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评论

有关元曲的批评论文或专着，兴起于元代，发展在明清，重要着作如下：

1.《南词叙录》明徐渭撰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别号水月、天池山人、青簇道士等，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造诣，他自我评价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尽管未谈及戏曲，但也成就卓着。

《南词叙录》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宋元南戏和明初戏文的专论着作，全面论述了南戏的源流发展、风格特色、声律音韵等，对作家、作品，术语、方言进行了评论考释。《南词叙录》史料价值丰富，见解精辟，书末附录了宋元南戏剧目65种，明初南戏剧目48种；徐渭更正了南戏产生在元杂剧之后，由北曲演变而来的误解，指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由“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发展而来，揭示了南戏的来源真相。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大力倡导戏剧语言的本色：“《琵琶》尚矣，其次则……《江流儿》、《莺燕争春》、《荆钗》、《拜月》数种，稍有可观，其余皆俚俗语也，然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在徐渭看来，“与其文而晦，毋若俗而鄙之易晓也”。他又提出：“至散白与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凡语入要紧处，略着文采，自谓动人，不知减却了多少悲欢，此是本色不足者，乃有此病。”“本色”所要求的是发自作者内心，本色的前提下，即使俚俗也可以得到原谅。

《南词叙录》对南北戏曲进行了比较，徐渭认为：“南曲北调，可于筝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南易制，罕妙曲；北难制，乃有佳者。何也？宋时，名家未肯留心；入元又尚北，如马、贯、王、白、虞、宋诸公，皆北词手；国朝虽尚南，而学者方陋，是以南不逮北。”徐渭肯定了北戏的艺术成就，认为北戏高于南戏，但同时，他又对南戏持宣扬推介的态度。

当时，部分文人、士大夫崇尚北曲，歧视南戏，徐渭批评了这种重北轻南的传统观念：“胡部自来高于汉音。在唐，龟兹乐谱已出开元梨园之上。今日北曲，宜其高于南曲。有人酷信北曲，至以伎女南歌为犯禁，愚哉是子！北曲岂诚唐宋名家之遗？不过出于边鄙裔夷之伪造耳。夷狄之音可唱，中国村坊之音独不可唱？原其意，欲强与知音之列，而不探其本，固大言以欺人也。”《南词叙录》为南戏力争社会地位，对传奇作家们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汤显祖从抒写真情方面发展了他的曲论，沈璟则发展了徐渭的本色、通俗。

2.《戏说》清焦循撰

焦循（1763—1820），字理堂，号半九主人，江都（今江苏）人。嘉庆年间举人，会试未第。托足疾归隐十余年，曾入姻亲阮元幕中。

《戏说》共6卷，汇辑了唐宋以来的166部书籍中的有关戏曲的资料，包括戏曲起源、脚色行当、题材本事、戏剧语言、表演艺术、作品题词、作家逸事、观剧逸事等，体例按历史时序编排。《戏说》不仅是历史资料的汇集，还体现了焦循的戏剧观点，这些观点体现在作者对所载资料或解释、或说明、或评论、或感慨中。焦循戏剧历史资料的汇集有两个特点：一是广，包括了戏剧艺术中文学、表演、服饰、道具多个艺术门类；二是注重表演，如卷一内容大都与表演有关，涉及脚色行当的材料尤多。

焦循肯定“谬悠”说，即重视戏剧的虚构创作，并形容为“诡笔”。“谬悠”源自《庄子·天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本意是指根据不足的言语，引申为文学创作的虚构。“文人诡笔，非实有其事。”焦循强调戏剧的“谬悠”，缘于一般学人对戏剧创作不合史实的非议，以及百姓认戏为史的迷误。焦循认为历史故事与戏剧故事的关系：一是“与史笔相表里”。这里的“相表里”，是指正史所记与戏剧所演表面上相反，其实互相比照之后，恰恰相反相成。这是焦循针对史书曲笔、戏剧直书的现象而总结出来的一种创作现象。二是“直抄太史公，不且板拙无聊乎？”此处的“板拙无聊”，不是简单的指剧情的生动有趣，而是指剧作比附、隐射历史，在曲笔还原历史中，观众获得索隐探秘的兴趣。

焦循还对引用资料进行了言而有据的评析、考辨，内容包括戏曲的流变、剧情取材本事、剧本演出情况和反响、角色扮演、道具使用、戏曲作者和演员生平等。不足是对采用的资料缺乏分类编排。

