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文化之唐代以前的围棋州邑及品棋活动和棋官制度全文在线阅读

　　围棋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趣味性、娱乐性和竞技性，正是这四者的结合，才使围棋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班固《弈旨》所谓“高下相推，人有等级，若孔氏之门，回赐相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际上已接触到围棋的竞技性问题，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围棋竞技性的认识。但是，总的说来，在两汉时期和两汉以前，人们主要注重的是围棋的艺术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对于竞技性则基本上没有给予注意，主要还是“志之空闲，玩弄游意”。

　　魏晋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在坚持“当无为之余日，差见玩于君子”（曹摅《围棋赋》）的观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围棋的竞技性，有了通过一定范围的比赛，较量棋艺分出棋品的观念，邯郸淳《艺经·棋品》的出现即是其标志。比较正式的范围较大的品棋活动开始于何时，现在无从考察，但从范汪《棋品》一书的出现，以及书中称江虨、王恬为第一品、王导为第五品看，可以肯定，至少在东晋时已经有了为棋界所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品棋活动。

　　南朝时期的帝王不仅爱好围棋，提倡围棋，而且比较注重棋艺的提高，再加上围棋自身发展规律这个根本因素，便大大的促进了人们对围棋竞技性的认识和围棋竞技性的发展。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出现了多次品棋活动和管理围棋事务的专门性的机构及官员，著名棋手不断涌现，棋艺水平迅速提高。

　　南朝时期的第一次品棋活动，大概是在宋文帝时。那个赌郡得胜当了宣城太守的羊玄保，列为第三品。有“五绝”之称的著名棋手褚胤，年方七岁便入高品。后来他的父亲褚荣谋逆，褚胤亦牵连从诛，时人深为痛惜。

　　宋明帝时亦曾进行过品棋活动，最著名的棋手是王抗、褚思庄和夏赤松。王抗，琅邪（今属山东）人，官彭城丞，棋居第一品。宋明帝好围棋，但棋艺甚拙，去格七八道。因位居人主，人们捧他为第三品。王抗曾与宋明帝对局，“依品赌戏。抗饶借帝，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如此吹捧，未免过于媚上。但从另一方面看，棋手的地位是很低的，须看皇帝脸色行事。褚思庄，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朝请给事中，棋居第二品。褚思庄在宋文帝时已有声名，曾受遣去会稽同羊玄保下棋，并带回棋谱复给宋文帝看。褚思庄的棋用思深久，棋风沉稳细腻，巧于斗棋。夏赤松，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棋亦居第二品。他思路敏捷，棋风凌厉，善于大规模作战。这三个棋手，不仅是当时的名手，亦是整个南朝时期的著名高手。特别是王抗、褚思庄擅名数十年，在南朝棋坛上十分活跃。

　　宋明帝时还设置了“围棋州邑”。《南史·王谌传》：

　　宋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庚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南朝宋的行政区划分州、郡、县三级，邑、郡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名。其仕途升降仍沿袭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外州官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杜佑《通典·选举》），由大、小中正品评举荐人物。清定访问一职不详，可能是一种钦赐的临时加官。围棋州邑显然不是一般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朝廷的正式常设机构，而是一种由皇帝临时指定组织的专门管理有关围棋活动的机构，故官员都是兼职的。从任命宗室皇亲和大臣兼大、小中正看，这一机构还相当受重视。围棋州邑的具体活动和职掌不太清楚，但从其人员构成和兼职的官员来看，它大体上是负责围棋人才的举荐和考核，以及组织比赛、品棋、收集整理棋谱等工作。围棋州邑虽然不是正式机构，但它的职掌和活动内容毕竟带有专门性，可以视为历史上第一个管理组织围棋活动的专门机构。

　　齐高帝时也进行过品棋活动，他本人的棋便为第二品。这个第二品不知是否像宋明帝物议欺为第三名那样，是人们有意吹捧抬高的，但他的棋艺不低恐怕确是事实。他的儿子武陵王萧晔的棋也至名品。国子祭酒江斅的棋为第五品，“为朝中最”（《南史·江斅传》）。不过，这时期最有名的棋手还是王抗、褚思庄和夏赤松。王抗仍是第一品，褚、夏二人同为第二品。一次，王抗和褚思庄在齐高帝面前赌胜负，“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齐高帝）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思庄达旦不寐”。最后的胜负未见史书记载，但两大高手的鏖战却传为佳话。

　　齐武帝萧赜时也有品棋活动。《南史·萧惠基传》：“永明中，敕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永明（483—493）是萧赜年号，抗即王抗。这是第一次有明文记载的品棋活动。

