出代表。艮岳是在平地上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地山川之优美。宋徽宗作为出色的山水花鸟画家和书法家，艮岳同时也是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艮岳周围长十余里，费事六载。苑内辟江引流，作洲渚、筑涧布峡，修闸桥。所用山石皆太湖石，专门用船从江南运来，称为“花石纲”。此时，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金代营建了西苑、同乐园、太液池、南苑、广乐园、芳园、北苑等皇家园林，并修建离宫禁苑，其中最大的是万宁宫，即今天的北海公园地段。并在郊外建玉泉山芙蓉殿、香山行宫、樱桃沟观花台、潭柘寺附近的金章宗弹雀处、玉渊潭钓鱼台等。“燕京八景”之说即起源于金代。

　　元明时期皇家造园活动相对的处于迟滞局面，除元朝大都御苑“太液池”，明代玄武湖（明朝时为黄册库，系皇家禁地）扩建为西苑外，别无其他建设。其中元代万岁山（今景山）、太液池（北海）为中心发展。当时将太液池向南扩，成为北海、中海、南海三海连贯的水域，在三海沿岸和池中岛上搭建殿宇，总称西苑。在宫廷之内有宫后苑（今故宫御花园），宫廷外的四面东苑、西苑、北果园、南花园、玉熙宫等，近郊有猎场、南海子、上林苑、聚燕台等。此外，明代还大建祭坛园林，如圜丘坛（现天坛）、方泽坛（现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等；庙宇园林也开始盛行。

　　清朝时期的皇家园林建设趋于成熟。其高潮期起于康熙，完成于乾隆。由于清朝定都北京后，完全沿用明朝的宫殿，这样皇家建设的重点自然的转向于园林方面。那时，从海淀镇到香山，共分布着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西花园、熙春园、镜春园、淑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自得园等90多座皇家园林，连绵20余里，蔚为壮观，此外在北京城外还有许多皇家御苑。其中以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避暑山庄、北海最为出名。其中颐和园这一北山南水格局的北方皇家园林在仿创南方西湖、寄畅园和苏州水乡风貌的基础上，以大体量的建筑佛香阁及其主轴线控制全园，突出表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志。北海是继承“一池三山”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北海的琼华岛作为“蓬莱”仿建，所以，晨雾中的琼华岛时常给人以仙境之感受。避暑山庄是利用天然形胜，并以此为基础改建而成。因此，整个山庄的风格朴素典雅没有华丽夺目的色彩，其中山区部分的十多组园林建筑当属因山构室的典范。圆明园是在平地上，利用丰富的水源，挖池堆山，形成的复层山水结构的、集锦式皇家园林。此外，在中国造园史上，圆明园还首次引进了西方造园艺术与技术。其中“观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西洋楼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方河里还有一个威尼斯城模型，皇帝坐在岸边山上便可欣赏万里之外的“水城风光”。

　　清代园林有两个不同于历代皇家园林的特点：一是此时的封建帝王全面接受了江南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和造园理论，而它本来多少带有与主流文化相分离的出世倾向。清代有若干皇帝不仅常年在园林或行宫中料理朝政，甚至还美其名曰：“避喧听政”。另一方面，出于整体宏大气势的考虑，势必要求安排一些体量巨大的单体建筑和组合丰富的建筑群，这样也往往将比较明确的轴线关系或主次分明的多条轴线关系带入到原本强调因山就势，巧若天成的造园理法中来了，这也就使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判然有别。

　　2、皇家园林的兴造特点

　　一是规模宏大。皇帝能够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与经济上的雄厚财力，占据大片土地面积营造园林而供自己享用，故其规模之大，远非私家园林所可比拟。中国最早皇家园林灵囿，方圆35千米，秦汉的上林苑，广150余千米。隋朝的洛阳西苑，周100千米，其内为海，周5千米。唐朝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南北16.5千米，东西13.5千米。北宋徽宗时的东京艮岳，是在人造山系——万岁山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山周十余里”，北则俯瞰，有“长波远岸，弥十余里”的景龙江。元代大都西御苑太液池，“广可五六里，加飞桥于海中，起瀛洲之殿，绕以石城”，明代在此基础上，扩建成南海、北海、中海。清代所建避暑山庄，其围墙周长10千米，内有564公顷的湖光山色；圆明园占地200多公顷，长春、万春二园150多公顷；最晚建成的颐和园，占地约287公顷。显而易见，皇家园林的规模是寺庙园林和私家园林所望尘莫及的。皇家园林数量的多寡、规模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朝代国力的兴衰。

　　二是园址选择自由。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个“王土”既然包括皇家苑囿。皇家园林既可以包络原山真湖，如清代避暑山庄，其西北部的山是自然真山，东南的湖景是天然塞湖改造而成；亦可叠砌开凿，宛若天然的山峦湖海，如宋代的艮岳，清代的清漪园（北部山景系人工堆叠而成）。总之凡是皇家看中的地域，皆可构造为皇家园林。

　　三是建筑富丽。秦始皇所建阿房宫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汉代未央宫“宫馆复道，兴作日繁”，到清代更增加园内建筑的数量和类型，凭借皇家手中所掌握的雄厚财力，加重园内的建筑分量，突出建筑的形式美因素，作为体现皇家气派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从而将园林建筑的审美价值推倒了无与伦比的高度，论其体态，雍容华贵；论其色彩，金碧辉煌，充分体现浓郁的华丽高贵的宫廷色彩。

　　四是皇权象征寓意。在古代凡是与帝王有直接关系的宫殿、坛庙、陵寝，莫不利用其布局和形象来体现皇权至尊的观念。皇家园林作为其中一项重要营建，也概莫能外。到了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皇权的扩大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在当时所修建的皇家园林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其皇权的象征寓意，比以往范围更广泛，内容更驳杂。例如圆明园后湖的九岛环列，象征禹贡九州；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的全园最高土山“紫碧山房”，象征昆仑山，整个园林布局象征全国版图，从而表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寓意。

　　五是在设计布局上吸取中国各类园林精华。

　　康熙年间，江南著名造园家张然奉诏为西苑的瀛台、玉泉山静明园堆叠假山，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