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文观止》的选文标准

王忠

一

《古文观止》选者吴乘权，字楚材，山阴人。其侄调侯亦参与其事。书成于康熙三十四年春。卷首有吴兴祚序。略云：

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诵之外别有会心。与徒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统帅云中，寄身绝塞，不胜今昔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

从序言可以对选者有三点认识：第一，工举业；第二，好读经史，以古学相砥砺；第三，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从第一、第二两条，知选者所谓古文，所谓古学，实与举业之时文有关，故《古文观止》亦与吕袓谦《古文关键》的作用相同；从第三条，知选者即能文之士，故能“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序），因而所选文章多合近代文学的意念。

选文依据旧选本，选者亦不讳言。其例言云：

古文选本如林，而所选之文若出一辙，盖较（当作教）学相传，既为轻车熟路，欲别加选录，虽蹊径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编所登者，亦仍诸选之旧。诚如选者所直认，未能“蹊径一新”，但既参考“诸选”，有所弃取，中间自然也有选者自己的标准了。

《古文观止》书成时，桐城派初袓方苞正二十七岁（生于康熙七年，西历1688年）。是时朴学日盛，理学日衰，学者争为注疏名物之学，专务文章者甚少。方氏初亦如吴楚材精于举业时文，与其兄百川着名东南。及壮，悔之，始力为古文。

如果我们将方氏特点与吴楚材叔侄比较，几乎完全相同。其文学观念相近，可能彼此影响，亦可能贤者所见略同，因为他们的时代与学养本来相同啊！因此，我们研究桐城派古文不能不注意《古文观止》；研究《古文观止》的选文标准也得检讨桐城文派的古文理论，至于《古文观止》所尽推广这理论的功绩已经属于文学史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二

《古文观止》共收文二百二十二篇，其时代虽自周至明，但六朝因骈文极盛，仅收六篇；南宋古文运动已衰，卓然名家者不多；元以国祚短促，也许还因为选者正处异族统治之清代，斥而不取，暗寓民族意识于其中。总之，皆未收录；与宋并立的辽、金亦未录及。好在只是个古文的代表作选本，容许割弃一些无关重要的作品，缺几个时代也无损本书为一个完美的选本。

书名《古文观止》，其实并不纯粹收罗古文，也羼入一部分骈文，如孔稚珪《北山移文》、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王勃《滕王阁序》、杜牧《阿房宫赋》等皆是。大概这几篇文章都曾传诵一时，深为选者所喜，故宁自乱体例，不肯割爱，遂得鸠占鹊巢，在这个最流行的古文选本中占一席地。而且正因为骈文数量上太少，物以稀为贵；又由于文句整齐，易于成诵，尤为读者所深喜，当非选者始料所及吧？

以时代统计，周五十七篇，秦十七篇，两汉三十篇，六朝六篇，唐四十二篇，宋五十一篇，明十八篇。合唐、宋共九十三篇，合周、秦、两汉共一百零四篇，实为全书主干。如果再细加分析：唐、宋文中，韩愈二十四篇，柳宗元十一篇，欧阳修十三篇，苏洵四篇，苏轼十七篇，苏辙三篇，曾巩二篇，王安石四篇，共六十八篇，占三分之二以上，知又以八大家为主，尤以韩、柳、欧、苏（轼）四家为主。周、秦、两汉文中，《左传》三十五篇，《国语》十一篇，《国策》十四篇，《史记》十四篇，共七十四篇，亦占三分之二以上，自然也是这一段时间中为主的几部书了。

要解释以上的现象，必须研究当时的“古文”论。

和选者相距最近的明代是个复古浪潮最高的时代，前后七子都以周、秦、两汉文章为古文最高的标准，所谓“文必秦汉”者是。其中意见最有系统的要算屠隆的文论，他说：

世人谈六经者率谓六经写圣人之心，圣人所称，道术醇粹深白，昭告天下万世，灿然如揭日月而行，是以天下万世贵之也。夫六经之所贵者道术，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若《礼》、《檀弓》、《周礼》、《考工记》等篇，则又峰峦峭拔，波涛层起，而姿态横生，信文章之大观也。六经而下，《左》、《国》之文，高峻严整，古雅藻丽。……贾、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隽古。……其他若屈大夫之词赋……庄、列之文，……亦天下之奇作矣！

同时又有推尊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一派，罗万藻《此观堂集》壹《韩临之制艺序》云：

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遂以为家。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别为一界。

莫不针锋相对，一取秦、汉以上，一取唐、宋以下，主张分明，无可假借。但桐城派古文的创立者清初方苞氏却有了调和之论。他自己学唐、宋八大家为文之法，原应归入唐、宋派，却又推尊《左传》、《史记》、《国语》，他说：

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立一道。（《方望溪文集》贰《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