　　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年间（502—519）也举行过有明确记载的品棋活动。《梁书·柳恽传》：“恽善弈棋，帝每敕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南史·柳恽传》：“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这次品棋是通过品定棋谱进行的，但范围相当大，很有代表性。品棋后还专门撰了《棋品》三卷，可见其严肃和隆重。沈约有《棋品序》一篇，可能是这部《棋品》的序文。这时期的著名高手有梁武帝“棋登逸品”，朱异“围棋上品”，到溉“弈棋入第六品”，三人间经常互相对局。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他20岁时到京都，尚书令沈约见他如此富才，戏称他贪婪不廉，朱异一时不知其意。沈约这才解释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你一下子都拿去了，那当然不廉啰。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今江苏徐州）人，聪敏有才学，声名甚广，常常与梁武帝下棋。《梁书·到溉传》说：“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失寝，加以低睡。帝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当时以为笑乐。”到溉家有一尊长1丈6尺的奇石，武帝对局与他交赌，并加《礼记》一部，结果六品毕竟难敌逸品，到溉两样东西都输了。奇石后来移置华林园宴殿前，移石那天，倾城随观，人称“到公石”。

　　大同（535—545）末，梁武帝又命人校定棋品。《南史·陆晓慧传》：“大同末，（陆）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显然，这次是对前几次已定的棋手品位作校定工作，检查一下棋手原有品位，与现在的棋艺是否相符，然后作选汰升降。

　　从这些有记载的品棋活动看，品棋最早是棋坛上有地位的人主持，后来因帝王对围棋的重视，渐渐变为由皇帝指定职位很高的皇室宗亲或大臣领衔，由棋艺较高的官员具体组织。品棋的具体方式不定，可以通过比赛，也可以通过棋手间对局的棋谱。南朝时期的品棋活动远远超过了魏晋的品棋活动，范围广，规模大，级别高，而且比较频繁。经常进行品棋，促进了围棋的交流，对棋艺水平的提高和著名棋手的涌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著名棋手王抗和褚思庄在齐时都官至给事中，作为专职围棋官员供奉内廷。给事中，就是服务于内廷的意思。最早是汉置，属于加官。任何官阶的官员，只要加给事中的头衔就可以出入内廷。故加给事中的官员，贵贱尊卑十分悬殊。南朝齐时，给事中一方面保留着加官的性质，一方面又有转入正官的。永明中，敕王抗品棋，而萧惠基掌其事。王抗是给事中，萧惠基是太常加给事中，但二人地位相距极大，王抗这个给事中显然要低得多。这次品棋中，江斅为第五品，官职是竟陵王司马，却被称为“朝贵中最”。由此可见棋居第一品、官至给事中的王抗，地位很低。另外，王抗、褚思庄都曾作过给事中，却没有留下字号和生卒年，也证明他们社会地位不是很高。王抗、褚思庄的给事中，显然有专职棋官的性质，他们虽然地位很低，但在品棋等活动中十分活跃，对推动围棋的发展和棋艺研究的深入，起了不小的作用。

　　唐以前，虽然没有棋官的专名，但棋官制度是肯定存在的。到唐代，棋官制度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棋待诏和棋博士。

　　《新唐书·百官制》：

　　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692）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內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并棋各一人。开元（713—741）馆废，以內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

　　内教博士的隶属有一些变动，先是称文学馆，又称习艺馆、翰林内教坊，后又复称习艺馆，但玄宗以前都隶属中书省。到玄宗时馆废，内教博士改隶内侍省。内教博士所教之“棋”，即指围棋，当然也可能包括其它棋类游戏。

　　唐玄宗开元初年始设置棋待诏一职，隶属于翰林院。《旧唐书·职官制》：

　　翰林院……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

　　又《新唐书·百官制》：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

　　翰林院是为皇帝服务的机构，翰林待诏即“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宋洪遵《翰苑群书》卷上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棋待诏与诸艺待诏一样，各住一院，领取薪俸，白天要随时等待皇帝的召唤，日晚才退出。

　　像历代棋官一样，唐代棋待诏的地位是很低的。《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其后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专以处忠贤文章之士。”所谓“人才”，是指以文学经学见召者；“杂流”，是指以包括围棋在内的以诸艺见召者；所谓“其后”，是指明清之时，与此无涉。棋待诏职秩与内教棋博士差不多，大致都是九品下阶。

　　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王积薪、王叔文、王倚、顾师言、滑能、朴球等人。

　　王积薪是唐代最著名的棋手，传说他“梦青龙吐棋经九部授己，其艺顿精”。他每次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简中，束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则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唐冯贽《云仙杂记》）。玄宗时，为翰林院棋待诏。他和张说、僧一行有交游。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下：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

　　一行，著名高僧，卒于723年。燕公，即张说，卒于730年。王积薪与之交游，当然是在此前。他当时已有国手之称，到玄宗于安史之乱南逃时（755），还为棋待诏。足见其在唐代棋坛擅名之久。