3.《李笠翁曲话》清李渔撰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李渔，字笠鸿，号笠翁，世称李十郎，江苏雉皋（今江苏如皋）人，祖籍浙江兰溪。明代考中秀才，入清后无意仕进，从事着述和指导戏剧演出。41岁去杭州，后移居金陵，游历四方，广交达官贵人、文坛名士。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复移家杭州。李渔家设戏班，至各地演出。在金陵时居芥子园，设有芥子书肆。李渔女婿沈心友请王概等人编有《芥子园画谱》，影响深远。

李渔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被称为“曲中杜甫”，其以舞台实践性、系统性、开创性等为特点的戏曲理论，在中国戏曲理论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闲情偶记》共16卷，内容广泛，涉及饮食、花木、玩好、声音、词曲等。戏曲理论主要集中于《闲情偶寄》的“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词曲部专门研究戏曲，包括剧本创作、角色出场安排等；演习部主要谈戏曲导演与教习。后人把其中的“词曲部”、“演习部”独立刊行，称为《李笠翁曲话》。

李渔强调从观众出发，注重戏剧的舞台演出，论戏密切结合舞台演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编、导、演合一的戏曲理论体系。李渔主张的“非奇不传”、“非新不传”的戏剧理论，实际是情节地位至高无上的“叙事中心论”。李渔还特别重视戏曲形象的整体性原则，将舞台艺术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综合成一个统一的、和谐完美的有机整体。对于戏剧真实，李渔主张“写人情物理”，力戒“荒唐怪异”，即要求戏剧描写现实不能背离人情物理凭空捏造，而是要依据客观规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与虚构，即现实性与传奇性的统一。李渔所说的传奇的“奇”即是指“新”，“新即奇之别名也”。

李渔把戏曲的结构作为编剧理论的核心。这里的“结构”，实际是贯穿创作过程始终的“总体构思”，是既包括形式又含有内容、既包括作品的外部结构又囊括作品内部结构的“总体结构”。结构论是李渔编剧理论的中心，主脑论则是李渔结构论的中心。李渔的“立主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脑”即主题；“主脑”既是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又是对戏剧矛盾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关键情节。

附：

《李笠翁曲话》部分纲目

词曲部分包括：

（1）结构，包括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

（2）词采，包括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

（3）音律，包括恪守曲韵、凛遵曲谱等。

（4）宾白，包括文贵洁净、少用方言等。

（5）科诨，包括戒淫亵、贵自然等。

（6）格局，包括家门等。

演习部分包括：

（1）选剧，分冷热两类，不主张只选热门剧。

（2）变调，包括缩长为短、改变剧中科诨及说白。

（3）授曲，主张选角色应凭声音决定。

（4）科白，主张用方言需节制。

（5）脱套，主张去除不必要的剧场成规等。

4.《宋元戏曲史》近代王国维撰

王国维生平见词评《人间词话》。

《宋元戏曲史》原名《宋元戏曲考》，共16章。阐述上古至元代我国戏曲的起源、发展、形成的过程，以宋、元两代为主，重点论述宋、金、元戏剧的渊源，戏曲文学的地位影响，并对现存的元杂剧作家做概括介绍，论述其艺术特点与成就。首章叙述上古至五代的戏剧，二章以下分述宋朝的滑稽戏、小说、乐曲、杂剧段数等，八章以下论述元杂剧和南戏的渊源、艺术、结构等。

《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史料详赡、论证严密的戏曲史，也是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具有总结性的重要着作。王国维以宋元戏曲为主要考察对象，追溯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和形成，探讨了中国戏曲史研究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他总结出中国戏曲是由某种单一的形式发展而来，到了宋代歌舞方才合一而形成戏剧，“至于元杂剧出，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戏曲是动态发展并不断综合的过程。《宋元戏曲史》充分肯定了元杂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独特的文学价值：“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并且认为：“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

王国维还将《人间词话》中的“意境论”成功地导入戏曲学理论。他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将“意境”运用于戏曲理论，系发前人未发之论。

《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戏曲史学。在此之前，戏曲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而《宋元戏曲史》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将戏曲从传统的诗歌中剥离出来，确定了戏曲的本体观念，将戏曲提高到与诗词同等的地位。通过描述戏曲形成和流变的历程，对戏曲学这一新兴的学科门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建构，使戏曲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宋元戏曲史》系中国戏曲学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