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一直被中国文人视为最重要的典籍

中庸之道

在中国人的茶楼、扇面、屏风，乃至喝茶的杯子上，常常都可见到“难得糊涂”四个字，郑板桥那乱石铺街式的字体给中国人的精神带来了难得的自然与随意，这当然也是生活艺术之一种。美国19世纪的传教士史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里写道：穷困这种东西，在中国人的手里，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穷困的艺术有消极、积极两方面，积极的是勤，消极的是俭，而勤与俭所以成立， 又依赖耐性，没有耐性的人，是勤俭不来的，而这三种特点，中国人是全部具备。并且三者彼此能通力合作，生活越艰苦，合作的关系越牢不可破。

19世纪还有一本麦华托写的《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也说到了中国人的吃苦：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他们有在世界劳动市场上竞争的特点，他们是好的农民、好机械工、好劳动力、好水手，具有成为一流机械师、制造业者所必须的一切智慧、正确的触觉、不倦的耐力，加上他们有温顺、耿直、朴实、勤奋、克己、忍耐的德行，某种程度上爱好和平，能忍受寒暑的恶劣气候。如果他们受到必要的教育和指导，加上资本和企业，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人。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南洋的经验，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些局外人的单纯看法有他的合理性，但在谈到国民性时，更为直接和尖锐的反思就只能来自我们自己。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看到了这个东方民族的“窝里斗”，当然，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不顺，中国人大都还是能和平相处，本性上极其实用的“恶”时时都能被深埋的善良基因强行压抑，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惯性作用，它诉诸于心灵，几乎已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处事规则，所以，用西方的文化体系看去，它差不多已是一种类宗教。只不过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得一团和气的模棱两可，比如，大家都喜欢龙，到处都是龙，可未见得都喜欢真龙，而且，这龙既代表一种俗世的思想，又代表道家的一大智慧，从不肯显露全身，高高在上，一鳞一爪地显着它的权势与威力。

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当然需要一个东西来中和，这个调和剂就是中庸。中庸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用世哲学，更是一种艺术。

用建筑来检验这一条，很容易可以得知：为什么全部框架工程都要有意的显露在外表？因为那里边有匠心，那不仅是框架，更是一种构造，一个系统的支架，那是一种律动的线条，那还像是一个草图的呈现—就像是看绘画草稿上的略图—它指示出建筑物的基础型式。木料的框架在墙壁间总是显露着，栋梁和椽等在内里或外边都可以一眼看得出来。这又跟书法通在一起，共同的名词叫“间架”。

中国文化讲求“中”，很多汉字，比如中、束、柬等，直接就是显明的中轴线图。城垣这样构造，汉字就这样象形或会意，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是到处是门，处处相通，只不过有时有一些捷径，偶然得其“命门”，就可一通百通。

什么都要居中，或留出中心位置，不偏不倚的结果是，在思想上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这还是林语堂的话。林语堂本人也深得“中庸之道”，所以，他知道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他甚至推测说“中国”这个名词，不仅有地文上的概括，也显示出一种生活轨迹。“中庸即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原理，所以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回到孔子的原话则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围棋，本是古代将军演练战阵的游戏，却下出了全局和谐的中庸之道

由中庸而调和从众、持正守平、圆滑巧智，最好的例证就是木头做成的围棋：围棋本来里边充满了争斗与绞杀，是一种争气，占地，是抢、逼、围，是你死我活，是非黑即白，但是，在大师吴清源看来：“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的最高境界是和谐。”

无招胜有招，输赢置之度外，心中只有和谐，这才符合围棋的本意，假如是圣人所造，那他一定是希望借着这个黑白世界达成和谐。这也就是为什么段位越高的棋手，常常会在适当的时候放一个胜负手，或下一着无理棋，因为他追求的结果是求得全局和谐的中庸之道。

理性的幸福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似乎人在木头房子里住得久了，就也慢慢靠近了木头的质性，天然雍容，与世无争。但单单的无争并不能构成一种自然行为，所以，一定还有更深的用世哲学在他们的心里起作用。这就是从中庸过渡而来的忍。