在《古文约选》序例中又说：

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义法精深变化。

又：

义法备于《左》、《史》。

又《方望溪文集》陆《答乔介夫书》云：

《国语》载齐姜语晋公子重耳凡数百言，而《春秋传》以两言代之，盖一国之语可详也，传《春秋》总重耳出亡之迹而独详于此，则无所取。今代以姜语备入传中，其前后尚能自运掉乎？世传《国语》亦丘明所述，观此可得其营度为文之意也。

显然企图调和明代“秦汉古文”与“唐宋古文”长期对垒的两派。而且以唐、宋派为主，因为推尊《左》《史》而以“抑扬开阖起伏呼照”谈义法，正是《此观堂集》作者罗万藻所谓“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的唐、宋八大家作文之法，不过以之运用到《左传》《史记》《国语》的分析研究罢了。这样，第一，不以唐、宋以下为限，向上追溯源流，古文所包更广，与唐、宋派的狭隘的自限自划不同。第二，秦、汉文既然亦重“营度为文”之意，更接近现代的文学意念，与秦、汉派盲目地推崇六经、子、史亦不同。

现在回过头看《古文观止》：第一，秦、汉文中收《左传》《国语》《史记》最多，可与方望溪的话互相参证。第二，《史记》收《秦楚之际月表序》《高祖功臣侯年表序》而方望溪谓“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义法精深变化”（见上）。第三，《古文观止》中不选《书经》《易经》与先秦诸子文。因此，我们可以说《古文观止》的选者完全抱桐城派初期的古文观念，几乎像把方望溪的意见当作选文的主要的标准了。

三

桐城派的古文选集代表作并非《古文观止》，而是另一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这书依文章体裁分类编辑，比《古文观止》仅依时代先后排列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因为分朝代编选只有在收集一时代重要作品，企图看出文学演变趋向时才有用。古文选本不过选取古文中的代表作品，并不要追溯文体发展演变的痕迹，难免于时代有所畸重，因此依时代排列只是习惯的方法而已。分类编辑既便于依某种文体模仿学习，又可收比较研究之功，而且组织更严密，排比也整齐一些。

但《古文辞类纂》所采十二类，《古文观止》亦应有尽有。

第一，论辩类：如韩愈《原道》《原毁》《获麟解》《杂说一》《杂说四》《讳辩》；欧阳修《朋党论》；苏轼《贾谊论》《留侯论》《晁错论》等。

第二，序跋类：如《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序》《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五代史》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等。

第三，奏议类：如晁错《论贵粟疏》；司马相如《上书谏猎》；路温舒《尚德缓刑书》；诸葛亮《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等。

第四，书说类：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韩愈《上宰相书》《后十日复上宰相书》《与陈给事书》《应科目时与人书》等。

第五，赠序类：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府序》；欧阳修《送杨寘序》等。

第六，诏令类：如武帝《求茂才异等诏》；高帝《求贤诏》；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等。

第七，传状类：如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槖驼传》等。

第八，碑志类：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箕子碑》；王安石《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等。

第九，杂记类：如柳宗元《钴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欧阳修《丰乐亭记》；苏轼《超然台记》等。

第十，箴铭类：如刘禹锡《陋室铭》；苏轼《三槐堂铭》等。

第十一，颂赞类：如《史记》中《项羽本纪赞》《孔子世家赞》等。

第十二，辞赋类：如《楚辞》《卜居》宋玉《对楚王问》；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

第十三，哀祭类：如韩愈《祭十二郎文》；王守仁《瘗旅文》等。

因此，《古文观止》一样是体裁最完备的古文的选本。

四

从体例上说《古文辞类纂》也比《古文观止》严格得多。第一，骈文绝不入选，虽因《汉志》即有辞赋，而八大家既盛赞两汉之文，且有古文赋之创作，为体裁完备起见，列入辞赋类，但序目云：

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不正是以辞俳与否定去取标准吗？

第二，真正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中心，虽亦收《左传》、《史记》、《国语》之文，数量比例简直少到无关重要的程度。这样，才真正有一个派系的明确主张，不但与骈文对垒，连秦、汉文的去取也立下严格的标准，划下一道极显明的界限了。

但后来从桐城派分出的阳湖派便兼容骈文，经过阮元的提倡，更有走向骈散合流的趋势了。《古文观止》这个通俗的选本正因为力求调和当时各派意见，甚至有意迎合各方面趣味，能够历久长新，文学观念的变更中，反觉得更有适应能力，直到今天还是古文中最流行的选本呢！

总计《古文观止》的优点：第一，视《左传》、《国语》、《史记》为文学，其选文标准接近现代的文学的意念。第二，调和各种文论，不囿于一家一派，合乎普通读者的需要。第三，文包众体，便于摹仿练习。第四，不废骈文，在反对古文的潮流中更能适应，这就是它所以最流行的原因吧！

（原载《国文月刊》第76期，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