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汉族共同体的形成及统一国家的出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此时虽有许多少数民族内迁，但基本上仍保持着先进的汉族以黄河流域为活动中心区而落后的少数民族散居周边地区的民族布局。三国以后，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生，一方面汉族从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流亡，扩展汉文化的面积；另一方面，少数族得到汉文化的滋养，向中心地区迁移，接受更多的汉文化的影响。到西晋时，由于少数族大量内迁，其分布格局较之秦汉已有显著变化。大抵匈奴在今甘肃、内蒙、陕北和山西各地；鲜卑的慕容、段、字文三部在今内蒙东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拓跋部在今内蒙西部地区，乞伏、秃发二部在今甘肃西部地区；羯族在今山西上党地区；氐族在今四川、甘肃、陕南等地；羌族主要在今陕西、甘肃、青海一带，也有一小部分在今四川、西藏等地；乌桓一部分迁到今河北、山西、河南一带，余部并入鲜卑；卢水胡在今甘肃、陕西、青海、四川各地；铁弗在今甘肃、内蒙之间。历来是汉族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出现了“戎狄居半”的局面。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几个胡汉统治者割据政权，为了役使更多的劳动力，往往将大批人口迁到京畿附近，如前赵刘曜徙长安汉人八万口还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后赵石虎徙雍秦华、戎十万户于关东，前秦苻坚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诸如此类的民族迁徙浪潮一直延续到北魏后期才逐渐缓和下来。民族大迁徙造成的民族大杂居，使各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提供了民族融合的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参加这个融合过程的北方少数族，主要有匈奴、鲜卑、乌桓、丁零、屠各、卢水胡、羯、氐、羌、賨等。虽然这些少数族之间也互相影响，它们对汉族也发生影响，但当时民族融合的基本方向是少数族的汉化，实质上就是少数族的封建化。其途径，既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中进行，在生产劳动、经济生活中进行，也在通婚联姻、血缘渗透中进行。其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六国至北魏前期(约317－493)，为中原少数族汉化而北部边远地区少数族鲜卑化的阶段。一方面，匈奴、羯、鲜卑慕容部、氏、羌先后在中原建立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诸政权，学习汉族文化，采用封建统治方式，散居边境内外的同族人大量集结到本族政权下这些政权崩溃后，遗民难得再迁回原居地，恢复旧生活，往往留在中原与相杂居的汉族逐渐同化。另一方面，鲜卑人建立的代和北魏，活跃在今内蒙古东部和山西北境，掳获大漠南北数以十万计的游牧民，主要是高车人，至京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带。高车族在鲜卑势力强大的环境里，语言、习俗逐渐鲜卑化。第二阶段是北魏中后期(约484——522)，为鲜卑人随着第一次大南迁而迅速汉化的阶段。太和八年(484)北魏孝文帝开始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十八年(494)迁都后，鲜卑人分成留住旧都平城及六镇者和南迁新都洛阳者两部分。南迁者在经济上与汉人统一编制在均田制度之下，在思想上学习汉人尊孔崇儒，语言、姓氏、服装等皆仿汉俗，胡汉贵族通婚也渐成风气，民族融合的速度大大加快。第三阶段是北魏末年至隋统一(约523－589)，为鲜卑人第二次大南迁和汉族统一政权重建的阶段。北魏末政治黑暗，正光四年(523)以来，北境怀荒(今河北张北县)、沃野(今内蒙古五泉县北)、高平(今宁夏固原县)等六镇士兵相继起义，蔓延至河北、关陇、山东地区，匈奴、鲜卑、敕勒、羌、汉各族人民共同斗争，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交流。起义中和起义后，北部边镇的鲜卑及高车、稽胡大量流入内地，胡汉联系更加密切。北魏分裂后，西魏、北周继续推行汉化政策，而东魏、北齐却又以鲜卑习俗立国，提倡说鲜卑语、唱鲜卑乐、穿鲜卑服、改鲜卑姓。但北齐的胡化政策只是一股小小的回流。公元577年，周灭北齐；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政权，已经完全是汉族政权，三至六世纪北方民族大融合至此基本完成。民族融合的表现，从胡族来看，已由游牧经济为主发展到农业经济为主，掌握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熟悉了汉族的典章制度和儒教文化；语言、姓氏、服饰、习俗都与汉人一致起来，原来的民族特点多逐渐起了变化，如匈奴结发、乌桓剃发、鲜卑索发、羌人披发之俗，都趋于消失；只知跃马弯弓的胡族贵族也士大夫化了。从汉族来看，他们也吸收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物质、精神生活的内容，如学习畜牧业先进经验，推广由胡床演变的高足家具，用质朴刚健的胡族文化特质来纠正和补充南朝绮丽纤弱的诗文传统等等。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众多原来比较落后的少数族完成了封建化，汉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增添了新的活力，空前强大繁荣的隋唐封建盛世，正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个方面的资料，散见于《晋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诸史，今人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十六章第二节有比较集中的叙述，可参阅黄烈《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三期)、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和冯君实《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下)》，民族出版社)诸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