忍者自安。人到无求品自高。逢人只说三分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谨防乐极生悲，要细水长流。同样的格言还有很多，都是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自然用世智慧。

光是木头房子和用具不能提供这种性情的全部回旋，所以，适度的扩大是在把人的整个生活推演到较大的园林空间时，让人还要有比较优游、宽博余裕的地方，园林因此也是中国人家居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喜欢这样的生活。

园林的象征性还在于，它是人和这个社会配合的外在条件，以此提示并保护着人们的心灵，不要去和外在的环境发生冲突。人在景中，也是另一种能借助外物的力量的开始，君子不与物为逆，不冒犯任何人或事，一个较大的空间就总是属于自己的，心情的松动又进一步带来艺术感的空间，这个松动还要常常靠“养心”，凡事不要做绝，话留三分，饭也不要吃得太饱，做事不要倾力，都是这个意思。要详细体味中国人的这种集群性格，《菜根谭》是一部很好的读物，这是一本中国人在时代、社会之中，在个人居所和与人相处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指南。

同类的书还有《醉古堂剑扫》，一本教中国人逢世与玩世的趣味读物，其名言“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经常为人引用并遵照实行。躲进小楼成一统，一步一个脚印地教人收缩，向内心退守。甚至就是一种极有格调的休闲生活，也不单是游目放旷，而是“随心”、“称意”，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养心”。还有，“少林寺、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原骚”，那就更是引领人进入古今的绝艺，使心能与天、自然、本性等等合一。

朱熹，宋代的理学大师。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一直被争论了近千年

中国文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引导人的心灵？因为人都有欲望，古代的中国人还没有一套引人适应和顺从欲望的机制，它只是敏感地发现了欲望大都不好，因此要努力控制。《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里基本上都装着自然欲望，这东西总是一天天变大，所以十分危险。只有靠“道心”，也即因天理而生的仁啦义啦之类的东西来阻止，但这一类东西常常都很稀薄。所以，必须要发明道心，弘扬天理。我们当然知道这种违背人本性的“弃绝”和“堵截”相当困难，不但造成人的性格的多重变异，更会使人在私下里“堕落”更快，但中国文化一直就没放弃这种要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圣人的努力，漫漫长路，到了程朱宋明理学，还在拼命地存天理灭 人欲。有人说，这实在是一种道德高帽下的全民撒谎，当然，因为历史的惯性，它也加强了中国人的传统人格在自善无为、远害全身的被动回避中的修炼，只不过，这种遮掩是以牺牲全民的精神活力、鲜活的个性或是浪漫主义式的想象力为代价的。

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一个是礼，一个为理。鲁迅所批评的瞒和骗，谎言，吃人，都是在这种机制下的自然泛滥。当然，传统中的主流道统也在各方面尽到了压制民智的作用，其结果便是，都不努力追求清晰的思想，而人又必须要不断地一代一代地活下去，终只有一点一点地逃避到追求理性的、可见的并且是可以消磨一生的幸福之中，于是，很小的东西都可以被放大为快乐，过程就已是极大的享受，劳力者也就不怎么需要科学，而要是一个人并没有机会从发黄的古书上去超脱自己，那就最好还不要智慧，因为它打乱人的心神，它常常只使人更加痛苦，它还引导人追求更多的物质追求，而道家一开始就认定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不发达的原因，还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其实，原因不外就是上述种种，因为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不适于科学方法，它的最大功能就是为了追求理性的幸福、快乐。所以，它能将火药用来制作鞭炮就已足够了，因为那烟花总是有无穷的变幻的花样和色彩，而真正的科学发育，除了方法，还需要逻辑思维或是归纳法等分析工具，更需要愚拙而刻苦的钻研，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一点一般的感性与内省，能知人情世故，就已得着了安乐一生的法门了。

中国的哲学中庸、谨饬、和平，有人说这完全是体力减退的结果，而欧美人的气质则充溢着进取的活力。这也是鲁迅认为外国人的书即使是不入流也是个活人的智慧，所以要尽量只看外国书的原因。

当下的西方世界因为物质与科技发达而造成对人的挤兑，已经引起普世的关注，所以，很多人都把求解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智慧，可是，这真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