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哲学家，也是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孙文学说》里边。其著作，国民党统治时期编为《中山全书》、《总理全集》，解放后编为《孙中山选集》。

孙中山在哲学思想上，提出宇宙进化论的思想。他根据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理论，认为“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孙中山选集》第141页)指出世界进化经过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同上书，第109－110页)肯定生命起源于细胞(生元)，细胞是“生物之元子”，“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同上)他以进化论观点论述了地球的起源，物种的进化，以及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这是唯物主义进化的自然观。在“体”与“用”的关系上，肯定物质是“体”，精神是“用”。说“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为之”(《军人精神教育》)。他把物质说成是“体”，把精神说成是“用”，指出没有物质之“体”，也就没有精神之“用”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又说：“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同上)这说明“用”并不是由“体”派生的，“体”和“用”同样是独立存在的。在认识论上，提出“知难行易”思想。认为“行之易，知之难，人类有之，物类亦然。”(《孙中山选集》第147页)就是说，“知难行易”是普遍存在的。强调“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此已十数回翻复证明，无可疑义矣。”(同上书，第149页)并批驳了“知易行难”和“知行合一”的观点。指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似是而非之说，实与真理相背驰”(同上书，第107页)。这种思想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还认为行在先，知在后，知是从行中来的，只有参加革命后，才能得到革命道理，“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同上书，第144页)为了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反对“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的思想。在社会历史观上，提出民生史观。认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同上书，第775页)。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同上书，第765页)“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同上书，第781页)由于不能正确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而陷入唯心史观。