　　有关王积薪的故事，在唐代就到处流传。特别是他随玄宗去蜀途中遇仙姑仙妇指点，技艺更加提高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对此有详细记载：

　　玄宗西狩，百司赴行在，翰林善围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客舍多为尊官有力者之所占。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水火。才瞑，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闻堂內姑谓妇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处东西室。积新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将近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橐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已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数十步，再诣，則已失向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谓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也。

　　这个传说极为生动，流传甚广，说明他当时在朝野棋坛享有极高的声誉。王积薪还撰有棋书传世。《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王积薪等《棋诀》三卷。郑樵《通志》有“《凤池图》一卷，积薪撰”。世间又流传其《金谷九局图》一卷，据说是开元中，他和冯汪于太原尉陈九言金谷第弈棋的图谱，俗称《金谷园图》。这个图谱十分出名，晚唐时还常为棋手摹习。韩偓《安贫》诗有“手凤慵看八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的吟咏。所谓“九局图”，即指《金谷九局图》。

　　王叔文（753—806），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贞元（785—805）末，以棋待诏翰林。顺宗在东宫，叔文尝侍棋。”（《册府元龟》卷八六九《总录部·博弈》）刘禹锡《子刘子传》称他：“以善棋得通籍。”顺宗即位，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一起进行“永贞革新”，兼任度支及盐铁副使，执事146天。后顺宗禅位于宪宗，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害。王叔文由棋待诏而升迁，最后执掌朝廷实权，这在唐代是仅见的。正是因为自己出身低贱，他掌权后曾将翰林棋待诏等全部罢掉。《太平御览》卷七五：“顺宗朝，署翰林阴阳、星卜、医相、射覆、棋弈诸待诏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棋待诏，即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故罢之。”但后来又都恢复了。

　　王倚，字号里籍不详，唐敬宗宝历（825—827）初为棋侍诏，《册府元龟》卷八六九《总录部·博弈》：“王倚善弈，宝历初为待诏。”

　　顾师言，唐宣宗时为棋待诏。大中二年（848）三月，曾与善棋的日本国王子对弈，以33镇神头的着法胜日本王子，当时传为美谈。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对此有生动详细的记载。

　　阎景实，唐宣宗时棋待诏，曾与顾师言对弈，争盖金花碗一只。阎景实执白先行，结果顾师言胜一路。此谱见于《忘忧清乐集》。

　　滑能，唐僖宗时（874—888）棋待诏。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

　　唐僖宗朝，翰林待诏滑能，棋品甚高，少逢敌手。有一张小子，年仅十四，来谒觅棋，请饶一路。滑能棋思甚迟，吟良久，方下一子。张生随手应之，都不介意，仍于庭际取适，候滑更下，又随手着应之。一旦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以棋待诏供职，谋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办装挈家将行。张生曰：“不必前迈。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着棋。请指挥家事。”滑能惊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

　　天帝派张生召他弈棋，这当然是荒谬不经的，不必去管他。但由“京都共知”，亦可见他当时是何等出名。

　　朴球，新罗人，约唐懿宗咸通时（860—873）棋待诏。诗人张乔曾有《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一诗，中有“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说明他在任棋待诏时，曾创制过新的图势。

　　棋待诏和棋博士制度，是古代专职棋官制度成熟的表现，对围棋棋艺水平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棋待诏多由当时的国手或著名高手担任，如王积薪、顾师言等都有国手之称，尽管其地位并不高，甚至还可以说很卑微，但比那些在民间以课徒教习和博彩为生，或游走于公卿之门的专业棋手，在经济上要有保障得多，政治上也要高出一头。这对专业棋手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和诱惑，必然促使他们钻研棋艺，提高棋艺，去争取棋待诏和棋博士的职位。对于担任了棋待诏的专业棋手来说，他为了应付皇帝的宣诏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他必须尽可能多地搜集和整理古代和当代的局谱，不断钻研围棋理论，不断提高棋艺水平。由于他们无衣食之虞，有大量的时间，有接触禁中所藏的历代棋艺典籍的机会，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目的。王积薪擅名30余年，并著有不少棋艺著作，就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由于隋以后，废除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以科举选士，这样，棋界以品流定棋手的制度，和经常举行的品棋活动也随之取消。由于封建帝王更多的是注重围棋的娱乐性，完全忽视或不注意围棋的竞技性，因此，棋待诏的职责主要是供奉帝王，棋博士的职责仅限于教习宫人。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在棋坛的作用，影响了围棋交流的范围，对围棋竞技性的发展又产生了诸多不利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棋待诏和棋博士这种专职棋官制度又表现出封建制度的专制性和落后性，对围棋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唐以后，棋坛再也没有出现那种百余年间“弈思争流”、棋艺著述极为丰富繁荣的气象，和这种制度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